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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妇女参政

作者:顾秀莲
来源:
发布:2010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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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全国的力量,1937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遵循国共合作原则,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社会各界选派代表成为参政员,这是国民参政会的前身。1938年4月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颁布《抗战建国纲领》,制定《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把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定位为“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之代表机关”,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 。[1]因国民党的集权,参政会的实质不过是国家咨询机关。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的确起到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民众、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作用。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6日在武汉成立至1948年3月结束,10年共召开过4届13次会议。1939年后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参政议会。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男子或女子年满30岁,符合法定资格的可以成为国民参政员。随后颁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年满25岁的男女在机关团体服务2年以上“著有信望者”可为参议员。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有女参政员10名,占全体参政员的5%;1941年3月的第二届参政会女参政员15名,占参政员的6%。[2]据1944年6月妇指会统计,在全国各省地方参议院中,正式女参议员为31人,候补女参议员8人。[3]
女参政员们关注妇女权益,积极提供参政议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女参政员伍智梅等提出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获得大会通过。在一届二至五次参政会上,女参政员提出《请政府从速救济抗敌军人家属议励兵役案》、《请政府普遍设立托儿所以便利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案》、《请政府于各级政府预算中规定妇女工作经费以利妇运案》、《请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不得禁用女职员案》,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女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各机关不得籍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案》和《请政府明令警官学校及警政训练班招收女生,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平等之原则案》,多数获得大会通过。1945年7月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女参政员刘衡静要求女代表名额按人口比例分配,扩充制定之代表名额为480名,女代表占50%,唐国桢在另一个提案中要求设法使国民大会女代表人数占国民大会代表总额的10%,省县市参议会的女参议员人数占该省县市参议员总额的20%。[4]
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参议会。分边区、县、乡三级,均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参议员组成,各级参议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1937年7月陕甘宁根据地议会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妇联会号召和发动下,妇女首次行使民主权利。1939年1月陕甘宁根据地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高敏珍等19位女参议员参加会议。1941年1月,陕甘宁根据地遵循“三三制”原则进行第二届各级参议会选举。为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相继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号召。边区政府举办选举工作训练班,将受训后的妇女干部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派到各县、乡,开办训练班,指导妇女选举;各级妇联会干部深入农户和田间,动员妇女。考虑到许多妇女不识字,不便于用书写的方式进行投票,边区政府创造选举方法——“投豆子”:同意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放一颗豆子;“烧洞洞”,请识字的人念选票,用香在自己同意的候选人名字下面烧一个洞。这些方法使根据地妇女能清楚表达自己意志,自主地行使民主权利。据统计,全根据地30%的女性参加选举,共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级17人,还有许多妇女担任乡长、区长。[5]绥德分区妇救会主任,原北京女师大附中学生, 24岁的中共党员邵清华当选为安塞县县长,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第一位女县长。她上任后,注重调查研究,处事公正果断,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1941年11月陕甘宁根据地举行第二届参议会,17名女参议员就婚姻、生产、女子教育、卫生、保育儿童、妇女工作条件等问题提出议案,为边区政府制订有关妇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图 4-22 1939年1月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部分女参议员)
晋察冀根据地的妇联会印发宣传大纲和通俗宣传品,妇女干部挨门挨户进行宣传教育,和妇女们谈心讲明选举的意义、目的、方法。在边区政府和妇女组织的努力下,妇女不但踊跃参加村选,有些地区还出现女选民超过男选民的现象,不少妇女参加村长的竞选。1939年唐县选出女正、副村长28 名;阜平县选出女正、副村长35 名;涞源县女正、副村长18 名。[6]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区村政权改选,在妇救会的组织下,许多妇女以极高度的热情,行使民选权利。在选举的会场,有八九十岁耳聋眼花的老婆婆,右手持龙头拐,左手扶孙儿;有刚过门的新媳妇;有将要临产的孕妇,有衣衫破旧的女佣工。妇女坚持独立的意见,一些女选民“不顾顽固分子的破坏,不管顽固男人的反对”,选出自己所爱戴的人,并严正地表明态度:“我自个儿有主意,想选谁就选谁。”选出女区代表362 名,女村长139 名,女村委员共1425 名,女村代表5052 名。[7]在县级参议会选举中,“北岳区各县选出140名女县议员,分别占各县议员总数的5~10% , 140 名女县议员中劳动妇女占1/ 3 ,还有女知识分子和女开明士绅,体现了根据地是‘三三制’统一战线的政权。”[8]妇救会在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和选举动员工作中发挥很大作用,当选的女议员、女干部中很大一部分是基层妇救会干部。晋察冀根据地25 岁的妇救会副主任陈舜玉处理公务井然有序,群众十分钦佩。竞选县长开始后,妇救会号召全县妇女为她投票。在选举前夜,陈舜玉率领自卫队配合八路军攻打唐县县城。清晨,她飞马奔赴会场,全票当选为唐县县长。(图 4-23 晋察冀根据地女县长陈舜玉)
1941年夏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开始村选,当选的代表中17.6%为女性。河曲县当选女性占该县代表的28%,有2名女性当选为区长。1942年晋西北选举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选出姜宝箴、刘翠娥等10 名女参议员和5名候补议员,占参议员总数的6.9%。[9] 到1946年,据不完全统计,晋西北10个县选出的县参议员中,妇女为55人,占全部县参议员的7.2%,在13个县选出的边区参议员中有6位妇女,占全部参议员的9.2%。[10]
晋冀豫根据地自1937年10月就有妇女参政的记录,1937至1940年间,至少有2位女县长,4位女县委书记,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其中杨蕴玉担任中心县辽县(后改名左权县)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达7年之久。1941年,晋冀豫各区进行村政普选,200名妇女当选正副村长。7月7日,晋冀鲁豫根据地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召开,女参议员们向大会提交实现婚姻自主,促进妇女教育等议案。经会议选举,两位女性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占政府委员的1/5。[11]晋东南妇救总会主任刘亚雄被边区政府任命为太行行署第三专署专员。三专署是日军重点“扫荡”地区,环境艰苦。刘亚雄以武装工作队形式开展工作,率领群众埋地雷,打阻击,坚壁清野,开展反“扫荡”斗争。她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创办学校、开设贸易基地,在武乡县监漳村修起一条5华里长的水渠。
据1940年山东根据地妇救总会统计,全省专署级以上的女干部有11人,县级女干部128人。1945年区级以上妇女干部增至770人,胶东参议会中有女参议员16人,占参议员总数的12%。[12]
华中地区由女同志主持地、县、区全面工作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江苏淮属地委书记、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都是女同志,她们的政绩使男同志十分佩服。和念中心县委和舒城县委全部由女同志组成,仅苏南茅山一地,女同志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10人以上。苏中江都县11个区委书记中有9个是女性。苏皖解放区23个县中,村、乡、区、县、分区各级政权的女干部就有1778人,在县级和分区的参议会中,女议员是68人。[13]陈少敏当选鄂豫根据地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根据地妇女参政是在政权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实现的,妇女参政既是确保妇女的参政权利,也是培养和锻炼妇女人才的方式。各根据地一般都规定参议员中妇女必须占有一定的比例,有的规定为1/4,有的则规定为1/5,妇女代表基本由妇女团体产生。根据地各级政府培养和锻炼出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后来大多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




[1]二档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第869—872页。
[2]梁占梅:《中国妇女奋斗史话》,第126页。
[3]新运妇指会总干事办公室调查统计股编:《中国妇女的职业发展》,二档馆藏,全宗号:十一,案卷号:896。
[4]张玉法:《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参政权的演变》,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66页。
[5]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496页 。
[6]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烽火巾帼》,第78 页。
[7]明秋:《晋察冀根据地一九四零年区村政权改选运动中的妇女》,《中国妇女》1940年第2卷第5期。
[8]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烽火巾帼》,第78 页。
[9]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498页。
[10]邓颖超:《中国解放区妇女的政治地位》,《蔡畅邓颖超 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第97页。
[11]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498页。
[12]全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史》,第499页。
[13]邓颖超:《中国解放区妇女的政治地位》(1946年11月8日),《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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