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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与史事——《一本书的历史》读后感

作者:杨丛维
来源:
发布:2015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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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级硕士  杨丛维

引言

如果说2014年中共党史学界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书目,金冲及编著的这本《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定榜上有名。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并不是学术专著,也不是重大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却引起了较高的关注热度,恐怕不是来自党史学界的空穴来风或自吹自擂。上海人民出版的总编辑王为松就将此书列为“冬日必读书目”之一,著名文化作家陈徒手亦在自己2014私人书单中如是评价此书:“年底汉唐出了金冲及新著《一本书的历史》,披露了胡乔木、胡绳九十年代初编写党史的密室谈话,总想从中看到一些秘闻和党史撰写之中的难度所在,我自己更愿意在字里行间体会那一代治史者的思维中到底存在多少的历史局限性和难言之隐”

陈徒手的话道出了许多读者的初衷。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史事固然是研究的对象,但是史书的价值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主角中共而言,不仅要研究它的历史,更要理解这一政治主体是如何看待自身历史,又是如何建构自身历史。因为通过“历史主人翁”书写的史书,不仅有助于审视史事的不同样貌,更有助于理解史书如何影响后续历史的书写,正是在史书与史事的互动之间,学术史的脉络得以不断向前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中共党史著作而诞生的《一本书的历史》,应具有十足重要的意义。

读罢此书我发现这份初衷与期待完全得到了满足。《一本书的历史》既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可以充分的与历史当事人对话,同时作为历史书写的回顾,亦有值得从学术史脉络反思之处。因此,这篇读书报告就从这样两个方面展开。

 

革命史观的光影

作为一本探讨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的书,自然涉及到中共党史书写的方方面面,这两位对于许多中共历史细节的讨论在书中俯拾即是,许多讨论实际上为历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在阅读的过程中亦时常能够引起我的思考。

比如在书的第三部分“玉泉山修改初稿(上)”中,胡绳在谈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时即指出,以往讲中国向苏联学习,都是沿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提法,强调中国经历了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到学习俄国的这种转变,这也是传统党史著作在讨论中国选择发展方向时书写方式。但问题在于,毛泽东“竭力说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苏联学习,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需要这样强调”,这个历史条件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胡绳细致的分析道,“毛主席的文章在1949年7月发表,11月他就去苏联了。在苏联的两个多月,毛主席说是一肚子的气。刚刚成立了新中国,同斯大林不是进行会谈,而是为他祝寿。半个月没有理毛主席。所以毛主席说他在苏联是开门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后来,他写了一个谈话稿,写好后,莫洛托夫来找他谈。斯大林本来说中苏已经有了一个条约,这是决定同新中国另订一个条约。所以,那时候强调过去是向西方学习,现在要向俄国学习”对于这一历史背景的交待实际上深入了对毛泽东文本表述的认识,事实上,其时胡绳对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描绘,也为其后的研究著作所证实(如沈志华在《中苏关系史纲》中对毛与斯大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斗法博弈的研究)。

的确,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开始,一批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到向俄国“社会主义”学习转变。这种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因为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从失望到绝望,慢慢地懂得它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觉得资本主义没有前途了。而在中国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中国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去消化它”。应该看到的是,这种书写是中共理解这段历史的一重面相,显然,它更加突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倾向于将这种转变表述得更为鲜明甚至极端,这种“改良”与“革命”的二元分野式表述,是中共所信奉的革命史观光照下的一重影像。

实际上,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言,对于一批知识分子转向学习苏俄“社会主义”,还应放在学习“西方”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西潮的冲击使得西方本身成为中国知识界“新的崇拜”,对于同属西潮的“社会主义”,其实不仅得到共产党人诸如陈独秀、毛泽东的崇拜,实际上也一度得到傅斯年、胡适,甚至是军阀卢永祥的青睐。罗志田先生对这一历史面相的揭示,表明在大西潮崇拜之下的近代中国,“对一般并未认真学习其系统理论的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有一点潜在的吸引力:它既是西方的产物,同时又号召全世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这正符合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爱憎交织、既尊西又想‘制夷’的倾向”

以上两种历史书写的分野实际上也表明了史观之间的差异而对于不同历史书写的背景因素的广泛审视实际上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已经消逝的史事。有其是对于长期占据历史书写主流话语的革命史观来说,其历史书写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对于史事的认识,那么在这种研究状况下,如何吸收其中有益的分析并与之对话,实际上是历史学研究应该关注的话题。胡绳与罗志田在“学习社会主义的转向”上两重差异的表述,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研究的范例。

书中对历史书写背景的披露远不止此一处。再比如,胡绳在讨论抗日战争的问题上,就曾提出对抗战领导权的表述,“是不是叫做合作领导?”,或者“说共同领导也不是不可以”。胡绳不提中共领导抗战,而用“合作领导”“共同领导”这样的表述,这种考虑一方面是出于区分国共之间的差异,胡绳曾在口头上连发三问:抗战都是你领导?那么蒋介石也归你领导?他错的你也要负责?另一方面,也有对抗战胜利原因全面认识的考虑。

中国的八年抗战是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军队主体是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随着抗战的持续进行,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上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和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对日抵抗的持续进行。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一场民族生存战争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已经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观,某种程度上这也反衬了蒋介石政权的软弱。不过,蒋介石政权毕竟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上保证、坚持了对日抵抗的持续进行,调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强大的日军周旋,论史者对此不可以不正视。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努力。黄道炫先生就此认为,胡绳说“合作领导”或“共同领导”,虽然只是口头的表达,结合上述事实看,却也不可等闲视之,应该是其长期阅读和思索的结果

除此之外,胡绳对《七十年》抗战史部分初稿的批评亦有一针见血之处,“敌后抗战,稿子讲了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没有讲艰难性。国民党军队到敌后为什么搞不了?因为他没有和人民密切结合,就没法在敌后生存……初稿中没有把敌后战场的艰难性写出来,那不是什么军队都能干的”。抗战期间,中共与国民党争夺敌后战场的历史样貌,在革命史的书写中是很少提及的一面,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中共则活动在敌后战场,革命史将两个战场截然二分,并仅将国共的对立表述为“三次反共高潮”,未免失之偏颇(在《七十年》成书中,对抗战的表述亦较少提及国共在敌后战场的交锋)。而胡绳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实际上,国共在抗日敌后战场的交锋,对中共的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1939年后,日军不断向前推进进攻线,迫使国民党不断向后退,而中共则趁机接收敌后区域,针对此种局面,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得出认识,即使抗战最终结束,全国的地盘也被中共接收完毕,因此即做出与中共争夺敌后战场的决策。由于国民党的异动,加之此时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促使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怀疑蒋介石会同美、日达成妥协,因而很快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太平洋慕尼黑”,并决心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区分。由此可见,胡绳提出要加强对抗战敌后战场的分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因素。

有意思的是胡绳许多在谈话中有见地的表述最终都没有纳入到七十年的表述之中。除了对上述抗日战争的思考,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亦是一例。《七十年》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因于“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革命措施,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而胡绳在谈话中却对陈独秀有不一样的评价,他认为,“武汉时期要有点分析,错误是怎么发生的?冷静一点分析,党在幼年时期解决不了这样复杂的问题”,“如果把大革命失败的一切责任都推给陈独秀,那他也主张过退出国民党,这也不能说右,他还有个尊重第三国际的问题。对第三国际要讲一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他是有责任的,但不能把责任推给陈一个人。总之,要不就左,要不就右。”最终《七十年》对陈独秀的评价未按照胡绳这种较为开放的思想,应该还是受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的影响,与当时的政治其气候亦有关系。

 

史学脉络里的前进

事实上,即使身处革命史观光影的覆盖之下,《七十年》这本书相比之前的书写模式,仍表现了不少“新意”,这也是这本书编写之处的初衷。龚育之在《送别归来琐忆》中曾回忆,乔木在称赞这本书的新颖见解时说:“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这条见解,当然也是根据历史决议的分析,但是突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主题,作出了有别于过去讲两条路线斗争的传统模式的关于‘两个发展趋向’的新概括,这的确是有‘新意’的”

这里金冲及先生特别把龚育之先生的这段回忆引在注释中,对于许多不了解中共传统史学表述的读者而言可谓,可谓重要。因为一切历史研究,都身处一定的研究脉络中,或向前推进,或停滞不前。如果不了解特定的研究语境,很容易对研究本身做出错误的评价。胡绳将1956年至1966年十年表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也许在当下许多人看来仍带有“左”的色彩,但是回顾当时的历史书写状况,却是在以往的革命史脉络里的一种前进。

同样胡绳在讨论五四运动时也提出不要简单将五四定义为一场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实际是一直在做并非只有一次后来30年代也有,比如《中学生》杂志,我曾看过。它讲学科学,学文化知识。叶圣陶他们在《文星》上面做文章,反对日本侵略,这个也是启蒙。所以讲启蒙不要定义为只是讲反封建的启蒙”。胡绳结合亲身经历,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揭示,亦是对传统革命史学的一种推进。

七十年的书写上除去这些”的一面,也应注意到其与革命史学相比不变的一面。比如,在商讨编写大纲的过程中,胡乔木即提出,《七十年》的书写要有一个“脉络线索”贯穿下来,“要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要找到一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这些种种表述,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对中共的历史做出一个整体的、线性的解释,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挥这种解释的“政治性”和“战斗力”,使之成为一种武器,来引领社会的思想。对历史做出整体性解释,找出其中的规律,并“资政育人”的情怀,可以说是革命史观一贯的追求,可以说是《七十年》继承以往革命史学使命的体现。

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历史线性表述或整体性解释的追求?如果放宽视野,可以发现从20世纪初年开始,中国的“新史学”就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向往成为“科学的史学”或作为“科学”之一部分的史学。梁启超等人受日本影响而发明的一个创新性说法,就是中国过去的史著没有系统、不成体系,只能视作史料。他认为,历史要“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因此“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不独于此,傅斯年在创立史语所的之初,即希望将其治下的历史研究科学化,成为与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类似的,能够探寻规律的学科。贺昌群到1934年仍感慨中国“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来”。很多早年的单篇论文,本身仍有价值,但在方法与观点上则“显出绝大的矛盾”。他虽承认矛盾是不可免的,却仍想要“求得一个矛盾的统一”

相对于传统史学,“新史学”非常强调对系统的追求,希望能够对历史的发展做出整体性、规律性的解释,因此,不免忽视甚或抹杀了史事的独特性。生长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革命史学”,自然也属于“新史学”的范畴。对整体性解释历史的追求,以及希望历史书写发挥政治性、战斗力的诉求,自然会与史事本身的复杂、多样与散碎产生矛盾。胡乔木也难免感慨,“历史有时不一定完全合乎逻辑”,他甚至在一句话中说“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这种带有些矛盾的心态展露无遗。

其实,大至政党、国家,小至个人、事件,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历史就是由各具特性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因此很难做出线性的描绘。正如佛家所说的“因陀罗网”,一个用宝珠结成的网,上面一颗颗宝珠的光互相辉映,一重一重,无有穷尽。史事之间的影响、互动就如因陀罗网一样复杂、多样。 

毫无疑问中共历史的书写也将在学术史的脉络里持续延伸革命史的单一色彩自身也在逐渐消褪,并换上更加多彩的新衣。近些年来,许多立足实证主义取向的学者就在力图书写“新党史”,如曹树基、杨奎松、沈志华等,可以期待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时,更多“信史”将展现在读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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