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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运动

作者:顾秀莲
来源: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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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启蒙了妇女的权利意识,其中女子参政权被认为是妇女诸权利中最重要的。西方女子参政运动的兴起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1848年美国召开第一次妇女参政大会,通过妇女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议案,通过组织团体、游行示威、甚至绝食等方式进行艰苦斗争,到60年代,瑞典、芬兰、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妇女取得一定的参政权,如1865年芬兰给纳税女子以地方自治团体选举权,1869年英国政府陆续给予妇女以地方自治的选举权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妇女参政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878年法国妇女倡导设立了有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妇女参加的“万国妇女参政大会”;1888年“国际妇女协会”在美国成立;1902年美国嘉德夫人(Mrs. Carries Chapman Catt)成立“万国女子参政会”,1909年前该会召开三次会议,会员扩大到21个国家。1903年英国出现以班霍斯德夫人为首的“战斗的参政派”。1912年前后,英国妇女的参政组织开始采取激烈手段争取参政权,如妨害演说、拒绝纳税、不服从法律、焚烧车站、捣毁会场、毁坏商店橱窗等。这些信息传入中国后极大激发了中国妇女的参政热情。1912年8月,嘉德夫人率代表团先后抵达上海、北京访问。她在介绍世界各国妇女参政现状时,特别介绍了英国妇女以激烈手段要求参政,而美国以和平手段进行的情况,指出,因方式不同“故英国所得甚少,而美国则大著成”[1],以此告诫中国妇女要求参政的方式不可太激烈。国际妇女参政活动对民国初年中国妇女参政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资产阶级妇女通过参加辛亥革命,受到锻炼,发挥了重要作用,参政热情逐渐高涨,参政要求逐渐明确,认为妇女尽了国民的义务,理应与男子分享政治权利。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妇女掀起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

1911年11月12日林宗素等人在上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该会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力量,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最终目标。[2]1912年1月5日,林宗素代表该会到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要求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的要求,得到孙中山首肯。此次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各种女子参政团体纷纷成立,参政运动高涨起来。

妇女参政要求及孙中山对妇女参政的支持,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为壮大妇女参政的力量,1912年2月20日,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尚武会决定联合组成全国统一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任会长,主要领导人有张汉英、张昭汉、吴木兰、沈佩贞等。该会宗旨:要求宪法明文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图1-19 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徽)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着手制定《临时约法》,唐群英等20人上书请愿:“请于宪法正文之内,定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3]3月3日再次上书孙中山重申参政要求。同日,张昭汉等也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的名义上书孙中山,提出女子参政要求:“某等窃思,共和国既建设矣,国内必无不平等之人。男女平权,无俟辞费。”恳请孙中山在国会议决时,为女界旁听及参政一席,以便数年以后待女子具备政治知识和资格,再行参政。[4](图1-20 孙中山1912年9月致女子参政同盟会信函)

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公布时,条文中并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更勿论女子参政,一时舆论哗然。唐群英等人认为,约法虽属临时,但与宪法有同等效力,于3月18日再次上书孙中山,表示对临时约法中此项规定的强烈不满,要求修改约法,或将第三章“人民”之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条下“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一语删去,或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5]

3月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唐群英等人要求参加会议遭到拒绝后,以会客名义进入议事厅,由议员相劝退出。下午到参议院旁听,议院宣布妇女参政待国会成立后再议,否决了妇女们的要求。20日,请愿妇女要求见参议院议长,因有重兵把守,未能如愿,她们愤怒已极,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强行进入会场。21日,唐群英等60余人第三次来到参议院,因卫兵把守严密无法进入,转而赶往总统府,向孙中山诉说在参议院受阻情况,要求总统亲自就妇女参政问题提出议案。在孙中山斡旋下,参议院统同意女子参政同盟会再具一呈,以便再议,女子参政风波才暂告平息。23日到月底,妇女参政代表多次上书请愿。30日唐群英等再次率人闯入参议院,请求修改临时约法,并声言“若不容许,必诉武力。”[6]

4月1日,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上台,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提出男女权利均等、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禁止强迫卖娼等11条政纲。随后她们联袂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于国会选举法内,加入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规定。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均未有女子选举的条款。为此,60多名妇女拥入参议院,唐群英、沈佩贞等不顾巡警阻拦,进入特别旁听席与议员们激烈辩论,质问他们:女子参加革命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置于不顾!” “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者为大总统”。[7]为扩大影响,她们在北京创办以宣传女子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袁世凯政府 “现在的参议院,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法,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仍是将我二万万同胞一概抹煞了”[8],号召女性不达目的万不能止。(图 1-21 妇女活动家唐群英)

8月下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因多数人反对,删去同盟会原纲领中“男女平权”条款,激起同盟会女会员的强烈反对。她们表示:“此等改组未经女会员认可,擅由男会员做主,决不承认”[9]。并质问,“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10]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一女会员盛怒之下动手打了会议主席宋教仁。唐群英指出,国民党政纲中删去男女平等一条,实为蔑视女界,也丧失了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因此,应该恢复男女平权的条款,并向女界道歉。但在会议表决时,唐群英等人的要求最终被否决。

南京和北京的妇女参政,在上海、武昌、湖南、浙江、广州、河南等地引起程度不同的呼应。上海张昭汉联络各界女性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会,“不惜瘏口屠舌,号呼奔走”[11];首义之地的湖北,陆国香、吴淑卿等组织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黎元洪夫人为会长,并组织法政学堂,以做参政的预备[12];湖南省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湘省支部,参加者800多人,创办了以争取女子参政为宗旨的《女权日报》[13];浙江女子参政同盟会,推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修改《临时约法》,并组织女子策进社,以推进女界成为完全国民[14];河南也建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河南支部,唐群英曾派傅文郁去活动,沈佩贞也到开封发表演讲,建议组织女子参政预备会,[15]听讲者万余人。

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在草拟临时省议会议员选举法时,排除阻力,根据妇女团体的要求,按比例分配给妇女界10个名额。因此在广东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女省议员,李佩兰、伦耀华、汪兆锵等人。[16]据载,当时世界上承认妇女参政权的只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等少数国家,美、英诸国尚未实现。因此广东省女议员的出现,尽管为时不长,却是女子参政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

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复辟帝制活动随之加剧进行。11月,各省的女子参政团体被勒令解散,进行了两年的女子参政运动随着辛亥革命失败而进入低潮。

关于女子参政的论争  妇女参政呼声和激烈的举动,引起全社会的震惊。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反响迥然不同,由此引发一场大辩论。

女性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参政的要求。她们对参政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女子参政并非份外要求,是天经地义的天赋之权利,与生俱来,无法否定。“各种之私权、公权等,实天赋人之原权,无论男女人人本自有之,无待他人之畀予。”[17]二是认为妇女为革命尽到义务,应该分享权利。中华民国的建立,女子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妇女在宣传募捐、掩护联络、起义运输、暗杀侦探、奋战疆场、战地救伤等方面,和男子一样尽到了国民的天职,“女子之义务既不稍逊于男子,则权利何得独不与男子同享?”[18]三是君主专制既被推翻,妇女的处境即应随之改变。“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9]妇女参政是共和制度的一部分,“实共和政体之元素”[20]

1912年2月《民立报》发表《对女子参政权之怀疑》一文,提出不同意见,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人们纷纷发表看法,形成对妇女参政态度截然不同的两大派,支持者代表人物有杨季威、朱纶、张汉英等,反对方主要有空海、张纫兰等。争论围绕以下4个方面开展。

其一,妇女是否具有参政能力是最重要的问题。反对者认为:“欲参与政治,不可不具有政治上之知识与政治上之能力,今全国男子,不解共和国家为何物者尚居多数,何况女子”[21]?女子足不出户,耳不闻外事,知识贫乏,目光短浅,女子参政只能增加政治界的纷扰,遏制政治进步。“知识者,虽后天所能增长亦先天所能限制”[22],女子先天不如男子,即使读书也无法赶上。针对这个论调,支持者指出:女子能力之所以不如男子,完全是因为女子比男子受教育少的缘故。而所谓“知识者,后天所能增长也,由读书而来”。近10年女学大兴,出洋留学者也逐渐增多,女子的知识与参政能力都在提高。“男与女本无差殊,男子读书可以知政,我女界若力求知识,亦何尝不然”[23]。男女程度比较,只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差,“男子能,女子独不能?”既然男子程度不齐可以参政,女子亦应如此。这就尖锐指出了问题的要害,究竟是以程度还是以性别为标准。

其二,女子本性是否适于参政。反对者认为女子天职是居内,“生子主馈,整理家政,今若使女子弃其特性之所长,而责以特性所短之政事,是何以异于教牝鸡之司晨而强男子以生子”[24]?对此,支持者反驳,男女特性不同,并无明确切实理论证明,因此不能据此来限制男女所享受的义务与权利。男女之间虽有不同,但“其脑固无异也,女子智识能力自不逊男子”[25]。所谓男女分职,“非特性使然,仍习惯使然耳”,“男女既称平等,而最大者,则为对于国家权利义务之平等”。[26]

其三,女子参政是否会破坏社会秩序及家庭生活。反对者认为,“家庭者,社会之基础也,必有以维持家庭之生活,而后可以巩固社会之秩序,今使女子弃其维持家庭生活之天职,投身于政治社会,与男子并驾齐驱,则家庭之生活赖谁维持?家庭生活不能维持,则社会之秩序必至时时扰乱,而人道亦几乎熄矣”[27]。支持者指出:女子天职固在维持家庭生活,但有了参政权就对家庭“拂然不顾”吗?[28]男子舍国事之外还有工农商诸业,既然男子经营国事,不致妨碍工商农诸业,女子经营国事也不致妨碍家庭生活,更何况参预国事的只是女性中的一小部分。

其四,女子参政是否有碍于平等自由。反对者提出:男与女“各职其职,各天其天,不相违反,是曰自由,是曰平等,反是,互相纷扰,互相争逐,内外骚然,男女溷秽,是曰不自由,是曰不平等”[29]。支持者则反驳:平等的主要内容是对于国家权利、义务的平等,女子若无参政权,终不得离男子之掌握,终不得见天日。相反,“女子有参政权是社会状态进于最平等之日”[30]。支持者认为,女子以武力与男子争参政权,尤如立宪与专制战,共和与君主战,并赞叹妇女的勇敢与牺牲精神,“今民国成立未及三月而女子之程度已足与英伦女子相比较,此可喜之事”,是女子“记功之碣”[31]

对于妇女要求参政的呼声,虽然有人支持但属少数,社会舆论主流持不赞成态度。不少报纸指责妇女大闹参议院等行为,“咆哮争论是不知法律也,击破玻璃窗,足踢警兵仆地,是不知道德也,与议员杂坐坚执议员衣袂,不令出席,卒为守卫兵阻拦,是不知名誉也。以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使之参预国政,吾恐参政不已,必将以无穷之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女子之价值,以此扫地”[32]。  

 第一次妇女参政的目标没有实现,首要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认识不足和对专制势力的软弱。资产阶级在向君主专制进攻时,注意联合妇女力量,对妇女解放运动尚能采取支持态度,但在初步获得政权后,阶级局限性立即暴露无余。虽然孙中山一向支持女子参政,但是在保守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他不能不一再让步。黄兴等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虽赞成妇女参政,但还是认为妇女首先应该注意教育,待教育提高后再与男子争政治权利。第二,是封建专制势力强大的阻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但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国民党成立时,正是因为多数人的强硬主张,孙中山被迫将“男女平权”从同盟会宣言中删除,就连南京临时政府总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都认为女子参政,国家将亡,宋教仁更指斥妇女参政是“无理取闹”。第三,女性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参政运动规模过小,只局限于少数上层妇女,有姓名可查的不足400人,核心人物不过数十人。靠少数人奋斗,难以获得更多女性的呼应和支持。二是妇女独立从事妇女运动仅有几年,时间短,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又缺乏统一组织,在强大的顽固势力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面前,她们很难成功。三是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如简单地以为参政成功了其他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认为“登高一呼,众山响应,数千年层迭之魔障,不难次第推翻”[33]。还有少数人将参政受挫归结于男子的压制,甚至提出“拒夫主义”,主张女子十年内不与男子结婚,已经结婚者不与男子交言等,当时即有人言:如此则“数十年以往,吾中华民族行极灭绝,又安用参政权为耶?”[34]

   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第一次争取妇女政治权利的运动。妇女们第一次以独立主体投入到参政活动中,集中反映妇女们追求平等和谋求妇女解放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近代以来,参政权曾被视为女性权利的核心部分,女子的参政要求也被视为民主思想与人权思想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体现,辛亥时期妇女第一次掀起的参政运动,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女性将政治权利作为明确目标而进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斗争。


[1]《女权大活动》,《民立报》1912年9月5日。

[2]《女子参政同盟会草章》,《申报》1911年11月29日。

[3]《女界代表唐群英上参议院书》,《申报》1912年2月26日。

[4]《民立报》1912年3月3日。

[5]《女子参政会上孙总统书》,《民立报》1912年3月23日。

[6]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第248页。

[7]《女子参政权论者辱骂参议员》,《盛京时报》1912年12月12日。

[8]《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志盛》,《女子白话旬报》1912年11月第2期。

[9]《女子大闹同盟会》,《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

[10]《女子参政同盟会召开联合大会》,《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594页。

[11]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第408页。

[12]《女子参政之思潮》,《民立报》1912年8月10日。

[13]吴剑等:《湖南妇女运动中的几件事》,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8),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

[14]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66页。

[15]《沈佩贞之欢迎会》,《民立报》1912年11月2日。

[16] 关于广东省女议员的人数,说法不一,有的说当选者3人,候补当选者3人;有的说10人。

[17]《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602页。

[18]《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605页。

[19]《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申报》1912年2月26日。

[20]张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妇女时报》第8号。

[21]空海:《对于女子参政权之怀疑》,《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

[22]空海:《覆杨季威女士函》,《民立报》1912年3月5日。

[23]《敬告争选举权之女同胞》,《民立报》1912年6月7日。

[24]空海:《对于女子参政权之怀疑》,《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

[25]朱纶:《女子参政之讨论》,《民立报》1912年3月16日。

[26]《朱纶女士来函》,《民立报》1912年3月16日。

[27]空海:《对女子参政权之怀疑》,《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

[28]《杨季威女士来函》,《民立报》1912年3月5日。

[29]《张纫兰女士来函》,《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30]《女子参政之讨论》,《民立报》1912年3月16日。

[31]《清谈》,《申报》1912年3月24日。

[32]梦幻:《论女子要求参政权之怪象》,天津《大公报》1912年3月30日。

[33]《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女子白话报》第3期。

[34]张纫兰:《张纫兰女士来函》,《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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