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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与延安时期党史学范式的转型

作者:杨悦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 第二辑
发布:2015年05月26日
点击: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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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春,在全党学习党史的热潮中,身为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写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两篇习作,并随后作为党内干部读物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不仅在解放区不胫而走,争相翻印,而且还在建国初年大量再版,洛阳纸贵,成为当时影响巨大的党史学习读物。更为重要的是,两书在中共党史学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首倡之功。陈伯达在习作中首次系统梳理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首次大胆尝试了毛著代史和路线斗争的写作方法,从而标志着延安时期党史学范式的重大变革。

一、毛著代史的开创:《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陈伯达选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其学习党史的突破口,这本身就很值得玩味。从研究视角的选择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作品,写作年代较早,陈伯达以此为切入点,反映出其希望从始至终系统梳理毛泽东思想的雄心壮志。这就与延安党史学习运动所侧重的清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错误路线的主题有所不同。在整风前后,中共领导人或理论工作者所写的相关论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阐发和歌颂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论型文章,另一类是以概括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主要内容的史论型文章。而陈伯达却独辟蹊径,他的著作既不象政论文章那样紧扣现实、偏重宏观泛论,也不象史论文章那样铺陈史实、偏重清算错误。与前一类相比,陈伯达更加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追根溯源与条分缕析,在论证环节上更为细致。与后一类相比,陈伯达则更加注重从正面立论,并以毛泽东的论著作为核心内容。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党内对各种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有所提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产生了共识。结合当时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晋察冀根据地诞生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党内正涌动着一股自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上述种种情况都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更为系统而具体的解释。不管是出于他人授意,还是基于个人的敏感,陈伯达都抓住了这次机会,一举奠定了其毛泽东思想权威阐释者的地位。

就文献本身而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是毛泽东中青年时期的作品,但其中的思想观点与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基本一致,也着实闪烁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些要义。陈伯达正是捕捉到了这一点,因而将其列为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唯一代表作。应该看到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不仅思想驳杂,对各种社会思潮及学说游移不定,而且在行文方式和写作风格上也与政治理论著作相去甚远,这些明显的缺陷都大大减少了它们成为经典著作的可能。在陈伯达之前,粗略阐释过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工作者大概只有张如心,他在谈及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时,曾蜻蜓点水般地提及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么,为什么陈伯达不首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是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情有独钟呢?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经过大幅删改,终而进入《毛泽东选集》的复杂过程来看,毛泽东本人也认为这篇著作不太成熟。实际上,自1926年3月《中国青年》连载之后,直至1951年《六大以前》再版,这篇著作没有再印行过其他的版本。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出版的各种毛泽东的选集、文集以及中央书记处在延安编印的《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中,也都没有收入这篇著作。 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年代较远,疏漏较多,随后又被毛泽东雪藏长达25年之久,该文自然也就难以当作经典著作来对待,因此陈伯达的忽略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从延安的现实情况来看,毛泽东抗战之前的著作在经过长期整风之后仍未得到全党足够的重视,这直接影响到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地位。其实党内存在这种质疑并不奇怪,因为毛泽东确实是在抗战时期才开始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也确实是在抗战时期才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另一方面,延安整风的主要目标是王明、博古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这就使得整风运动不仅着重讨论反面教材,而且其触角也难以深入到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在这种安排和设计下,正面学习毛泽东抗战之前的论著就恰恰成为了整风运动的盲点。在1941年整风运动刚刚发动之时,毛泽东曾要求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先将“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以后再“进到深入研究阶段”。但整风运动很快就进入到整顿三风的阶段,党史学习被暂时搁置。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第一个“四·三”决定,随后公布了22个整风必读文件,其中只有一件是毛泽东抗战前的著作,而且当时并未指明该文件是出自毛泽东之手。同年,《六大以前》出版,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得到了重印,但“由于《六大以前》出版时,全党正处于整风检查的紧张阶段,因此它不像《六大以来》在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 1943年底,中央又要求多数干部读完《两条路线》上下册,这才涉及到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前期。陈伯达也正是在这时才系统学习了毛泽东抗战前的著作,并以表达感想的形式写作了上述两本小册子。但直到整风结束,党内轻视1936年前毛著的现象仍未有大的改观。刘少奇的《论党》虽被誉为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作,但该文也只提到一篇延安时期之前的毛著,即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如果只承认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成就,则有可能削弱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历史合法性,同时也不利于树立毛泽东一贯正确的政治形象。面对党内的这种情形,陈伯达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毫无可疑的,只承认毛泽东同志是革命的实际行动家,或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才成为理论家,而以前还不是理论家,这样,是把毛泽东同志的实际和理论分开出来,是完全不合历史的事实的。”可以想见,陈伯达与众不同地大力阐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独具匠心地回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萌芽,其实都是为了论证毛泽东“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布尔塞维克的代表,而在大革命时代,即已经为我党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思想集大成者。”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除了详细解读毛泽东的这篇经典著作外,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更集中表现在开创了以毛著代史的党史学新范式。

以毛著代史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以毛泽东个人为中心,以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革命著述为线索组织材料,连缀成文,甚至将中共历史写成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或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陈伯达虽然处处提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但翻遍全文,也找不到正确路线的第二个代表人物。为了烘托毛泽东的正面形象,陈伯达频频点名道姓地批评陈独秀和彭述之,完全忽略了他们早先所做的贡献。在陈伯达眼中,陈独秀虽然贵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却不能当作中心人物来刻画;毛泽东虽然地位和影响都不及陈独秀,却因其主张正确而彪炳史册。直到20年后,陈伯达仍然感慨:“大革命时代,我们究竟还是幼年的党,历史并没有来得及使毛泽东同志这种自觉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在全党中形成有组织的集中的统治,……而陈独秀的孟塞维克主义却败事有余。”在文中,陈伯达称赞毛泽东“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重要最前面的岗位,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没有李立三这类人的纨袴子弟的习气”。陈伯达称赞毛泽东的报告“每个句子,直到每个字,都浸透着对于革命和劳动人民之无限量的欢喜,对于反革命和吃人的剥削者之不可调和的仇恨”。这篇历史文献“代表了整个时代与整个历史的精华”,是“历来最好的中国人之最好的思想结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陈伯达的小册子在篇幅上难以与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相匹敌,但提及毛泽东的次数却远远超过了张著。陈伯达浓墨重彩渲染毛泽东的做法基本被以后的党史著作所承袭,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见图1)。由此可见,《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开风气,将毛泽东置于中共党史的核心,为树立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学新范式提供了样板。

 


1  三种党史著作中“毛泽东”出现次数之比较

    资料来源: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伯达:《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地不详]: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622日。

    以毛著代史的另一种表现则是以毛泽东的论断作为评价历史的唯一准绳,在自己的论著中大量征引毛泽东语录,甚至将历史著作等同于理论注释、文献串讲和老话集锦。据周一平的研究,党史著作中的引经据典之风大概起源于华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此后,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比较注重通过引用经典著作来分析和说明历史问题。但上述两书都只是将马恩列斯的论述作为征引的对象,毛泽东的著作则尚未进入两人的视野。依笔者之见,真正开启毛著入史之风的第一人应是陈伯达,第一篇代表作就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笔者曾将陈文引用毛著之处截取下来,与毛泽东的原文作了比较,结果发现陈伯达引用毛著的程度完全突破了佳句摘引,实可谓是全文照录,个别小节居然被征引了90%以上(见表1)。难怪美国学者怀利惊呼:陈伯达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了使党内同志熟悉毛泽东抗战前的著作,是为了使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尽快地得到某种形式的印刷和出版。

表1  陈伯达引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情况表

小节

引用率

小节

引用率

农民问题的严重

62.5%

过分的问题

60%

组织起来

20%

痞子运动

93%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100%

革命先锋或革命元勋

35%

糟得很与好得很

85%

 

 

    资料来源: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央副刊》第7号(1927328日);陈伯达:《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地不详]: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

如果我们再将陈伯达此文与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作一对比,那么陈著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和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便一目了然。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党史论著征引马列语录的次数在直线下滑,而毛泽东的著作则愈来愈受到重视。由于陈伯达的小册子既可视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门著作,又长期被党史学界认可,这种两重属性使得其在突出毛泽东著作方面更是一枝独秀。应该说,中共党史著作征引内容的变化既是“中国化”思潮和延安整风的必然产物,也是党史学从以共产国际为中心转向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征兆。

 


2  三种党史著作中毛著与马恩列斯原著引用次数之比较

资料来源: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伯达:《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地不详]: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622日。

 

学术界一般认为以毛著代史的写法起源于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然而这种说法却未必准确。在延安整风末期,陈伯达似乎已先于胡乔木而展开了重构党史的尝试。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过分突出毛泽东个人、大量征引毛泽东著作的现象已俯拾皆是,毛著代史的风气已初现端倪。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延安时期奠定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写入党章的,这种党内政治生态的巨变必然催生党史学范式的转换,其强大的冲击力也不可能迟至50年代初才波及理论文化界。当然,一种新范式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并不是陈伯达凭一己之力便能实现的。与胡著相比,陈文仅涉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相差甚远。不过按照陈伯达的研究计划,《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只是他从始至终梳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关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基本政治问题”,陈伯达又专门写作了第二篇党史习作。

二、路线斗争史观的确立:《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

依照陈伯达的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逻辑和毛泽东的思想逻辑应该完全一致。然而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陈伯达却更多地将毛泽东视为“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的革命实践家。显然,陈伯达并不认为单凭一篇农运报告就能证明毛泽东的理论家地位。在陈眼里,只有到了“更新的、更丰富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才会在理论上“有更新的、更丰富的展开”。 而阐明这种展开便是陈伯达写作《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的初衷。在这篇新著中,陈伯达对毛泽东的理论造诣显得信心满怀,他不仅将毛泽东称为“全党实际政治的统帅”,而且还将毛视为“全党理论的统帅”。陈伯达说:毛泽东“在苏维埃运动初期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实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全部理论与策略的基础”,虽然这些理论“已经经过了十五年之久”,但却没有“消失它的光彩,并且仍具有极现实的意义”。接着陈伯达直言道:“不明了毛泽东同志在苏维埃运动、红军战争初期的理论与策略,就不能明了中国革命力量,就不能明了今天中国革命规模的由来,就不能明了中国的全部布尔塞维克主义,以及今天我们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之下所进行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在这里,陈伯达已经将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的理论创造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与《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同,陈伯达的这篇党史习作仍然延续了毛著代史的风格。陈伯达以极尽夸张的语言赞扬毛泽东料事如神:“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区域内的一切史实,对于毛泽东同志这个分析,没有增加一个字,也没有减少一个字。”“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十年内战期间内,几乎全部历史都活跃在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纸上了。”对于毛泽东的革命行动,陈伯达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就是善于指导革命进攻的能手”,在“大革命失败时候,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的力量所进行的退却,则又是全党最有计划、最有阵地、最有秩序、最少损失的典型退却”。这样,毛泽东就将“正确的退却与正确的进攻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退却,另方面又使这种退却变成进攻,或者说,从一方面说来,这是退却的,从另方面说来,这又是进攻的。”在陈伯达看来,“向井冈山的进军,这是世界革命史上最有名的进军之一”,而完全没有一丝被逼和无奈,仿佛毛泽东在未上井冈山之前就已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胸有成竹。在文中,陈伯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诸如 “简直是很不容易衡量的”、“无限的”、“无边的”、“万能的”和“毫无疑义的”等一系列绝对化词语的频频出现。除此之外,陈伯达还连篇累牍地介绍毛著,整段、整页地摘引毛著。据笔者粗略地统计,陈伯达一次直接引用毛著100-200字的有14处,200-400字的有5处,400字以上的有6处,引用字数最多的一处竟达到630余字。

在党史学史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的重大意义应该体现在其最终确立路线斗争史观的作用上。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指“党的领导层内为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达到一定的革命目标,在总的指导方针上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围绕着路线斗争,党内逐渐积累起一套固定化的观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中共历史简化为路线斗争史,党史学的任务被降格为“计算过去路线斗争的次数、序号和每次错误路线起止的时间,预测未来路线斗争的次数和每次爆发间隔的时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时期“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简而言之,路线斗争史观就是这些固定化观念在党史学上的表现,它是一种把路线斗争当作党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把党的历史等同于路线斗争史的观念。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而言,路线斗争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路线斗争史观的第一个内容是它试图证明:自1921年建党以来,只有毛泽东一人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换言之,党内自建党时起就始终存在着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如果说《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向全党展示了1921-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么《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则第一次向全党介绍了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的。第一,陈伯达通过大量数据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的判断。陈伯达认为:毛泽东一方面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又在革命进入低谷的时刻清楚地指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虚伪本质。这些都为认清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提供了基础。第二,陈伯达认为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经济、政治结构的特点,并得出了“在四围白色政权中可能有赤色政权长期存在的结论”。陈伯达毫不掩饰地宣称:“这个理论的创造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真是无限的。”陈伯达十分重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并较早地概括出其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一、农民土地革命;二、民众武装;三、革命根据地。”陈伯达的这部分论述大致相当于1945年历史决议中第四部分政治方面的第二小点(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但是历史决议既没有直接点明“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提法,也没有明确地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一并提及,更没有清晰地阐述三者的关系。相比而言,陈伯达的解读更为明了,也更为深刻。第三,在政策和策略方面,陈伯达高度赞扬毛泽东所提出的“依靠群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为了体现毛泽东“灵活的政策”,陈伯达检讨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反思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明确地指出:“有智慧,可以把革命的力量由小化大,由失败转到胜利,没有智慧,可以把革命的力量由大变小,由胜利转到失败。”而“要有智慧,就必须学习毛泽东同志”。第四,在建党、建军和群众工作方面,陈伯达强调了毛泽东从思想上建党建军的原则,同时肯定了毛泽东一切通过群众路线的思想。陈伯达认为,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正确的党建理论(在思想上反对各种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最终把中共成功地改造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陈伯达通过反复征引古田会议决议,突出了毛泽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军阀主义、反对流寇思想的建军原则。最后,陈伯达直抒胸臆,点明主旨:“自从我党创立以来,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能够在理论上全面地、完整地、而又实际地加以解决,并长期领导全部中国革命事业前进的,却是毛泽东同志。” 通过陈伯达的描述,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跃然纸上。

路线斗争史观的第二个表现是它试图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换言之,中共党史即是毛泽东正确路线与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史。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陈伯达已经将陈独秀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来处理。在群众路线方面,陈伯达指责陈独秀“漠视群众、限制群众和否认群众”,“给农民运动划定界限”。在对待农民革命和农民政权的态度上,陈伯达指责陈独秀战战兢兢,“不许农民‘反常’”,而是想方设法地“保持封建地主的权力”。陈伯达直言道:“毛泽东同志这篇历史文献,实是代表当时全党布尔塞维克和陈独秀孟塞维克在思想上之公开的分裂。”在陈看来,“毛泽东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斗争就是这个时期中共党内“两个基本路线的斗争”。如果说陈伯达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仍是老调重弹的话,那么《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对托陈派、立三路线,尤其是新立三路线的批判则反映了一些党内刚刚形成的新观点。在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陈伯达批评托陈派是“反革命的辩护士”,“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的驳斥的”。在革命形势的问题上,陈伯达一方面批评“立三路线和新立三路线是错了”,另一方面又批评托陈派对革命的诅咒。在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上,陈伯达讥笑立三路线和新立三路线“被事实碰得皮破血流了”。在此,陈伯达将“我们党过去的一切路线争论”作了“一个简单明白的概括”,然后严正地向全党宣告:“一切反对毛泽东同志这种在反革命力量较弱的地区中,在农村中,进行工农武装割据,长期斗争,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都在历史的实际中破产无余了。”在政策与策略的问题上,陈伯达批评“一切‘左’倾机会主义都把中国社会的矛盾简单化”,执行了一套“直线的僵死的政策”,这正与毛泽东所采取的“灵活的政策”相违背。陈伯达还意有所指地说:“大革命时代,陈独秀因为没有智慧,就被人打败了。内战时期的某些场合,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工作,李立三因为没有智慧,就又被人打败了。内战的后期,有些同志因没有智慧,虽则后来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挽救,但也伤了一些元气。”在建党、建军和群众工作的问题上,陈伯达从思想上批评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各种唯心观念(如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内战时期的立三路线及其后的新立三路线、抗战时期的新陈独秀主义),从组织上既批评了“从‘左’方面来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又批评了“从右方面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特殊化”。陈伯达最后总结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所进行的革命攻击,最具体地、实际地把托陈派的取消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同时又和盲动主义完全截然分开出来。”通过陈伯达的描述,一场场泾渭分明的路线斗争已栩栩如生。

这里仍需考察路线斗争概念在中共党内演变、发展的历史。路线斗争是个在党史中影响深远的提法。从党的成立到大革命时期,中共的文件中几乎没有用过路线一词。八七会议和六大以后,路线一词的使用逐渐多起来,但也不像后来那样突出和频繁。真正将路线斗争引入中共党内并引起强烈反响的是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按照王明的题解,“两条路线底斗争”即是“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在1932年再版时,王明又增写了反对罗章龙的路线斗争,所以“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再版书后中,王明大量采用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提法,其含义为:既在反右倾的战线上斗争,又在反“左”倾的战线上斗争。从王文的介绍中,可以推知这种表述直接来源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献。自此以后直至延安整风前夕,“两条战线上斗争”似乎比“两条路线斗争”更为流行,六届四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都用的是前者的提法。值得一提的是,王明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一个一鸣惊人的论点:“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克服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着和巩固着。”这可以算是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史观的最早萌芽。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真正将中共党史与路线斗争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陈潭秋,他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特意略去了“党的奋斗的历史的大概”,而专门讲了每一个时期“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三年后陈伯达发表的《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也基本延续了陈潭秋的党史叙述模式。不过这两篇文章还只是写作路线斗争史的初期尝试。由于党内尚未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展开检讨,两文也就不可能完整系统地阐述抗战前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1939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出版,这为党内重提路线斗争提供了参考的样板。虽然该书在细目和结束语中都未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字样,但实际上该书本身就是路线斗争的产物,书中所有的史实都是围绕路线斗争展开的,并且是为斯大林的“正确”路线和肃反扩大化服务的。毛泽东多次称道的结束语第4条就是讲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同各种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其中明确写道:“党内部生活发展底历史,是与党内‘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及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误解,以为编写中共历史就应该以党的路线斗争为纲。整风运动开启后,毛泽东亲自把路线和政策作为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加之“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列入22个整风必读文件,党内产生了人人争言路线的局面。最后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改口说:“《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在这轮学习党史的运动中,陈伯达凭借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拔得头筹,推出了两本系统论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小册子,最终确立了影响党史学界30余年之久的路线斗争史观。

    党史学界多认为路线斗争史观最终确立的标志是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然而这种看法却未必准确。如果我们将陈伯达的两本小册子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历史决议中所涉及的党内主要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在陈伯达的文章中基本都能找到。在最为关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问题上,陈伯达采用了新立三路线的提法,明显参考了周恩来1943年9月所写的《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这更加表明陈伯达已经触及了路线斗争的核心,只不过在表述上与中央最终确定的提法略有不同(见表2)。当然,历史决议是中央全会一致通过的正式决议,而陈伯达的小册子只是个人著述,两者在权威性和影响力上难以等同。但陈伯达确实先于历史决议将党内讨论路线问题的结论传播开来(以干部读物的形式),反又为统一全党认识、形成历史决议制造了气氛。总之,陈伯达在最终确立路线斗争史观中的首倡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其对党史学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

表2 党内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诸表述对照表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

《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

1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陈独秀主义

陈独秀所代表的孟塞维克路线、陈独秀路线、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

2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右倾的偏向)、托洛茨基陈独秀派

托陈取消派、托洛茨基陈独秀派、托陈派的取消主义

3

“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

第一次“左”倾路线

盲动主义的潮流、盲动主义者

4

立三路线、第二次“左”倾路线

立三路线

5

罗章龙的反革命行为、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真正右派、反革命)

——

6

第三次“左”倾路线、新的“左倾路线

新立三路线

7

张国焘路线、张国焘的反革命行为、张国焘主义

——

8

投降主义的思想(抗日战争初期)

抗战时期的新陈独秀主义

资料来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52-1003页;陈伯达:《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地不详]: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陈伯达:《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45年版。

 

三、陈伯达与党史学新范式的关系

范式(Paradigm)一词原本是一个科技哲学的概念,源于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库恩认为所谓范式通常是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它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就正统党史学而言,它的显著范式便是以毛著代史和路线斗争史观,这两者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每本党史著作之中。下面我们还将具体讨论陈伯达的两本小册子与党史学新范式之间的关系。

    第一,陈伯达创立党史学新范式的逻辑与策略。将陈伯达的两本小册子轻易地当作党史著作来讨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是因为陈伯达的小册子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类论著,它们以阐释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以意识形态宣传为最终归旨,并没有多少历史的味道。然而吊诡之处恰恰在此,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为何会长期被毫无疑义地当成党史学著作?党史学最初是如何越出历史学的边界而变成一个独特的学科?或者说,陈伯达是如何将中共党史转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与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史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毛泽东重构党史的策略。1942年3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全党:研究党史主要还是要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紧紧地锁定在党的路线和政策上。但他并没有亲自去回溯中共的历史进程,而只是提供方法与路径,推动身边的助手按此思路重新阐发党史,以期实现新的政治路线确立后中共历史的改写。在毛泽东的点拨和启发下,陈伯达开始全身心地研究党内路线斗争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将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正确路线直接划等号。于是下面的连等式便得以成立,一个中共党史学的新范式便得以诞生:

中共党史 = 党的路线和政策 = 毛泽东思想

    应该说,新范式中的第一个等号是毛泽东亲自划的,而第二个等号则主要是陈伯达划的。然而,陈伯达的这个等号却划得并不轻松,因为当时延安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研究路线问题的取向——清算第三次“左”倾路线,但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长远考虑。批倒错误路线只是一个短期的任务,更重要的是树立和宣传新的正确路线。当然,毛泽东不可能亲自出面来鼓吹自己的思想,于是只好借助清理错误路线来曲折地实现自己的目标。陈伯达对于毛泽东的苦衷心知肚明,他独辟蹊径,开始从头至尾系统梳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中,陈伯达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思路表达得异常清晰:研究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全部理论”,“应该是我们学习党的路线的重要工作之一。”历史最终选择了陈伯达。1951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发出通知,明确指出:“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应当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由此,陈伯达重构党史的逻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新的党史书写范式最终确立。

第二,陈伯达在党史学范式转换第一阶段中的作用。库恩曾详细描述了科学革命的全过程,他认为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本质上是一次“范式的转换”。然而从反常(Anomalies)的出现到新范式的确立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人完成,更不能一夜之间实现。党史学范式的转换也是如此。日本学者中西功认为,中国革命史有过两次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根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的”;“第二次是以1951年至1952年大幅度修改《毛泽东选集》的形式进行的。”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将党史学范式转换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0年代延安整风中的党史学习运动,即本文所探讨的范围。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标志性成果,在个人著述上表现为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在官方正本上则表现为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第一阶段中,党内的许多同志开始接触到党史书写的新范式,尤其是驻延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率先创造并垂范了这种新范式。第二阶段则是50年代初围绕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而组织的一系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在个人著述方面表现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官方正本上则是《毛泽东选集》的相继出版。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中共党史的热潮由党内推向全社会,以期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借助两大运动的东风,中共党史最终被彻底改造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与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史,新范式的两大核心要件——以毛著代史和路线斗争史观最终也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作为党史学范式转换第一阶段的里程碑,陈伯达的两本小册子,至少应该可以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相媲美。其实,在党史学界早就流传着“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的俗语。不管陈伯达最后的个人境遇如何,他对党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都是不可小视的。在上述四种党史学范式转换的代表性著作中,陈伯达的两本小册子最早出版,这更可见陈伯达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史领域的确出现过由陈折射出的毛泽东的形象和由毛而显露出的陈伯达的影子。作为将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勾连起来的第一人,陈伯达的阐释史学本身就很值得研究。

第三,陈伯达两本小册子对后世党史学的重大影响。库恩曾断言:“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他还特别举了教科书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每当常规科学的语言、问题结构或标准改变时,教科书就得全部或部分重写。总之,它们在每次科学革命以后都必须重写。”其实在党史学范式的转换过程中,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共党史是一门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的学科,加之大多数治党史者都有强烈的资政意识,这就必然促使写史者在阐述党史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反映出自己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路线和政策。因此,只要党内斗争产生了新的胜利者,党的路线一改变,党史的叙述体系就必须改变。在陈伯达推出两本小册子,党史学新范式渐趋主流之际,一度堪称典范教本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在1946年再版时也重新作了一些修订。张闻天一方面大幅删除了书中关于共产国际的引文,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毛泽东革命活动的描述。尽管张闻天作了些许向新范式靠拢的努力,但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该书几乎销声匿迹。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显然是前范式的代表之作,它在解决如何抬高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无能为力,这也就产生了范式的危机,从而使得陈伯达所创立的新范式脱颖而出。相比张著,陈伯达那种述而不作式的读后感却风靡一时,引起人们争相效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张如心的《关于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篇著作》。这是作者1953年在马列学院所作的演讲,随后便由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至1957年1月第3次印刷,该书就已发行了六万册。在结束语中,张如心直接引用了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更可以窥见两者间的渊源关系。由于陈伯达的两本小册子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遵义会议前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很快便成为各种党史类论著的范本。胡华在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就明显受到陈伯达的影响,他在介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完全照搬了陈伯达的分析框架,而该书第五章第一节及第七章第五节中的许多段落则明显与《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的“结束语”相似。事实证明:一旦中共党史的书写范式定于一尊,党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便难以保持,即便再有才华的大家也难以跳出范式的束缚,而陷入小修小补的尴尬境地,这正是日后党史学界重复生产、相互模仿等不良风气的根源。尽管陈伯达的党史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但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却已深深地融入中共党史学的母体之中,至少造成了党史研究的以下三种倾向:过分重视领导人的论述,将其视作评判历史的唯一标准,而不太注意历史事实本身的是非曲折;崇尚简单明了、条理清晰的概述模式,而常常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喜好总结经验教训,不适当地突出党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而忽视了历史学本应具有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总而言之,陈伯达借助范式之力,深刻地改变了中共党史学的面貌,其深远影响至今仍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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