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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作者:顾秀莲
来源: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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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妇女参政思潮重新兴起,并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第二次妇女参政热潮出现。受法国启蒙时期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影响,更多知识分子关注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各项平等权利。陈独秀提出女子参政是“求男权的解放”,[1]即要打破男子在政治上的专制。他不仅从政治民主的角度阐明女子参政的意义,更从妇女解放角度指出参政是女性解放自身,获得主体身份的必由之路。还有人从法律角度阐发女子参政的必要性,认为法律平等是恢复女子人格的根本途径,是“保障女子权利最有功效的方法”[2],将谋取参与政治的权利视作妇女解放的最高尺度,追求在国家法律上承认妇女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政权管理,进而解决妇女的其他问题,所以“要亲身加入政治的范围,创制与自己有关的法律,保护自己所应享受的权利。”[3]

第二次妇女参政热潮的直接起因缘于省自治及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为对抗北京政府集权统治以及对地方权力的蚕食鲸吞,各省兴起以西方联邦制、宪政制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追求地方自治、制定本省宪法、选举省议会,进而推进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统一。19207月在各种力量联合推动下,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湘人治湘”通电,并草拟湖南自治大纲“风示天下”。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随后纷纷宣布“制宪自治”。省自治、联省自治运动的展开,为女子争取参政权提供某种契机。于是,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女界代表组织女界联合会,积极争取选举权、教育权等女性应有的权利。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也出现女子参政协会、女权运动同盟、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请愿团等参政团体,女子参政活动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开展起来。[4]

四川各女校在吴玉章的影响下,成立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向省宪筹备处提出三项要求:(1)省宪法规定的一切义务权利应男女平等;(2)省宪法草案非有女子团体所选出之审查员承认不得成立;(3)省宪法非有女子总投票,其宪法无效。省议会同意女界派出10名代表加入审查会,省宪法部分条款体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如:人民在法律上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别,一律平等;省民无论男女,满廿一岁皆有公民权;省公民依本法律之规定,有选举权、提案权、表决权、服务权;婚姻基于男女之同意,人身不得买卖或抵押;公民无论男女,有受同等教育之权利。[5]

19212月广东伍智梅等人发起组织女子参政团。329700余妇女举行参政大示威,提出省宪应规定女子与男子同样享有选举大总统和省长的权利;县自治条例中,应规定女子有当选议员和县长的权利。示威妇女还涌入议会,与制宪审查委员会中的反对者发生冲突,后又向孙中山和省长陈炯明请愿,获得支持。41日省议会就是否在“年满二十岁以上者为选民”一条中于“二十岁以上”后加上“之男子”三个字进行激烈辩论。表决时,赞成加入“之男子”三个字的以5032获得多数,争取妇女平等选举权的斗争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图2-8 1921329日,广东女界联合会举行妇女参政大示威)

湖南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后,继续推行湖南自治,并于192012月成立制宪筹备处,开始省宪法的起草和审查工作。妇女为了能在省宪法制定的过程中获得应有的权利,长沙部分女校校长、师生于19213月正式成立湖南女界联合会,推举陈俶、吴剑、周天璞、陶毅等为负责人,以长沙《大公报》为主要舆论阵地进行宣传和动员,在政治、教育、职业、财产、婚姻等方面向“省宪”提出争取男女平权的要求。[6]该会两次组织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1921年由各界人士表决公投形成《湖南省宪法》。其中明确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无论何人不得以人身为买卖之物。”会议通过陈俶等人提案:“人民私有财产得自由分配于其子女或社会公共事业,不受任何限制。”这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年冬,湖南举行议员选举,王昌国、吴家瑛当选为省议员,桃源、衡阳、宁乡、湘潭均有女子当选县议员,湘潭女议员达7人之多。在这一过程中,湖南《大公报》发挥了重要作用。曽对省自治抱有期望的毛泽东针对省宪法草案的缺陷,提出要增加三项重要内容:(1)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2)人民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3)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毛泽东指出:“第一条可以求女子无财产之弊”,因为“女子无财产,女子要解决教育、职业、参政、婚姻种种问题都是说梦。”正是因为“这一条改变中国的遗产制度,关系甚大,所以应定于宪法。”[7]

1920年浙江省宪期成会成立,酝酿制定省宪法。不久,全浙女界联合会成立,推举王璧华为会长,陈愫、侯明为副会长。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提出:“凡是家庭里、社会上、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女子和男子须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并要以“法律的准许和保证”男女平等的地位。她们表示,要“放弃空言的抗争,趋重实力的作为”,集中女子的力量,“筑起女权的基础而促进人权平等的实际成功”。[8]该会提出“贫民生计”、“男女教育费一律平等”、“废妾”等意见书。[9]同年99日公布的浙江省宪法“九九宪法”中,部分吸收意见书中的内容。王璧华当选为省议员。

1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黎元洪复任总统,下令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北京女子参政热潮迅速出现,并对各地产生影响。7月北京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及女高师部分学生发起组织成立女子参政协进会,推选王孝英为主席。该会以“要求女子参与全国政治”为宗旨,提出“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打破专治家政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等主张。[10]该会向国会上书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女子参政条文”[11]8月北京女高师学生周敏、张人瑞、罗志英等人发起成立女权运动大同盟。她们在宣言中指出:由于中国“封建军阀尚未推翻,民主主义尚未建立”,所以“我们妇女界在这人民革命的时代,应该参加这种革命运动”。妇女运动“不仅以参与政治为目的”,而且应该致力于“扩张女子在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权利及地位平等”,在投身革命运动的同时“更不要忽略了我们的特殊责任,就是女权运动”,为此,提出有关男女平等的7项具体要求。[12] 她们还将目标的实现与“对抗封建军阀”和“对抗帝国派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要“先从封建的军阀手中将政权收回,归于平民的掌握”,然后更“要平民阶级的男子,注意了我们,尊重我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13]北京的两个妇女参政组织都十分重视与各地的联系,派代表分赴上海、河南、湖南、江西、湖北、四川、浙江、广东等地“以便交换意见而通声气”[14]

同年10月、11月,天津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和女权请愿团等妇女组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如创办妇女义务学校、女子补习学校,要求开设南开女子中学部,要求天津教育厅高等工业学校招收女生,开展废娼运动等。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由邓颖超等人领导,成员有600余人,提出声援劳动妇女“得着真自由平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及女工产后保护等要求。

中国女权运动的高涨也密切了与国际妇女参政组织的联系。1923年郑毓秀、朱汪道蕴代表上海女子参政协进会前往罗马出席万国女子参政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介绍中国妇女参政运动情况,呼吁万国女子参政会声援中国妇女的斗争,加强中外妇女团体之间的了解和联系。

正是由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宣布实行“自治”和制定“省宪”,女子参政运动才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开展起来。然而,随着各地“联省自治”的消隐,这些运动大都逐渐归于沉寂。

20年代初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兴起,与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相比,在认知、规模、宣传、受社会关注程度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对人权与女权认知有所提升。妇女参政运动一方面坚持以人权平等为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女权、人权“互相维系”,讲求社会协助。正如李大钊所言:“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们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15]天津妇女参政团体把视野扩展到女工权利的保障。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要求交通部邮政机关招收女职员,要求清华大学改变停派女学生赴美留学决定,声援上海祥经丝厂被火灾烧死的女工,呼吁保障工人安全。这表明女权运动已经突破单纯要求女权的局限,开始关注和维护不同阶层女性的人权。

团体壮大渐具规模。北京女权运动大同盟、女子参政协进会成立后联络全国八九个省,分别建立团体,加强沟通联系,形成联合态势,体现出妇女的合作精神和联合意识有所增强。李大钊也提出,“吾甚希望各省县都有此种女权运动的团体,吾更希望此种团体有极坚固之结合。无论是女子参政同盟会,抑属女权运动同盟会,于社会上有公益团体之组织,须毅然加入,力尽其责”[16]。女性通过加入各种团体,积累参政经验,培养和锻炼参政能力。

注重宣传动员。各地妇女团体还注重通过报刊进行宣传动员,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如湖南《大公报》先后发表四五十篇文章,支持妇女参政,表达妇女争取权利的要求。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成立后发行特刊,向社会各界宣传该组织的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社会各界对女权运动的发展给予密切关注。李大钊、毛泽东、向警予、高君宇、沈雁冰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既表示支持,又提出建议,帮助女权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李大钊对女权运动给予较充分的肯定,认为“妇女对于男子的‘力的法规’的反抗,都为女权运动。这种运动,历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17]向警予认为,“在中国幼稚的妇女运动之时,此本为应有的过程,并且也颇适用于封建政治宗法社会的中国妇女,因为有了这种运动,才有使中国妇女开步走的可能。”[18]同时,她批评妇女参政运动完全是以国会做对象,“主要目的在于宪法上取得男女一切的平等” [19],寄希望于联省自治和国会制宪来达到妇女参政的目的,“终免不了昙花一现的惨运。”[20] 张若名则从打破家庭制度的角度来深化对妇女运动, 尤其是妇女参政运动的认识。她指出,“家庭妨碍妇女自由活动,同样的理论,家庭仍然妨碍妇女做政治活动。已得到参政权的民族不见有多少妇女被选,即其一例。又如瑞士妇女拒绝参政运动,每以家事繁琐为重要理由。所以我又随着前边相似的结论:在目前谈女子参政实是一个过渡的口号。提倡打破私有制,打破家庭的束缚,才是治本的良方。”[21]



[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2]《万璞讲演女子参政记》,《申报》1922年10月20日

[3]《女子参政协进会宣言》,《妇女杂志》第8卷第9号。

[4] 参见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5] 参见雁冰:《评女子参政运动》,《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2卷第4号。

[6] 参见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07页。

[7] 参考湖南《大公报》1921年4月25-27日报道。

[8] 参见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05-106页。

[9] 参见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04页。

[10] 参见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14页。

[11] 《女子参政协进会请愿文》,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15页。

[12] 参见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20-121页。

[13] 参见《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21-124页。

[14] 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15页。

[15] 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513页。

[16] 李大钊:《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628页。

[17] 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513页。

[18]《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节录),《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183页。

[19] 向警予:《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89页。

[20]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152页。

[21] 参见张若名:《现在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妇女日报》192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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