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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妇运史上的“取消主义”思潮

作者:耿化敏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发布:2012年05月16日
点击:1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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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共妇女运动史上的“取消主义”思潮

    摘  要:“取消主义”是中共妇女运动历史上以实行无性别色彩的组织动员政策,反对在党内外建立并主张取消任何独立形式的妇女组织为基本内容的“左”倾思潮。它萌生于民主革命时期,1949年后不断发展,至“文革”时期恶性膨胀,迟至拨乱反正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考其成因,既有国际共运传统与俄国经验的影响,亦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限制,而中国儒家性别文化的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妇女运动;“取消主义”;妇联;中国共产党 

取消主义”是中共妇女运动历史上产生的一种“左”倾思潮,指党内忽视或取消妇女运动、妇女工作、妇女组织的极端倾向,即无视妇女的革命要求和特殊利益,反对开展妇女运动,要求把妇女工作从党的全部工作中去除,主张取消任何独立的妇女组织的极端倾向。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算起,它时隐时现地贯穿于妇女运动的整个过程,迟至“文革”结束后才被清算,存续时间长达五十余年之久,影响可谓深远。然而以往的妇女运动史编撰与研究对此语焉不详,本文试图从组织的视角梳理这一思潮的演变轨迹,并探究思潮的特点与成因。

一、思潮的形成与中共妇女组织的羸弱

从中共早期革命文献来看,“取消主义”思潮是和一种被党批评为右倾的思潮——“妇女主义”(又称“分离主义”、“孤立主义”)相提并论、对立存在的。中共对它们的批评声调一直不断。19359月,中共西北工委会妇女部批评说:“有些同志认清了工作中的分离主义是不对的,主张解散妇女组织,合并一切男女团体,根本不要妇女团体,这是右的极端走到了左的极端,不知道妇女有她特殊的利益要求,因此又形成了对于妇女特殊工作的取消主义”。[1]P.423抗战时期,蔡畅、区梦觉、浦安修等党的妇运领导人更将“妇女主义”列为根据地妇女运动的“不良倾向”、“主要偏向”、“以妇女工作的系统而向党闹独立性”。[2]P.572.651.7001948年,邓颖超总结指出:全党要同时反对“轻视忽视以至于取消妇女工作”与“从妇女本位局部出发,闹独立性”的两种倾向。[3]P.241

与“妇女主义”强调性别立场不同,“取消主义”的特征是“取消一切”,对象既有党外妇女团体,也包括党内妇女工作机构。从组织的角度看,“取消主义”思潮主张:基于阶级整体利益与妇女特殊利益的一致性,反对建立和主张取消一切独立形式的党内党外妇女组织;妇女可以按照职业与年龄加入工会、农会、青年团等革命群众团体,不必另组一个独立系统。

就党内妇委组织而言,自1922年二大决定建立妇女部后,中共一再敦促地方党部建立健全党内的妇委组织,力图使其成为各级党委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但地方党部并不认为有此必要。鉴于大革命后党组织的状况,湖南、江苏等地方党部认为党内没有必要单独设立妇女部,主张废除原来的妇女部。[4] P.43[1]P.9及至抗战兴起,各地党组织对妇委的忽视依然如故,如1939年湖北所有的县委除了一县外其他各县均无妇委。[2]P.205即便是在业已建立妇委的地方,往往也是因人设事。有长期地方妇委工作经历的杨蕴玉回忆说:19468月,我担任太行区五地委妇女部部长。当时太行区共有七个地委,并不是所有地委都有妇女部长,是因人设事,因为我有五地委委员的资格,又是妇女,别的地委委员都有职务了,这样就安排我做妇女部长。当时妇女部就我一个部长,没有工作人员,下边也没有腿。面临如此困境的中共尽管采取下达指示、颁布条例等措施,但妇委涣散无力的状况并未改观。至1949年,妇委的不健全与机关的“空壳化”仍是困扰妇委领导人的一大问题。[5]P416.424425

与妇委的不健全相比,党内更是有一股撤销党外妇女团体的强劲声音。在1930年代的苏区,湘赣边区取消了苏维埃政权下各种单独的妇女组织,江西也宣布撤销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委员会,二者都主张妇女按职业加入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团体,担忧妇女另组系统会削弱阶级力量。[1]P.158.161抗战时期,以妇救会为主要形式的妇女团体广泛建立,但“空字招牌”的状况仍在抗日根据地程度不同地存在。如太行区晋东南妇救总会成立后没有独立办公机关,只得和地方妇救会一起办公,而妇救会干部丁一虽为党委妇委委员,但对妇委一无所知。[6]P.432433在粤、湘、赣等南方省份,“妇女团体的基础一般的仍很薄弱而多流动性,缺乏经常性的工作,有计划的建立”。[7]P.26在山东根据地,妇女团体也是非常薄弱的,一份报告中称“鲁南妇联在名义上是成立了,但没有工作,现在只剩了一个光棍主任。”[2]P.373在陕甘宁边区,1943年后取消了边区级以下的妇女单独组织系统。1947年中共为动员发动土改,决定将解放区的乡村妇女组织统一于农会领导下,要求无妇联的地方暂不另成立单独妇女组织,这也削弱了妇女团体的独立性。[3]P.2081949年中国妇女一大召开前,中共始终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系统。

二、思潮的发展与妇联的组织危机

1949年后,中共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判定在推翻阶级压迫与废除私有制后,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解放,这给“取消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建国初期,妇委组织得到很大的伸展,但妇联与妇联党组的成立威胁到了它的存在必要性。据195212月中共中央妇委的报告称:全国省市以上党委(除个别地区外)均已建立了妇委,但普遍处于若有若无、极不健全的状态。中央妇委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妇委与妇联党组的性质与任务混淆不清,妇委兼职委员太多,妇委干部配备不齐造成的。[8]问题虽然十分清楚,但中共加强妇委建设的许多措施却效果并不明显。到19582月,在各省市妇委中,仅有内蒙古和广西妇委组织较健全、发挥作用好;12省市每年能召开一两次会议,但发挥作用不够;9省妇委不健全、长期不开会、活动很少、作用不大;吉林、辽宁、云南、安徽4省没有妇委。[9]鉴于此,1025日全国妇联向中共中央提出撤销中央妇委、扩大全国妇联党组的建议,并获得批准。[10]此后,各地普遍采取撤销妇委、将其职能移交给妇联党组的做法。在中共撤销妇委之举的背后,不难看出“取消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之力。

“取消主义”思潮的发展,除了针对妇委外,更主要的是指向妇联。建国初期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受妇女解放观念与社会组织化的影响,党内出现取消妇联的议论。1956922日,邓颖超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批判了这种论调,强调妇女团体在现阶段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取消妇女基层组织的想法是不妥当的。[11]P.3841957年,妇女解放问题成为妇女界的焦点,全国妇联通过《妇女工作》发起大讨论,促使一些妇联干部改变了取消基层妇女组织的错误认识。9月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妇女三大报告时,刘少奇特别强调:妇联要长期存在。99日中国妇女三大召开,强调要认真改进和加强而不是取消妇联的工作。这样,“取消主义”思潮受到一定的遏制。

然而,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使“取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取消妇联从党和妇联内部的一个问题扩散到整个社会。早在19581月省市妇联主任工作会议上,妇联内部已经围绕是否取消妇联发生了激烈争论。724日,刘澜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示:不应取消妇联,应当予以加强和改进。在728日闭幕的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冠群传达高层的指示,但取消妇联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这时,经由媒体大力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妇女获得彻底解放的观点,妇女界充满了狂热激进的情绪:“妇女彻底解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妇女问题已不存在了,不必要再做妇女工作了”,“即使有妇女问题,由公社统一解决好了,不必要妇女组织了”。[12]于是,妇联的存废在党内外引起一场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的争论。

人民公社建立后,中共认为在全社会积极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形势下,工青妇群众团体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有必要随之变动其组织形式。1958107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16省市自治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县一级的群众团体要作适当的改变,“县以下的工会组织可以不要,妇联可仅保留名义”[13]。在妇联内部,章蕴认为妇联已经名存实亡,为便于党的领导和节省人力可以不要妇联。[14]一些大跃进的先进地区闻风而动,将取消妇联的意见付诸行动。妇联依托行政区划建立组织,但人民公社与县联社(县公社)打破了原有行政建制,原县、区、乡的妇联设置变得十分棘手:有的以妇女生产队长取代了妇代会;有的地区干脆取消了县及县以下妇联;有的地方甚至酝酿是否取消省妇联。

这种思想上的极大混乱,伴随中共中央从195811月初着手纠正大跃进的一些“左”倾错误而得到一定的缓解。1024日,刘澜涛代表中共中央对23日全国妇联提交的关于县以下妇联组织问题的报告表示:妇女组织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不要急于取消妇联;赞成可以有一个省全部取消妇联,看看效果怎样再定。[15]25日,罗琼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代表全国妇联党组表示妇女组织应继续存在,会议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在会议文件中明确规定各级妇联组织应继续存在。[16]11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会议所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规定:县妇联目前暂不改变。18日,全国妇联在先期派出9个工作组赴11个省和1个自治区调研,并会同当地党委及妇联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保留县及县以下妇联组织”的意见,主张妇联组织要随着历史任务的完成自然消亡,目前个别地区依靠行政命令一律取消妇联组织的作法是不妥当的。[17]

1121日至27日,进一步纠正“共产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1126日,参加会议的蔡畅以全国妇联党组的名义给邓小平并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陈述有些地区仍没有传达保留县妇联的中央精神,有些县甚至专区已经或正在准备取消妇联,以致引起妇联干部思想动荡不安的情况,“建议对取消妇联组织问题,暂行停止,再作研究,不要用行政手段,急于取消。”[18]在中共中央随即进行的讨论中,刘少奇提出“现在对妇女儿童关心不够,这是保持妇联的理由”,邓小平、彭真也在讲话中主张妇联继续存在。[19]127日,中共中央批转蔡畅的报告,同意全国妇联党组的意见:县级以上妇联组织目前不宜撤销。[20]文件下发后,甘肃等一些地区重新整顿健全了县妇联。但迟至19593月,蔡畅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明确宣布妇联组织不能取消的意见后,“取消主义”才得到有力遏制。

除了受苏联妇女组织的外部影响外1958年的妇联组织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大跃进“左”倾错误在妇女运动领域的反映,由此“取消妇联”思潮不再单纯停留在思想争论的层面,而是付诸实践。1960年代前期,妇联在经历经济调整与“四清”运动的波动后,又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震荡。

三、思潮的恶性膨胀与历史退场

“文革”爆发后,“取消主义”思潮逐渐纳入到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内核的极左思潮当中,构成了妇运界泛滥肆虐的一大主流思潮,给妇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体危机。

 大体来说,妇联在十年动乱中经历了从前期以瘫痪、半瘫痪为特征的组织解体(19661968),到中期以革委会群工组代替妇联为特征的“无组织化”(19691972),再到后期以整顿健全为特征的组织重建(19731976)的曲折过程。由历史过程来看,“取消主义”思潮的巨大破坏性体现在:

思想上,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以革命大批判为手段,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妇联政策,炮制出一条“修正主义妇女运动路线”,构建起来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经纬的妇运政策。在“否定十七年”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妇联实行的以生产为中心的政策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兴办妇女儿童福利事业被批判为“福利主义”,开展妇女统战工作被批判为“阶级投降路线”。这些论断不仅混淆了理论是非,而且引起了妇女群众的思想混乱。

政治上,它符合毛泽东改造国家机器的设想,使“革妇联的命,造妇联的反”拥有了合法性。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工青妇群众团体蜕变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机关,妇联因此成为“文革的对象——“旧机构”,被革命群众造反打倒也就理所应当了。从中共高层的有关言论来看,妇联被认为在群众利益表达的“无所作为”与“男女一起闹革命”的“社会现实”,恰恰构成了褫夺妇联合法性的依据。

组织上,它结合“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摧毁了妇联组织体系。1967年夺权后,各级妇联长期停止了组织活动,各级妇联干部也受到运动的冲击。以全国妇联为例,在310名机关干部和职工中,两名专职副主席被诬陷打倒,书记处13名书记中9人被批斗,部长、副部长35人中27人遭诬陷,56名科级干部中有38人遭批斗,加上36名一般干部和6名工人,全国妇联机关39.32%的工作人员被牵连进冤假错案。[21]P64

“文化大革命”使“取消主义”思潮登峰造极,也预示着它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文革”结束后,“取消主义”思潮在党内仍然有一定影响,有些妇联干部不安心工作,有些党委的个别领导人也说“文革”中没有妇联,不是照样工作吗?[22]妇联通过拨乱反正,彻底清除极左路线的影响,将妇联长期存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认识牢固地确立下来。19784月,三届全国妇联六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会前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都已明确表示要重视妇联的作用,会议的议题之一也是妇联组织问题。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妇联系统的认识,到1979年叶剑英发表国庆讲话时,尊重妇联并发挥妇联的重要作用已经是党内外的共识。此后,“组织主义”思潮从历史上退场,妇联不仅根除了“取消主义”的“左”祸,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加强了组织建设,在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发展的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思潮的特点与成因

由上述历史考察来看,这一思潮首先与中共党内的“左”倾思潮相伴而行,是其在妇运领域的表现形式。它的萌生与发展是党内“左”倾错误的伴生物,其消退也是纠正“左”倾错误的结果。其次,从时间上看,它的几番起伏总是与妇女解放阶段的节点一致。中共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思路,即性别从属于阶级的理论关系评估妇女解放的阶段,而这种思潮的发展直观表现出同步于党对1949年、1956年、1958年妇女解放阶段的判断这一特点。第三,该思潮的实践特点是自下而上地扩展,即最先始于基层妇女组织,逐渐影响至地方组织,最后引发整个妇女组织的危机。

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有复杂深厚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根源。中共成立后开展妇女运动,继承了国际共运与俄国革命的遗产,而列宁之前的各国工人党并未就妇女工作机构问题达成普遍共识,直到1920年列宁、蔡特金推动成立了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中共在妇女运动领导体制上亦学习俄国经验,始终强调:妇女运动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同时又有必要在党内建立妇委、党外成立妇女团体,以组织动员妇女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并从中寻求解放。由于俄共全能主义的政党模式势必造成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中共在妇运领域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妇女主义”,而是“取消主义”及其产生的妇女组织虚化。1949年后,苏联的归口管理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妇联被嵌入党国体制之中,成为“以党统群、群从于党”的党群体制的重要一环。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在阶级革命的框架中思考妇女解放的,从经济角度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私有制,强调阶级解放、社会主义和公共劳动对于评估妇女解放的意义,而这成为“取消主义”思潮发酵的温床。另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宣扬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性别秩序与道德规范对其妇女组织建设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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