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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

作者:顾秀莲
来源: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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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建国统一大事。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时局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和平统一。[1]11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以国民会议取代国会、“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2]等13条最低限度要求。国共两党共同推动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铲除军阀势力。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由此展开。
由于在孙中山提出的参加国民会议预备会的9个团体中没有包括妇女团体,因此引发一场由上海发起,全国各地迅即响应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这场运动以争取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为主题,并将争取女权融入到争取民权的时代洪流中。
12月4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联合女子参政协会、中华妇女节制会等15个妇女团体发表通告,号召筹备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成立。1925年元旦以南方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女学生为主的百余名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会员,在向警予带领下走上街头,冒着风雪发表演讲,表现出她们“不独能在文字上提出解放全中国民族和全中国妇女的要求,而且确能抛弃夫人、小姐的尊贵与享乐,牺牲试卷上的分数、文凭上的虚荣,不怕天寒,不怕地冻努力向妇女及一般群众做宣传的工夫”[3]。
1924年12月21日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推举邓颖超、陈祖香、王南羲、江韵清等15人为委员,分设总务、交际、文牍、宣传、组织等机构,开展各项工作。邓颖超任总务委员长。[4]
1925年1月10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妇女支部高恬波、谭竹山、周冠卿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妇女部指示,积极联络和推动国民党妇女部及各女子学校、妇女团体,成立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何香凝作为该会的主要领导人,唐允恭任主席,黎沛华任书记,负责总务部,高恬波等负责文书、联络等工作。
2月28日在何香凝、李大钊的鼓励下,中华妇女协进会联络各女校和其他妇女团体成立北京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何香凝、吴智梅、鲍罗廷夫人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1925年初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迅速发展,上海、天津、江西、广东、北京、浙江、河南、湖北、江苏、湖南、山东等地都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短短几个月,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覆盖面之广、声势之大以及女界团结之紧密,超过以往。
在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段祺瑞在地方实力派和奉系军阀的支持下,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并策划召开“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抗衡。“善后会议”讨论的“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不仅无视吸收妇女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的呼声,还强硬规定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遭到各地妇女团体的强烈抗议。11月9日江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分别致电段祺瑞、孙中山,表示“誓不承认”善后会议,希望“迅速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5]河南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致电段祺瑞,要求他“翻然悔悟,收回成命,服从民众主张,改开国民会议”。[6]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坚决表示“反对善后会议”。[7]
1925年3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者200余人,包括邓颖超、刘清扬、曾醒等来自15个地区的26名妇女代表。曾醒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邓颖超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文书股副主任,另有多人分别在大会文书、宣传、会计等股任职。内政问题委员会专门设置妇女问题小组,由邓颖超、戴宾等11名妇女代表组成。她们向大会提交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此外,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大会报告》的第八部分妇女问题中声明,“完全采纳委员会所提出的妇女对于国民会议之要求”,并提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教育、职业上绝对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利”等8项要求。[8]
这次会议直接推动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的深入发展。广东提出“各省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速派代表到沪开联席会议”,以使“我女界促成国民会议之运动从兹统一,并可联合全国同胞统一全国促成会议之运动”。[9]这一呼吁契合了共产党的主张。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1924年底以来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本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机会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颇生影响,许多进步的知识界妇女和女工群众都已集中到这种组织之下”,故而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10]这一运动不仅为国共两党扩大宣传妇女解放主张提供了社会舞台,而且有助于开阔各界妇女的视野,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扩大妇女运动的社会影响,促进妇女团体的联合。3月6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出通电,“各地妇女代表麋集京都,此诚吾辈妇女大团体之良机,望各促所派代表(未派代表者赶速派代表赴京),在京开一联席会议。即由此联席会议正式产生全国妇女总团体。”[11]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还于3月19日和4月初两次发表通电,倡议“发起全国统一之大组织,以集中和增大我们运动的力量”[12],为此要求“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速派代表来京,共策进行”。[13]为了尽快实现目标,通电全国,“决定联合北京各女学校各女界团体以及各界姊妹,发起中国女界联合会,并期以最短期内,使其成立”。[14]两次通电获得湖南、江西、山东、上海、保定、天津等地妇女的积极响应。[15] 4月15日刘清扬主持召开中国女界联合会筹备会,29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女会员到者四五百人,男女来宾到者二百余人,由刘清扬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会议通过成立宣言并选举委员及候补委员。该会最高机关为执行委员会,内设总务、宣传、组织三股,并致力于发展各地分会,以“使全国妇女归纳于有系统、有组织、有目标的各界妇女联合会之中,为自己解放和民族利益而奋斗”。[16]在成立宣言中,该会号召各地妇女“一齐集中在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组织之下,去作一般的解放运动,以得到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上之平等权利与地位”[17]。
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立,推动各地妇女组织的联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女子参政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以“团结上海各界妇女,为求女子在社会上的一切真正平等地位,谋自身之切实解放”[18]为宗旨。共产党党员杨之华担任该联合会主任。保定、天津、广州、梧州、重庆等地也相继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
正如刘王立明、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所言,该会的宗旨是“藉以争回女权,同参国政”,目的在于“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并且还要使男女人民团体做国民会议组织的主体”,继而在“代表全体人民提出政治要求”的同时,也“代表全体妇女提出本身要求”。[19]各地也提出一些其他要求,如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借地、改定税制;废止一切不合法的法令;实行废督裁兵、取消督军及其变相的督理等军职,改善士兵生活;取消一切杂税苛捐;没收曹锟及一切祸首财产,救济灾区;规定教育基金不得移作别用,恢复教育原状,优待小学教员;改善工人生活,实行8小时工作制;解散国会,取消伪宪等。[20]这些要求充分表现出妇女参与国事的态度。
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所提出的涉及妇女权利的各项具体要求,体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妇女在参政、职业、教育、婚姻、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基本诉求。同时,她们还主张废除娼妓、禁止蓄婢纳妾、禁止溺女、禁止缠足穿耳、禁止虐待妻媳、取缔奖励虚伪的贞操之典仪;提倡社会对于再婚妇女与处女一律待遇、给予受婚姻痛苦的女子以离婚绝对的自由、以法律保护逃婚的女子等。[21]上海还要求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与宪法。[22]天津注意到女工的权益,提出保障母权,在工厂的女工与知识阶级服务社会者,在生育期前后,应停止其工作,并照发工资。[23]
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全国性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呈现出与以往妇女运动明显不同的特点,如已不再是单纯要求妇女参政,而是将争取女权与争取民权相结合,不仅吸引相当数量的女学生参加,也联合各地妇女组织和团体。运动的兴起与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密不可分。很多共产党员参与其中,一批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因此,向警予指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24]




[1]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孙中山文粹》下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2页。
[2]《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1924年11月19日。
[3] 向警予:《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民国日报》1925年1月11日。
[4]《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第516页。
[5] 参见《江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纪》,《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25页。
[6] 参见《河南女界促成国民会议之电报及宣言》,《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26页。
[7]《天津妇女促成会会员大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28页。
[8] 参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大会报告》,《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31—433页。
[9]《广东女界之激昂通电》,《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24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81页。
[11]《沪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电》,《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34页。
[12]参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二通电》,《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39页。
[13] 参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二通电》,《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38页。
[14] 参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二通电》,《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39页。
[15] 参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二通电》,《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39页。
[16] 参见《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开成立大会》、《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之重要消息》,《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76、380页。
[17]《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78页。
[18]《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91页。
[19] 参见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21、223-224页。
[20]《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419页。
[21]《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及其宣言》,《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25-227页。
[22]《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423页。
[23] 参见《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419页。
[24] 向警予:《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民国日报》192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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