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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妇女参政

作者:顾秀莲
来源: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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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大纲》明确赋予劳动妇女享有与本阶级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同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事务。苏维埃政府颁布各种选举法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区域内的住民,年满16岁,不分男女、种族、宗教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权尝试对代表名额进行按比例分配。如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7月20日对闽西全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做出比例规定,在全体工农兵代表中,要求青年占30%以上,妇女占20%以上。[1]鄂豫皖根据地六安第六区苏维埃选举时,除规定工农比例外,还规定各类代表中均须有青年及妇女参加。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2号训令,检讨过去两次选举运动中妇女参政存在的问题,批评女工农妇当选到苏维埃中的代表太少,并有针对性地对妇女的比例作出具体规定:“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2]。为此,苏区展开宣传活动,目标是“不使一个劳动妇女不知道全苏代表大会,不使一个劳动妇女不参加苏维埃的改选工作”[3]。
从1931年到1934年,苏维埃共和国共开展三次全区域内的民主选举。第一次是1931年 11月到1932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地方苏维埃的选举。第二次是从1932年9月至年底,以县为单位个别地区进行的补选。第三次是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的各级选举。从乡、市苏维埃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均进行改选,妇女代表人数在选举中有所增加。
基层的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是宣传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选举的机构。妇女代表首先由各地区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经过妇女群众大会认可,再参加乡政府召集的选民大会选举。经过广泛的宣传动员,多数乡的苏维埃妇女代表达到25%,江西兴国县妇女代表达到30%以上,全县有30多个乡的苏维埃主席由妇女担任。福建上杭上才溪乡75个代表中有43名妇女,占60%;下才溪乡91名代表中有59名妇女,占66%。[4]在赣南苏区的16个县中,1933年县级妇女干部27人[5]。川陕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中,女性平均约占全体机关人员的1/4,省级机关中女干部达150名以上。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详细记述了长冈乡女工农妇代表会三次选举过程和会议内容。1932年11月、1933年3月、9月长冈乡共举行三次选举,以村为单位召集所有16岁以上的劳动妇女开会。第一次大会妇女们还不了解妇女代表会的作用,并不十分踊跃,少数选出的代表工作也不大积极。第二次和第三次选举规定各妇女代表负责管辖和联系的家庭数目,每个代表管理5~10家,7天开一次会。各村的女工农妇代表会议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女工农妇代表会并设主席团,每10天开一次会。前两次选举只是选举代表,没有讨论实质问题。第三次选举会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7天一次的代表会讨论婚姻问题, 指出“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6]。可见,女工农妇代表会议成为联系苏维埃和基层妇女群众的重要桥梁。
通过选举,不少女干部出任省级苏维埃的领导职务,如,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端娥、土地部长黄发桂;闽浙赣省苏维埃副主席徐大妹、军事部长胡德兰;湘鄂西根据地省委宣传部部长庄晓东、陕甘省苏维埃教育部长刘锦如;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范乐春,是连任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的唯一女性。其中,范乐春、李美群(1911—1936,江西兴国人)都是童养媳,李美群先后担任兴国县县委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委执委、中华苏维埃中央候补执委。担任苏区省级党委机关重要领导职务的女性还有:闽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吴富莲;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省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妇委书记张琴秋等。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63位中央执行委员,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执委。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175位中央执行委员和36位中央苏区侯补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金维映、黄发桂、谢玉钦、黄长娇、蔡畅、张琴秋、郑振芬、傅才秀、刘群先、范乐春、李见珍(1907—1992,广东丰顺人,后改名李坚真、李坚贞)、张云仙、曾广澜、邓颖超、闻春香16位妇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7];李美群、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周桂香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9.14%和8.33%。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17人组成的主席团,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女性。
1933年初中央机关陆续从上海迁入瑞金,党政军群的中央机关全部汇集到中央苏区。在瑞金中央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的周月林、李坚真,秘书阚思颖(甘英)、彭儒;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并在1933年夏成立的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任副部长,组织干部(后称秘书)邓颖超。中央政府系统中有: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周月林;《红色中华》编辑兼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苏埃维中央政府教育部文化局局长李伯钊;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唐仪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刘英;共青团中央青年妇女部部长杨兰英;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女工部部长刘群先。
苏维埃重视司法建设,苏区第一次出现一批从事司法工作的女干部。有的根据地司法机关中设有女性司法工作干部,如江西省裁判部设女指导员,江西第二劳动感化院设女检查员,专门检查女监监犯,公略县的东固区有妇女看守员。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战争的进行,苏区从事司法工作的男同志被大量抽调,吸收和训练劳动妇女从事司法工作成为中央人民司法委员部紧迫的问题。在中央及省裁判部所开办的训练班中吸收劳动妇女参加,省级的裁判部特别规定县要派送劳动妇女来参加训练,以培养妇女司法干部。此后,司法组织系统中女性数量有所增长。当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干部有2000余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性。
随着苏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开展发展党员运动,女党团员的数量有较快的增加。如截至1931年5月,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12 429人,其中女党员1413人,占11.11%。[8]1934年4 月底中央局妇女部在工作总结中统计,江西7个县共发展2544名女党员、2233名女团员,扩大女赤卫军510 771人、扩大女少先队员10 743人;福建8县发展1173名党员、女团员520人,扩大女赤卫军4121人、扩大女少先队员2471人;粤赣省发展女党员267人。[9]湘赣苏区90%的青年妇女参加各种群众性组织。皖西北特委的报告指出,80%的青年妇女都出来参加革命工作。[10]
妇女干部缺乏成为突出问题。1930年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朱昌谐在关于赣西南妇女运动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做妇女工作的同志没有,在上级做妇女工作的女同志,能力亦非常差。”[11]1930年5月福建妇委在给中央妇委的报告中同样反映这种情况,“现在唯一感觉到困难就是工作多,而没有人分配去做。”[12]据1933年江西16县的统计,419名县级干部中妇女干部仅占6.4%。[13]1934年江西德兴县有几个区“两三个月没有妇女部长。万、余两县屡次写信要干部”[14]。当时根据地妇女干部,除少数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和国民革命的妇女骨干之外,大部分来自农村。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将培养训练重点放在农村妇女上。1931年1月兴国县妇委第一次会议提出“加紧造就妇女干部”的三种方法:(1)尽可能开办妇女短期军政训练班;(2)多开各种会议,在每个会议中多把政治情形和训练材料及上级来件详细报告,及转发到识字的妇女同志传阅,并要多提出政治问题和实际问题来讨论;(3)特别注意随时随地向妇女同志中劳苦活泼、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分子做个别谈话,以造就妇女干部。”[15]
干部培训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乡苏到省各层级的短期妇女干部专门培训班;一种是干部学校招收女学员。短期训练班有针对性地对即将从事的工作开展培训班,注重实效,以加快妇女干部成长的速成教育。内容分为两种:一是苏区工作训练班,重点培训基层妇女干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苏区各项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一是白区工作训练班,重点讲授如何到“白区”做秘密工作,如何向国民党士兵做宣传,包括学会在敌人营区唱歌、打莲枪的技能,以帮助红军摸清敌情[16]。
出身工农、工作能力强、政治积极的基层青年妇女干部被选送到上一级苏维埃去接受更高级的培训。1934年2月闽浙赣省委从各县抽调优秀妇女干部,举办为期两周的妇女高级训练班, 98名学员成分都为工人、雇农、贫农,全部为党团员,其中党员68人,团员30名,年龄都在28岁以下。训练结束后,除少部分留在省妇女部工作外,其余学员分配到各县各区担任妇女组织的领导职务,成为妇女运动的骨干。湘赣省妇委举办过妇女训练班,有女学员56名。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在县区乡三级培训妇女干部,短则10天,长则3个月,巴马县11区33个乡中的109名妇女干部全部接受过训练班的培训。川陕苏区创办妇女学校,培训数百名妇女干部。闽浙赣苏区的卢森堡学校是专门训练妇女干部的学校,两期共培训700余人。
各根据地突出的妇女干部被选送到中央举办的学校重点培养。王泉媛作为湘赣省的妇女干部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结束之后,在瑞金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用五个半月学习军事、政治、党的建设、地理、历史、军事等科目,高级班中有90多个女生。王泉媛通过党校学习培训,从不识字到最后能看懂《党的建设》。
苏区的党校、团校、红军军校、苏维埃大学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女学员。1929年10月赣东北的信江军政学校创办时招生100多人,特设10余人的妇女班。从军校创办到红军撤离苏区,共办8期,每期都有女性。1933年9月17日~10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博生县举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第一次招收360人, 6个班中每班60人,要求女性占1/3,培训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急需的干部,。绝大多数学员为各县按条件从现职人员中选送,学习科目包括政治科目、专修科目、常识科目。除上课学习,学员要参加俱乐部工作和政治讨论会,毕业之后分配到各县工作。[17]各级党政领导吸收妇女干部参加各类会议,在会议上鼓励她们参加讨论;选派妇女干部当巡视员,开阔视野,提高政策水平,锻炼工作能力。如闽浙赣省委妇女部在训练班中特别注重训练妇女在各种会议的演讲宣传能力。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选出的17名正式和候补执行女委员中, 9名是从普通农村妇女中培养出来的,这是共产党努力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




[1]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第185页。
[2]韩延龙、常兆儒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第172、175页。
[3]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09页。
[4]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48页。
[5]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258页。
[6]《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2–313页。
[7]据陈李明:《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当选时的职务考查》,《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8]江西省妇联上饶地区办事处编:《赣东北苏区妇女运动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3年,第22页。
[9]见珍:《“三八”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妇女工作》,《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385页。
[10]《皖西北特委报告之十妇女委员会工作》,《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178页。
[11]《朱昌谐关于赣西南妇运报告》,《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82页.
[12]《中共福建省委妇委会给中共中央妇委信—妇委成立、改组与工作情形》,《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103页。
[13]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308页。
[14]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443页。
[15]董纯才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一卷,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16]陈珍珠:《试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赣东北苏区妇女运动史料汇编》,第21页。
[17]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05–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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