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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妇女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作者:顾秀莲
来源: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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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战时机制使国民党党内权力进一步集中。1939年国民党中常委设置的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由国民党总裁出任委员长,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成为最高政治指导、国防决策机构。随着抗战深入,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日益凸现。各方面人士要求修明国内政治、提高民主程度、实施宪政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抗战中后期,出现过两次以争取召开国民大会、推动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宪政运动热潮。
1939年初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主以利抗战案》,在无党派参政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各党派参政员的一致努力下,通过《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先后指定黄炎培 、董必武、张澜等25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史良是唯一女性成员。在讨论宪法草案“国民大会”一章时,史良坚持妇女代表名额必须有明确规定,至少应占20%至30%。在史良坚持下,宪政期成会通过国民大会中特设妇女代表名额的建议。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举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举行座谈会,要求民主自由,实行宪政,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并认为实现这一决议是当前“第一等的共同任务”[1]。
重庆各界妇女在史良、刘清扬等领导下,先后召开7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讨论宪政的理论和实施宪政的具体措施。座谈会以妇指会联络委员会名义召开,以妇女团体联席会的形式举行。1939年11月12日,第一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在重庆市曾家岩新运妇指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个妇女团体的负责人及各界妇女代表共200多人。会议由史良主持,会议通过《宪政与妇女讨论大纲》。[2]这次座谈会集中讨论“什么叫做宪政”。与会者认为,宪法就是根据全国民众真正意见而制定的合乎现在社会,尤其是适应抗战建国的根本大法,依照这个宪法实行全民政治,就是宪政。大会决定此后每两周举行一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对大纲所列各条进行具体讨论。重庆妇女团体又多次举行座谈会,按照《宪政与妇女讨论大纲》所列的顺序依次讨论抗战与宪政的关系、目前民众的教育程度是否能实行宪政、我们需要哪种宪政、实行宪政与妇女解放等重大问题,每次座谈会的参与人数都在百人以上。讨论会还对《五五宪草》 [3]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希望把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权利写入新宪法:宪法应该明文规定男女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上有平等权利;切实保障妇女就业不受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和妇女劳动保护;改善农村妇女生活;取缔买卖婚姻、童养媳、娶妾、蓄婢制度;给予妇女团体言论、参政的自由等等。为保障妇女的代表权,要求国民大会及各省市县参议会中明确规定妇女的名额均应占30%,增订妇女选举法等。[4]在第七次宪政座谈会上,韩幽桐报告各界妇女对《五五宪草》的修改意见,史良报告宪政期成会上关于妇女权益问题的争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宪法必须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至此,“妇女与宪政”座谈会的任务宣告结束。1940年4月6日重庆妇女界举行女参政员招待会,向在重庆的8位女参政员报告妇女宪政座谈会的情况,反映妇女界的希望和要求,请女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予以转达并努力争取。刚从苏联回国的邓颖超介绍苏联妇女的政治生活情况,强调当前妇女工作的三大任务仍然是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进步,推进宪政实施。
宪政运动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为响应重庆妇女号召,昆明、桂林、贵阳、成都等地妇女也掀起宪政运动。在重庆妇女第六次宪政座谈会上,从根据地考察归来的陈波儿报告华北妇女参政的情况,《新华日报》连续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妇女参政和争权民主权利的典型事例,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5]作为民主政治的代表,促进和鼓舞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为配合开展民主运动,各根据地积极开展宪政促进运动。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毛泽东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没有民主,抗战是要失败的。3月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讨汪运动和促进宪政”为主要内容的指示信,要求把民主宪政运动与反汪反汉奸的斗争联系起来,使之成为群众的具体行动。1940年1月17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3月发表告同胞书,提出“我们之所以成立这一组织,不仅是要动员全根据地的妇女有组织地参加促成宪政的运动,而且希望和全国妇女团体取得联络,交换意见,共同工作”[6];于三八妇女节发表《致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公开信》,拥护她们作为全国妇女界代表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并请她们作为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的理事。7月晋察冀根据地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称“今后必领导全根据地600余万名妇女,一致参加全国促宪洪流……为实现总理明确昭示的民主宪政而战”。晋察冀根据地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隆重选出国大代表,积极准备真正民主的国民大会之召开”。[7]根据地妇女界的宪政促进会配合和呼应了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妇女宪政运动。
宪政的核心是结束党治,触动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根本利益,面对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对宪政的呼吁和期望,国民党开始退缩,希望把宪政运动纳入到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1940年4月国民党制定《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规定“凡关于宪政问题之集会或研究宪政之团体,除由中央直接派人分赴各地办理外,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召集或组织”,“曲解宪政者,应一律取缔之”。[8]随后国民党新闻机构及警特机关压制宪政运动的行为与日俱增。1940年9月国民党以战时交通不便、国民大会无法召开为由,终止此次宪政运动。
1943年9月,国民政府统治区再次出现要求宪政的民主运动。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宪政。迫于压力,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承诺“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凡依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而丧失其资格外,一律有效。”[9]围绕推动宪政,在共产党和民主力量推动下,国民政府统治区迅速掀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运动。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及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共产党周围,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民主建国的目的。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0]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9月6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以书面形式向国民政府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方案,得到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支持。
为动员更多的妇女群众参与,曹孟君在重庆创办的《现代妇女》,在1944年的《新年献辞》中指出,“政治民主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政治民主妇女才能获致平等”,争取民主,不能只限于召集几次座谈会,活动几个女代表,“而是要多数的妇女,从不过问政治到过问政治,表示她们的意见,提出她们的要求”。[11]《新华日报》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发表《为妇女的民主权利而努力》社论,强调指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不能分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能分开,号召大后方妇女团结一致,为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而斗争。
1945年2月11日重庆各界妇女代表举行春节联谊会,刘王立明主持,出席会议有史良、刘清扬、曹孟君、罗叔章、胡子婴、张晓梅等百余人,主题为欢迎率桂黔调查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后返渝的李德全等人,同时招待从湘桂流亡来渝的文化界人士。李德全在会上报告黔桂前线作战情况和沿途见闻,指出豫湘桂战役之所以惨败,“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假如能给士兵吃得饱,穿得暖,士兵是可以抗战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政治要民主,否则问题就多了。”[12]在南方局妇女组的组织与推动下,重庆妇女界104人联合署名于2月13日发表《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呼吁“政府立即邀集各党派及各方人士,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共商国事,成立全国人民的政府,立即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我们妇女占全人口半数,在今天争取实现民主,增强抗战力量的运动中,必须运用我们妇女界伟大的力量,使从事各种工作,努力完成抗建大业”[13]。《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发表后,很快传播到昆明,《民主周刊》立即转载,销路激增,影响很大。1945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李德全、刘清扬、史良、刘王立明等人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再次表达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到底的决心。




[1]《新中华报》1939年9月26日。
[2]《重庆妇女推行宪政运动感言》,《妇女生活》1939年第8卷第5期。
[3]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起草宪法,召开国民大会,“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1933年1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1936年5月5日公布,史称《五五宪草》。
[4]何为:《抗战时期重庆妇女民主宪政运动》,《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4期,第6页。
[5]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共产党1941年在根据地实施“三三制”。 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6]《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告全国姊妹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297页。
[7]《晋察冀根据地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325—326页。
[8]二档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1016—1017页。
[9]二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638页。
[10]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选举黄炎培、张澜、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13名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机关刊物《光明报》。1944年9月,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1]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531页。
[12]《妇女界要求实现民主》,《新华日报》1945年2月13日。
[13]《新华日报》194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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