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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妇女参政运动

作者:顾秀莲
来源: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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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进行限制和规束,女权主义者争取参政权和法律平等权展开多次的斗争。
少数女性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宋美龄、郑毓秀、陶玄、张默君、王孝英、陈璧君、赵懋华先后担任第一届(1928年)至第四届(1935年)立法委员,每一届人数为2~3人。总体而言,国民政府政权结构中的女性比例非常低。
上层知识妇女不满现状,1931年和1936年两次进行争取国民会议以及国民大会妇女代表名额的参政运动。1931年初,国民政府颁布《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规定代表按照定额,在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大学及自由职业等团体中选出,没有将妇女团体作为单独的代表团体。《选举法》颁布后,南京、广东、天津、上海、开封、四川等地妇女团体呼吁更改,要求加入妇女团体或明文规定被选妇女的名额,表示“诚以代表产生办法中未曾明白规定妇女团体有无选举与被选举权,因而女界为责任心所驱使,多起而要求与呼唤,亦遵照吾党男女平等之主张,不敢自轻以放弃国民天职也。”[1]“国民会议者,当然对于我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人而言,而在这四万万人中,女子居其半数,今代表选举法中既无妇女团体选举代表之名闻,而就过去会议之选举经验,绝无女子参加之地位。诚如是,假使在整个的国民会议中,并无女代表参加,或仅有绝对之最少数女代表,不将成为畸形的国民会议乎?”男子不应也不能“代表妇女之需要”,所以国民会议“欲表现国民之需要,惟有于一般规定之外,特别列入妇女团体的代表”。[2]
国民党中央“以不便更改法令”[3]为由拒绝妇女团体的要求。妇女界异常愤慨,随即展开请愿活动。4月,妇女团体代表组成国民会议请愿团,两度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在妇女团体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口头允诺妇女团体推举10个代表列席会议。全国各地妇女团体选举产生出席国民会议的6名正式女代表,2名候补代表和10个列席代表。最终只有陕西刘纯一、河北李峙山、浙江史志英、广州唐允恭获准参加会议。4位女代表在大会中提出10余件有关妇女的提案,立案11件[4],只有关于修正刑法案的提议经大会通过交立法院参考。
1936年5月,为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政府颁布 《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规定》,仍未将妇女团体列入参选界别,妇女界再次发起参政运动。南京妇女会推举胡仲英、唐国桢、陈逸云等人为代表向当局请愿,要求明确规定代表中有妇女参加。国民政府为此通令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转知各法定选举监督,“对于执行选举,凡男女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者,应一律平等待遇,不得有所差别,以符法意。”[5]妇女界吸取1931年参政运动忽视直接助选女代表的经验教训,专门成立妇女代表竞选大会,直接推选出国民代表女候选人。南京妇女界组织首都妇女国民大会代表竞选会,推动成立全国妇女代表竞选会,“此次全国妇女联合组织竞选会,期以整个女界力量集中机关,而求最后之胜利。”[6]南京妇女竞选委员会产生20名候选人,将此名单向南京市主管选举事务机关交涉。经妇女界的努力,产生张默君、吴木兰等11名女性候选人,浙江、陕西等各省市亦多成立妇女竞选会组织,选出女候选人。国民大会原准备1937年11举行,因抗战全面爆发,国大代表的竞选活动被迫终止,妇女参政运动随之终止。




[1]莫祥之:《国民会议绝对应容纳妇女》,《妇女共鸣》1931年第42期。
[2]金石音:《这样总是国民会议》,《妇女共鸣》1931年第44期。
[3]陈逸云:《今后妇女努力竞选之根本问题》,《妇女共鸣》1931年第46、47合刊。
[4]梁占梅:《中国妇女奋斗史话》,重庆:建中出版社1943年版,第103页。
[5]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事务所公函:《奉国府令男女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或被选举权应一律平等待遇函达查照并转行所属一体知照》,二档馆藏:全宗号722,案卷号6。
[6]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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