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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与方法: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欧阳军喜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 第一辑
发布:2015年04月11日
点击: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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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主要讲一下思想史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

一、近五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

前些时候王海军老师打电话通知我说今天学术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我将这个主题理解为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做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学术史的梳理在学术研究中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你的研究没有学术史的梳理,那么你的研究可能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你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了多少,有没有创新等,都是建立在学术史的梳理基础上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确实是一个“显学”。近五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火热到什么程度,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的检索可见一斑。在中国知网选择篇名检索中输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显示从2010年以来共有4513篇(不包含篇名中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2010年有1174篇,2011年有1385篇,2012年有1043篇,2013年有874篇,2014年有37篇(截止到今天的统计)。这些文章既包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也包括报纸上发表的,另外还有学术会议成果。通过对中国知网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近五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丰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确实是一门显学。 

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大致浏览,我认为这些文章中大概存在这这样的一个现象,即研究中的“三多三少”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我们现在的研究大量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题的论证上。在实证研究方面,更少一点。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某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某个人物的研究比较少。

第二个现象就是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所谓宏观研究多,就是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和历史进程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种宏观命题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问题、理论观点的微观研究就很少。过多的宏观研究会产生一些问题,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争鸣与进步。将研究视角都集中在宏观层面,结果文章大而化之、大同小异、区别性不是很大,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重复的现象,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和学术观点的趋同。

第三个现象就是领袖人物研究多,其他人物研究少。所谓的领袖人物,主要就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人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思想或者相关理论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化学科的学者去研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共理论家,他们做出的贡献非常之大,值得我们去研究。当然在这些人物中,像李达、李大钊、张闻天等人,关于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理论家,比如柳湜、张仲实、吴亮平、沈志远、胡绳等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柳湜撰写过许多文章,如《社会学常识》等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张仲实、吴亮平、沈志远都是由党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学习,他们受过良好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外语知识扎实,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更多的经典著作翻译到中国来,为中国化提供文本基础。比如吴亮平是《反杜林论》全译本的译者,广大党员干部通过阅读他的译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杜林等错误观点的批判,减少了中国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挫折。他们这些理论家的著作和译注,目前学术界的关注还很少,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三种现象,我觉得要从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来解释。通知正式确定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通知中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而在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学环节也遵循了教育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学科的定义,所以众多高校和学者就遵循着官方的这个定义,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给我的一个总体印象、整体印象。但是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本学科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势,这就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二、新趋势:广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兴起

所谓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跳出狭义的研究范围,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扩展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慢慢的突破本学科的限制,延伸到其他学科,从法学学科中拓展出来,打通同其他学科的壁垒,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学理基础。正如程美东老师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有其他学科的背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围的拓展。因此,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包括历史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研究和现实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研究。

在我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义研究和教学正在逐渐增多,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义研究这种趋势能够保持下去并成为中国化研究领域学术井喷的先兆的话,那么从我个人专业背景来判断和研究经历来判断,我觉得思想史可以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一直在从事思想史方面的工作,那么我就谈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涉及到思想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可以做些很么,能够做些什么,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几个方面。

三、从思想史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把思想史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畴是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思想史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它的血缘、论述语境都是西方的,它属于西方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最新发展。其次,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国门开放、中国继续延续明朝以来的西学东渐历程,进化论、君主立宪思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杜威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想都被用来改造中国,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成功地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骨髓。我们如果把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抽离出来,那么中国近现代历史就会变得十分苍白,失去了自己的主要灵魂,中国近现代史就基本上不成立了。

另外,我感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的思想论争。马克思主义自从进入到中国以来,在当时众多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要想站稳脚跟,必须与其他思潮展开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既有问题与主义、社会史的论战和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还有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竞争。总体上来说,这些论战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结合在一起的,传播过程导致了论战,论战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它理论思潮的竞争史。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者如果局限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从思想史的视角开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不会关注或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思潮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举个例子来说,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任务。随后中共理论家很快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为舆论阵地,在重庆和延安发起了学术中国化的运动。这个学术中国化实际上就是理论界在呼应中共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以,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学术上的体现。学术中国化的讨论马上引起了国民党反共文人的反弹,中共也迅速组织知识分子进行反批评。结果,这种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概念等到进一步的明确、澄清,争论事实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我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这种思想互动,那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十分空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思想史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是大有可为的。

关于从思想史角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比如杨奎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研究》、王刚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德国学者李博撰写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美国学者田辰山和怀利的《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这些著作在我看来都具有了思想史的性质,书中专门有些章节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门谈到马克思主义某个思想。但是这些方面的思想史研究,我认为他们并不具有思想史研究的自觉,他们并不是专门性思想是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的,只是在阐述问题时不自觉地运用了思想史的视角。所以我认为目前学术界有思想史研究的迹象,但是仍然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既然缺乏这方面的自觉,那么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要想发展,就应该自觉地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问题。思想是以报刊书籍等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为物质载体的,所以,我们要想自觉开展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就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运用这些学科所提供的详细史料深入开展研究。当然,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遇见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史料挖掘与运用、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

四、自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史料问题

普通史料方面的问题,即思想史中共党史方面的史料,这些史料都是中国化研究必须的。它们包括档案文献集、文集、日记、书信、年谱和过往的报刊。我们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周恩来年谱》《瞿秋白文集》《李大钊选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中共所创办的红色报刊中,里面含有大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息和史料,这些史料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挖掘还不够,利用率很低。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史料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普通史料上,还应该将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相应的外文文献。因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中国来的,最早的是日本,其次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和苏俄,这些渠道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青年学生在留学这些国家的时候,掌握了外语基础后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传播到国内。观察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果同国外的相关著作进行对照,就可以发现几乎是全文翻译。这些文献涉及到日文、英文、俄文,要想深入到思想史的深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必须下苦功夫,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研究这些外文文献。严格说来我们不一定做得到,至少我们应该有这个眼光,将这些史料列入我们考察的范围。

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史料就是思想文本。思想文本有两种,分别是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我们说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著作或者文章,例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还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中应该考虑的文本。当然我们在研究思想文本史料的时候还应该着重主义一下问题。

2.文本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甚至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这些人的思想是如何实现中国化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详细考察的话,我们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思想中国化的详细历程加以剖析。在毛泽东所掌握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不同经典作家对他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究竟受谁的影响更大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书籍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发现毛泽东读列宁的书相对来说比马恩的书要多。并且毛泽东读的是经典著作的译本,这些译本的母本是什么语言的,中译本是谁翻译的,这些细微的差异都会影响到毛泽东的思想,进而极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另外,毛泽东主要读了那些经典著作,邓小平又读了那些著作?二者在接受文本上的细微差异是如何影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不同走向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又导致了什么样的实践差异。

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研究中,现在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简称 MEGA),即最原始的版本。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中共领导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和文本,在收入选集后经过了很大的改动和变化,版本的变化也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看法的变化。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更应该也使用原始版本。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编写《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就因为苏联的反对,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概念,这种情况要想考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出处,就应该看原始文本。

用思想史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注意史料问题外,还需要在方法上的借鉴和创新。

五、方法问题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是没有问题。具体到用思想史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应该采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同时,还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现代西方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而不应该排斥他们。这些值得借鉴的新方法之一就是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理论(单元观念unit-ideas。“封建”、“革命”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有许多特有的概念,例如“封建势力、封建残余”和“革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封建势力、封建残余这些概念如何形成,这些是谁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观念是怎样演变过来的,怎么具有了中国所特有的意义。“革命”这个古文献中存在的概念,是如何生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反帝反封建”的特殊意义的,这一意义的衍生转换是怎样来的,要弄明白这个问题,“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方法之二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新民主主义理论”是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概念,那么1939年之前,这个理论是如何萌芽的,如何发展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次考查,以独特视角观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法之三就是昆廷·斯金纳的“语境分析法”(ideas in context)。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当时的世情、国情和党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些世情、国情和党情中起源的。世界语境的变化,例如共产国际政策的改变是如何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迷信外国理论,但是确实可以给我们一种启发。

六、跨文化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以思想史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体系,和传统中国之间实现了成果的嫁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实践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跨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我们每个都有文化双重性,中共领导人也有。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他们身上也存在着传统文化的东西。文化是有基因的,每个人都有文化的双重性,每个人都是双重或者多重文化的复合体,不同种类的文化在一个人身上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这方面的结果。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借历史人物孔子表达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融通之处,正是这些融通之处,助推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一个基础。所以跨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创造、转化和意义生成的过程。这个意义生成的过程很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文化交汇中不断产生的过程。 

七、结论

通过今天的演讲,我主要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在思想史的视野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史料和方法上的创新将会使我们的研究大有可为。采用思想史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视野打开以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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