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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视阈下党史问题研究的拓展与深化(1919—1949)

作者:王海军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 第一辑
发布:2015年04月11日
点击: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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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种视阈来探讨若干党史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下面我先介绍一下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研究概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在此过程中,2004年中央马理工程的实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掀起了研究的高潮。其研究视角,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时代背景、基本历程、代表人物、理论成果、主要路径、基本经验与内在规律等问题展开的。围绕这些问题的主要代表性研究成果,除了大量学术论文外,还有许多学术专著。其中,笔者认为比较有份量的代表性著述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侯树栋、辛国安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仅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几十年来也同样引起一些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目前,世界上有近20多个国家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评析和解读。其中,尤其以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方面的研究,自上世纪20—30年代始,毛泽东思想一直是国外学者所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的显学。国外研究这方面专家尤其以埃德加·斯诺、费正清、斯图尔特·R·施拉姆及莫里斯·迈斯纳等研究者为代表。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视角,国外学者像国内学者一样,也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主要经验、基本规律、实现路径、代表人物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等多维度展开,这些研究领域可以简要概括为“一二三四”,即“围绕一个主题,采取两种方法,涵盖三个层面,囊括四大问题”。此外,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西方学者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也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涌现出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展开,像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ance kuhn)(《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著述方面,PPT列举之)近些年来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高层领导人思想与政策的文章,是第一位对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外国人,对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的背景、实质、内涵及其实践等进行了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过程中党史问题研究的拓展

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从现有研究机构来看,主要由中央编译局、社科院、中央党校等牵头从事这方面研究,从研究内容看:一是深入进行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订;二是对经典著作的文本进行考证研究,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进行了研究介绍;三是立足现实,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如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有制问题、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等,特别是注重挖掘和研究那些过去不受重视而今天看来对我们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观点,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社会协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产业结构转化、资本主义新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四是对经典著作重要概念的翻译进行讨论,如“私有制消灭废除扬弃”等等。五是对文本研究的方法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有五种模式:一是“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我解马”、“以马解马”。对于经典著作在中国语境下编辑翻译、文本选择、印刷发行等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笔者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并尝试着把对该专题的研究与学院研究生教学实践结合起来。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部分著作编译和传播阶段,二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的系统编译和传播阶段,三是自改革开放迄今(1978—)的重新编译和深入研究阶段。当前学界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成熟,成果丰富,而对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该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则较为薄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到系统,从秘密到公开,从文言到白话的曲折发展历程,在经历了国人的选择、比较和重构后,最终被国人逐步接受并建构起当代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目前学界对建国前(1919—1949)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的部分涉及该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张静庐主编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央编译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唐宝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王东主编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等几部非常有限的编著,这些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为今后继续加强对该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上述成果主要是从历史学方面对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展开论述和研究,但实际上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涉及多门学科领域,除了历史学外,还需要整合运用文化学、传播学与翻译学等学科知识进行系统性与综合性比较研究。如从文化史的角度考量,民主革命时期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和传播,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需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综合比较研究等。因此,无论从中共党史学来看,还是从传播学和翻译学角度看,该课题还存在着很多继续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翻译与传播主体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坎,就是经典文本的翻译。翻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文本基础和丰富源头活水。当前学界对广大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其中的留学生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今后的研究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之:

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早期其翻译与传播主体的研究

当年马克思主义翻译与传播主体,既包括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此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人物群体的研究,不但要加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人物的研究,而且还要加强早期的一批国民党人,比如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孙中山,及一批早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重大贡献后又脱党、叛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比如李汉俊、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物的研究。

2.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社会科学工作者群体)的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中共进入独立探索革命道路新时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当时许多马列著作的翻译,就是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党通过文化统一战线凝聚了一大批充满理想、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如胡乔木、艾思奇、何干之、胡绳、张友渔、潘汉年、冯雪峰、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邓初民、柯柏年、邓拓、许涤新等人。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他们相继领导成立“左联”、“社联”等进步组织,成为当时中国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坚力量,形成了继“五四”之后又一股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左翼文化工作者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无论译著数量、译文质量,还是传播范围,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除了编译经典著作外,他们还通过创办各类进步刊物、借助于讲课、办学校和各种补习班、组织各种层次的读书会、理论研讨会及出版研究著述等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一场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中心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关于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学开始获得了巨大发展。例如,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不必再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杨松、尹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艾思奇、叶蠖生、杨绍萱、谢华、佟冬、唐国庆,等等,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治史,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2)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主要有瞿秋白、鲁迅、周扬、冯雪峰、胡风、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等人,他们开始转译和翻译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

当前学界对在研究视角上缺乏对他们的深入研究,如时代背景、生活阅历、知识结构等因素对他们编译和传播经典著作的影响,呈现出广度不宽、深度不够的特点。

3.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

延安时期马列经典翻译和传播得以较快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众多专业翻译人才的汇集,当时在党的号召下来边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乏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活跃在文艺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等领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备较好的外语水平,如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王学文、王思华、何锡麟、吴文焘、许之祯、赵毅敏、成仿吾、徐冰、柯柏年、曹汀等,当时经典著作的出版中心已转移到革命的圣地延安,这就为有系统地大量翻译和出版这类书籍创造了较过去大为有利的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期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共192种,远远超过其它历史时期。

4.深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创作主体间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创作主体不仅有领袖人物群体,知识分子群体也为此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主体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特点。当前学界更多地关注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等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度还优待于加强。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出版活动问题研究

1.关于“红色出版”问题的研究

自建党伊始,我们党就十分注重图书的宣传与利用,把出版当作在战争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红色图书”种类繁多,主要有马恩列斯著作、党的领导人著作和历史文献、哲学社会科学读物、军事研究著述及时事政治读物等。这些种类繁多的“红色图书”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出版”大致经历了上海时期、苏区时期和抗战时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中,抗战时期的“红色出版”是在沦陷区出版业严重萎缩、国统区对进步出版业严酷摧残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业发展的繁盛时期。

关于中国共产党“红色出版”活动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出版机构、出版种类、出版人物、出版物、印刷与发行等问题。例如:在出版机构方面,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编译与出版机构。如抗战时期,中央出版管理机构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共中央出版局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行科、出版组。“红色图书”的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专营图书出版机构,二是专营书报刊编辑出版的报刊社,三是兼营图书编辑出版的机关团体学校。在编译机构方面,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马列学院编译部、军委编译处等。在出版机构方面,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解放社、新华书店等上百家专业出版社。民营出版机构,如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在出版人物方面,既包括职业出版家,也包括集革命家、政治家和编辑出版家于一身的早期共产党人。国内学界对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活动的研究著作文章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如《毛泽东邓小平出版实践出版思想探论》(袁亮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出版》、《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等。对其他历史人物如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施洋、李达、博古、李求实、陈望道、蒋光慈等研究的相对较少。在出版物方面,主要包括图书、报纸和期刊。不单是新闻学研究对象,更是党史学科研究的重点。

此外,还要加强国民党新闻出版法规问题的研究(新闻法制史),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颁布和实行的新闻出版法规数量之庞大,涉及面之广,限制之严苛确属罕见。中共通过各种方式与国民党新闻统制进行斗争。

2.关于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

早在20世纪初期,国内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刊在传播之初即被北洋政府加以严格检查和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除用武力“围剿”革命根据地外,文化领域实施文化专制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进步书刊进行全面查禁。严格的审查制度(国民党建立专门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制定严格审查法规,进一步强化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严厉的审查标准(抗战时期,国民党各级审查机构依据相关反动法规对国统区的战时出版品如新闻报纸、图书、杂志、电影片及戏剧剧本等进行严密审查),严密的审查程序与严酷的查禁手段。为应对国民党严酷的图书报刊检查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出版领域领导书刊经营机构和进步文化力量,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查禁斗争。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

1.积极利用报刊发表评论,呼吁言论自由

2.充分依靠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

一方面,根据地的进步出版事业成为国统区反国民党文化统制斗争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充分依靠国统区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设立的公开合法出版机构主要有《新华日报》馆和《群众》周刊,成为党在大后方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阵地。

3.努力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

国民党的文化统制严重阻碍抗战进步文化的发展,要同国民党文化统制进行更有力的斗争,必须尽可能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当年的中共南方局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两大团体为基本队伍,联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大力加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将大批知名文化人和进步出版业团结在党的周围,增强了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力量。

(四)中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程与经验的研究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党以来,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为重要条件的。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学习经典著作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当前时期,而对民主革命时期该问题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应该从缘起,例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首要原因,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途径和出路的客观需要。中央苏区时期,党通过领导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列著作,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根据地政权建设。《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立足于我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论证了国家将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在当时中共领导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抗战时期,中共号召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冲锋》和《军队论》、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等马列军事著作。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的现实要求。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提高到重要位置,毛泽东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列等。此外,还有简要历程、主要途径、历史启示等方面进行考察。

(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影响的研究

该部分拟多维度探究和分析其重要影响:1.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文本基础和丰富思想资源。2.深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3.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养料和丰富素材。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该层面意义上讲,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之提供了宝贵养料和丰富素材。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正确分析和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集中了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宝贵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等等。

(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重要文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关系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和党的重要文献的解读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文献,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理论,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为理论之源的,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生产关系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关于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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