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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塔式”到“纺锤形”:土改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作者:王瑞芳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 第二辑
发布:2015年06月24日
点击: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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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有人认为出现了农村均值化倾向,有人认为出现了农村贫困化趋向,有人认为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向。经研究,我发现土改运动后中国农村的基本趋向,既非贫困化,也非两极分化,而是中农化。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形结构。下面我将向大家详细介绍。

宝塔式是土改运动前的农村社会结构,包括贫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其比重是贫雇农占70%以上,地主富农占10%以下,呈现出下边大上边小的结构。纺锤形指的是土改运动后,地主消灭,贫雇农和富农减少,70%是中农或新中农,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

新中农,是相对于土改前的旧中农(或称老中农)而言的,它主要是指土改后由原来的贫雇农经济地位上升而出现的。新中农的出现,是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土改运动的显著成绩。新中农的崛起,改变了土改前的农村社会结构,导致农村普遍中农化趋向。

一、东北、华北老区中农化日趋普遍

东北农村1947年—1948年实行了土改经过多年的发展生产到 1950年前后农民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农村阶级关系也有所变动其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土改后贫雇农大部分上升为新中农

1949年冬黑龙江省21个村(分属 16个县)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占农村户数一半的雇农已经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的50.6%原来的贫农,除1%下降外有57%上升原来的中农也有17.1%上升了在农村全体户数中土地改革后有62.7%的户数是上升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在农村中的比例已由土地改革以前的16%上升到 53.8%另据土地改革完成稍晚的辽东省15个村调查中农已由939户增加为2748 户几乎增加了两倍这种现象说明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成效开始在东北老区体现出来。

正是看到了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向中共中央东北局19501月在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也特别指出:“绝大多数农民目前的经济生活已经超过了他们在刚刚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的情况如松江上升户占60-70%吉林占2/3,龙江上升比较显著的户占14%) 这个估计基本反映1950年以前东北全区农村中农化的大致情况。

如果说1950年东北农村中农化还看得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到1951 年以后这种中农化趋向表现得更加突出。《东北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对当时东北农村经济的情况作了综合说明它指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中农日渐成为农村中的多数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大多数农民上升(其中少部分农民上升较慢 )下降者仅是有特殊原因的极少数的农户而以自己马匹农具能够耕种自己土地之农户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如老区的松江呼兰县腰堡村 314 户 这种农户已占70%以上吉林省的舒兰县徐家、靠山、杨桥、中正屯 四村共565户其中这样的农户也占73.1% 磬石团结村则占全村户数69.8%而对解放较晚的辽东凤城小堡屯 84 户的调查表明这样的农户51.3%。“若从全东北而言新区上述的农户约占50%以上老区约占 60-70%这种农户大增是目前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 普遍现象这种大多数农民上升的特点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说明新中农已经在东北老区出现农村中农化成为一种普遍趋向

华北地区基本上在1947年完成土改在经过 1948-1949 两年的生产运动之后到1950年时,绝大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摆脱贫困普遍上升”。据对河北省平山阜平定县、河间遵化、威县等县所属10个村共1517户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的592户中农中,已14户上升为富裕中农553户贫农中已有 27户上升为富裕中农388户上升为中农另据对山西省黎城、潞城平顺等县所属 5个村共964户的调查1939 年中农在全体户数中所占的比例32.3%贫农为42.4%雇农为 5.4%1949 年中农的比例数已上升为84%成为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又据对察哈尔省浑源、山阴、张北怀来、 龙关、 延庆等县所13个村共1571户的调查也说明同样的情形。 13个村原有的贫农767户中已有593户上升为中农4户升为富裕中农;570户中农中已有5户上升为富裕中农,1户上升为富农。 这是1950年华北整个情况汇总后的大致情况如果具体考察华北各地老区的农村经济情况便会对新中农的崛起有更深刻的印象当时华北各地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反映出来的调查数据基本上说明了这种新中农崛起和农村中农化的变动情况。 

1950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考察组到武乡县6个村进行了考察。调查情况显示,土改后农村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已经消灭,中农占了绝大多数。中农户数已占总户数86%,人口占88.7%,土地占88.7%,牲畜占84.6%,羊群占82.5%,产粮占86%。8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对这个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后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认为在土地改革3年以后农村所发生的新情况,是“农村‘中农化’了,农民普遍走向富裕,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生产水平”。

与此同时,中共长治地委经过对当地农村情况的调查后也认为:“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在开始了。据调查,已有个别新富农产生,约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有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了。可见,所谓“农村中出现的新阶级分化”,主要是土改时的贫雇农多数上升到新中农水平,而新富农及新富裕中农在农民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小的。

北京近郊是1949年冬进行土改的,经过短短1年多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经济一般都有上升,其中一部分贫雇农,已经上升为“用自己的牲口、农具在自己土地上进行生产”的新中农。据1951年对京郊双槐树村的调查:“土改时,中农仅有13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9.4%; 现在中农已有 352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7. 2%,成为村中最主要的阶层。”

1950年底,衡水地委对河北省枣强、深县农村作经济调查,两县“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剥削制度被消灭后,经过发展生产,农村经济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农在农村中占了绝大多数”。据对枣强、康马、姚庄、杨宅城、辛庄、北大屯、北店六个村的调查,共880户, 3 737人,土地16486437亩;中农占总户数93. 75%,占总人口94. 57%,占总土地96. 33%。据对深县大马营、贾庄、韩庄三个村调查,中农户占总户数97.4%,占总人口96.56%,占总土地97.48%,占总产量97.63%,占总牲畜97. 05%,占总劳力97.78%。

1951年初,中共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了林县的大屯、姚村、柳滩、定角、李家庄和清丰县的库韩村、坡里、吕家楼、杨韩村等9个村庄。从这9个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农业生产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水平,但发展还不平衡;农民生活已经普遍地有所改善,中农在农村中已占绝大比重。林县五村战前中农户只有43%,现已增至86%。清丰四村574户中农中,新上升的中农有296户,占中农户数的51.6%。从上述各地农村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农已经在华北老区普遍出现,而由此引起的农村中农化趋向也日益明显,并且在一些地区中农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90%以上)。农村中农化并逐渐摆脱贫困,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生产力大踏步地前进,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的结果。

二、新区土改后新中农的迅速崛起

农村中农化最先在东北、华北老区体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土改后老区的独特现象。在土改运动较晚的新区,如西北、中南、华东、西南等省区,土改后新中农崛起、农村社会中农化趋向,一般在土改后二到三年便陆续表现出来。西北地区1952年完成土改,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1954年前后,大量的新中农便涌现出来。如陕西长安县的王莽村,土地改革时的贫农,已有 80%上升为中农了。到 1954 年时,“中农(包括土改后由贫农上升的新中农)已占全村农民总户数83.75%。”据对1955年甘肃6个专区7个县的重点调查,土地改革时的贫农,“已经有80%上升为新中农”。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对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5省农村状况的调查,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土改后新区农村中农化的情况。

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对5个省 31个乡11953户的调查,截至1953年底,约有占全区农业人口1/4的地区,新、老中农已占农村总户数的70%以上;约占全区农业人口2/4弱的地区,新、老中农占农村总户数的50%以上;另有约占全区农业人口1/4 强的地区,新、老中农占了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以1953年与土地改革复查时对比, 贫农减少比较明显:河南省减少67.6%;湖北、湖南、江西 3省减少41.05%;广东省减少39.15%。贫农减少,意味着贫农上升为新中农。据统计,河南省贫农上升约占贫农总数的70%;湖北、湖南、江西3省上升41%;广东省上升45%。贫农上升为新中农后,自然增加了中农阶层在整个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比重,据统计,河南省增加了83.29%;湖北、湖南、江西3省均增加了77.92%;广东省增加了156.42%。这个统计数字,大体反映了土改后广大的新解放区贫农上升为新中农及农村中农化的一般情况。

如果说上述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的调查统计还显得比较笼统的话,那么,1953年底到1954年初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对河南省项城尚店乡、中共粤中区委对广东省新会县北洋乡、中共黄冈地委对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乡的调查,则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土改后新区农村新中农崛起与社会结构变动的情况。

据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1953年12月对河南省项城县尚店乡的经济调查,全乡原有贫农350户,已上升为新中农者191户,占本阶层的54.57%(其中已成为富裕中农者35户,占本阶层的10%);仍为贫农者159户,占本阶层45.43%。另据对该乡曹屯村90户(贫农49户、中农32户、小土地出租者1户、富农 1户、地主 7户)的典型调查, 该村社会结构变动的情况为:原中农32户中,变为富裕中农者8户,占原阶层的25%;未动者21户,占原阶层的65.63%;下降者3户,占原阶层的9.37%;原贫农49户中,上升为新中农者33户,占原阶层的67.34%;其中上升为富裕中农者10户,占原阶层的20.4%;仍为贫农者16户,占原阶层的32.65%(其中接近中农水平者11户,占原阶层的 24%,有严重困难者3户,占原阶层的 6%,开始下降者2户,占原阶层的4%)。这些统计数据说明,原贫农上升为新中农是比较迅速和普遍的,而贫农尽管仍有1户(32.65%的比例),但有11户接近中农。这1户贫农经过勤劳生产,有望上升为新中农。

据湖北黄冈地委对浠水县望城乡的调查,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大概情况为:“全乡原有贫农 344 户,目前已接近中农的有98户,占本阶层的28.48%;上升为新中农的224户,占本阶层的65.11%(其中有成为富裕中农的66户,占本阶层的19.18%)。老中农 123户,内富裕中农55户,有3户上升到新富农,一般老中农95户。总之,除15户中农下降到贫农水平,和22户贫农有严重困难外,占中、贫农阶层85.74%的农户,都程度不同的上升了。这些调查材料清楚地说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经过土改后很短时间的恢复和发展, 他们与老区一样,“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农的增长是迅速的”。多数贫雇农经济地位有所上升,并成为新中农。

从上述东北老区、华北老区和中南新区的大量调查情况,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土地改革,原来在农业人口中人数最多的贫农与雇农,已经迅速上升为新中农,中农已经成为土改后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全国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向。

三、新中农的经济地位及思想倾向

土改后由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既有别于昔日的贫农,又与贫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既与老中农有相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发展趋向,又有着一些不同的出身背景和思想倾向。他们在农村政治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中共对土改后阶级政策的调整。而处理贫农与包括新中农在内的中农阶层的关系,则成为中共合作化运动中比较棘手而分歧颇多的问题。中共在土改后农村阶级政策的一再调整,表明中农阶层的复杂性与解决该问题的艰巨性。

新中农是从贫雇农上升而来的,但当他们上升为新中农后,由于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的思想倾向自然会与仍处于贫困中的贫农有所不同,而贫农对于这些过去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同而现在却超过自己的新中农,在思想认识上也会起一定的反应。当贫雇农刚刚脱离贫困上升到新中农时,他们没有老中农的“家底厚”,更无法与富农相比,而要得到包括原来贫农在内的农村各社会阶层的认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如在山东高唐:“新中农受人鄙视,甚至老中农不出利可以借到钱,新中农出高利也难借到;老中农娶老婆不花钱,新中农花了钱也没人肯嫁给他。阎寺即有2户新中农闹得人地两空。

不仅如此,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新中农还有可能重新下降为贫农,如在山东高唐“在阶级分化上,新中农下降最多,如赵庄 两三年来先后有9户出卖了土地,其中 20户是新中农。而这20户中,已有6户降为贫农,4户成为长工。据951年8月中共唐山地委对乐亭 14个村农民生活与思想状况的调查,这些村庄多已由贫困逐渐走向富裕,但在石碑村仍有 3户新中农下降为贫农。从当时各地的农村调查材料看,伴随着贫雇农经济地位的上升,仍有少数老中农和新中农因天灾人祸等因素而下降。

然而,从总体上看,新中农在土改后农村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由于他们是从土改时的贫雇农上升而来的,因此,他们在土改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未动摇,反而随着其经济地位的上升而更加稳固,仍处于农村的支配地位。在乡村基层政权及农会、青年团等各种团体中,新中农不仅数量大,而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乡1954年的调查,全乡17个党员,土地改革时有 16个是贫农,只有一个是富裕中农,而现在已有11个新、老中农, 4个富裕中农,只有2个贫农;63个团员,已有 35个是新、老中农, 17个富裕中农,只有11个是贫农;没有兼职的14个乡政委员中,有7个新、老中农,3个富裕中农,只有4个是贫农;2个妇联主任都是中农;目前8个批准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有 7个是新、老中农,1个是富裕中农。“农村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几乎全部是新、老中农。”这些新中农因为土地改革时是贫农,并未因经济地位的上升而与贫农及政府产生大的分离:“从社会改革到生产运动一贯是积极分子和核心,现在也都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政策。

另据广东北洋乡 1953 年12月的调查,新中农在政治方面也同样占据很高地位,其具体情况是:有乡级干部 14 人,占全乡乡级干部58. 33%,有村级干部53人,占全乡村级干部40. 76%,有党员5人,占全乡党员71. 42%,有团员6人,占全乡团员21. 42%。

由于新中农是从原来的贫雇农上升而来的,所以他们在农村政治上占据重要地位并不奇怪。由于他们努力生产,经济力量逐步上升,并且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富农及贫农,因此,他们在经济上也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种情况,从全国各地的大量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东北老区1950年的调查材料说,“新中农一般是人强马壮,在农村生产中起支配作用,如黑龙江白城子县镇西区胜利、新发、新立3个村的调查,3个村总户数332户,中农 212户,占户数63. 8%,占男劳动力的69.5%,占有畜力87.5%,占土地75. 7%,占大车86. 4%,占总产量76.8%0”,因此,新中农“已成为目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另据湖北省黄冈地委对浠水县望城乡中农经济状况所作的统计,新、老中农占全乡户数的63. 42%,占人口的67.86%,占劳动力的71. 52%,占土地的68.84%,占耕牛的74.55%,占农具的72.78%,并在日益增加。在提供商品粮食方面,据1953年29个典型户调查,共计商品粮41916斤,其中中农36 568斤,占商品粮的87.24%。这种状况说明,“中农已成为望城乡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另据对广东省新会县北洋乡中农的调查,全乡现有新、老中农 522户( 包括富裕中农68户),占总户数54.545%,计1 978人,占总人 口58.991%,劳动力占全乡61.836%,土地占全乡62.289%,耕畜占全乡90.445%,主要农具占全乡67. 297%,全年总收入占全乡总收入66. 89%。这就是说,中农在农村不仅人数上占据多数,而且在生产资料及劳动力上也同样占据优势。而在中农阶层中,新中农成为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据对北洋乡新中农的调查:“土地改革一年后的农村,出现了大批新中农。全乡有新中农222户,占新、老中农户数42. 52%,占总户数23. 197%,计 760人,占 新、老中农人口 38. 42%, 占总人口22.666%。

新中农与老中农相比,“家底比老中农薄些”,但生产积极性比老中农要高,所以其收入一般比老中农高。据1953年对北洋乡新中农与老中农在生产资料及全年总收入等方面的调查比较数据看,新中农户数占全乡总户数的23.197%,劳动力占全乡24.88%,土地占全乡22. 905%,耕畜占全乡32.873%,农具占全乡25. 794%,全年总收入占全乡25.97%;老中农户数占全乡总户数24.24%,劳动力占全乡26. 321%,土地占全乡27.738%,耕畜占全乡35.75%,农具占全乡29. 243%,全年总收入占全乡25.734%。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土改后的新中农基本上与老中农平分秋色。

中农,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自耕农”。作为劳动者和小私有者的混合体,他们的一般要求,就是“发家致富”,即发展个体经济。土改后所谓农民积极性,主要是个体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当广大的贫雇农上升到新中农后,他们的思想倾向便与贫农的思想与要求有所不同。这种变化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个体农民的两重性:一是作为小私有者, 有着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二是作为劳动者,有寻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而在这两种积极性中, 以第一种积极性最为自然与持久。大量的农村调查材料显示, 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或老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或新富农后,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互助合作,也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而是如何发展个体经济,如何发家致富。而其发家致富的途径,显然是沿着新中农—— 新富裕中农—— 新富农的方向发展。

在贫雇农最先上升的东北和华北老区,新中农的这种要求和愿望最先体现出来。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报告,土改后东北农村群众中,经济上升比较快的农户(即新中农),要求买马拴车,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党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的”。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他们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因而认为把他们编在互助组,是为了 拉帮“穷人,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快了要”等一等。新中农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影响了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发了财有啥用”的苦恼,也产生了将资金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现象

新中农具有强烈的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这显然对发展互助合作经济是不利的。但这并不是说新中农没有一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要求。新中农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及“单干”与“互助”的双重思想倾向,要求中共在调整阶级政策时,不仅要照顾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认真分析其思想倾向;不仅看到其互助合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更要看到其“ 发家致富”、发展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另一面。如果片面地强调以贫农( 包括新中农)为代表的发展互助合作的所谓“社会主义”积极性,否认和低估其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从而过早地变革生产关系,这会严重损害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农村经济的停滞。

四、农村社会结构从“宝塔式”变为“纺锤形”

伴随着土改后新中农的崛起及农村日益普遍的中农化趋向,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土改前“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农村调查材料中得到证明。据热河省北票县委对第10区上桃花吐村的调查,该村在土改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为:“主要是贫、雇农飞跃上升和地主、旧富农经济的削减,中农则无大变化,如:土地改革前全村贫、雇农129户,587口人,中农85户, 520口人,地主和旧富农31户,156口人。土地改革后原贫、雇农户口中1950年已有20户、90口人上升到富裕中农的生活,106户、483口人上升到一般中农生活,只剩3户、14口人还过着贫农生活,原贫、雇农户数中并有11户盖了新房子27间。”这一统计数据说明,土改后东北老区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的现象是普遍的。

1954年底,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各大区21个省14334户农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土改时的贫雇农下降了28.9%,而中农上升了26.4%,占整个农户的62.2%,说明农村中农已经成为户数最多的阶层。如果将中农占有的各种主要生产资料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变化列表的话,则可以看出:“中农不仅在户数上占着多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也是如此。”

总体上看,到1954年底,大约半数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并有大约半数富农下降为中农。中农已经在农村人口占60%以上,成为农民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贫农和富农在农户中的比重下降,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特点。

新中农的崛起和农村普遍中农化,带来的是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格局:由土改时下边大上边小宝塔式结构,演变为土改后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形结构,即中农占60-70%以上,贫农占20-30%左右,富农占10%以下。这种新的纺锤形社会结构,表明中农在农村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加强。中农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重要,不仅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走向。因此,中共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必须充分地考虑和照顾到中农的利益。

中共在土改后制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政策时,必须对农村这种社会结构的新变动及中农的情况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充分照顾到中农的利益。对于土改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普遍中农化及社会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当时很多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了这一新格局。农业部长廖鲁言、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认识,也是将土改后农村社会视为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形结构的。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他们看到了中农阶层人数的众多和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着重于照顾中农的要求和利益。

19546月,邓子恢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土改前的贫农多数已上升为新中农,新老中农合计已占农村人口的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忽视这一事实,不强调团结中农,也是不对的。 他所谓的中农,仍然是包括新老中农在内的,是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结构视为“中间大两头小来看待的,并没有将新中农从中农阶层中剥离出来;是将新中农划在中农阶层中的,并没有划到贫农阶层中。这是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同的,他看到了土改后新中农崛起的现实,认为原来的贫农中大约有23的农户已经上升为新中农;但漠视它与贫农的区别,断然将它从中农阶层中划归贫农行列,作为合作化运动的依靠对象。  

中共中央在1953年最初制定的农村阶级政策时,虽然看到了土改后新中农的出现及农村中农化的现象,但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并没有从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新格局出发来制定阶级路线,而是仍然沿用了下边大上边小的社会结构来确定阶级政策。具体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少数贫农与经济地位上升的大量新中农合在一起,作为依靠对象,将部分老中农作为团结的对象,而将富农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加以限制和消灭。

这种划分,有两个漏洞:一是新中农尽管是从贫农演化来的,但毕竟经济地位已经上升到中农水平,思想倾向与贫农有一定差别,仍将它划入贫农,有些牵强;二是新、老中农同属于中农阶层,将新中农作为依靠对象而将老中农作为团结对象,显然是不合理的,导致在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会发生贫农揩中农油、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 

毛泽东看到了新老中农中的富裕者与贫困者在对待合作化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异。据此,他在承认农村社会仍是下边大上边小宝塔式结构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农分层理论,对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政策作了新调整。

1955731日,毛泽东在《关于合作化问题》中对农村阶级政策作了新的表述。按照毛泽东的社会结构划分,农村社会仍是宝塔式结构,其最下层是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间是新老中农的上中农;最上端是少数被限制和消灭的富农。

此处所谓的贫农,与此前农村阶级政策中所说的贫农有所不同,仅仅是指土改后仍然没有上升为新中农的占农户20%的贫农,并不包括新中农。他所谓的下中农,不仅包括了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而且还包括老中农中的下中农。

毛泽东调整后的阶级政策,是将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作为依靠的对象。他将农村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方是贫农、下中农,另一方是富裕中农、富农。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两条路线斗争,具体表现为贫下中农与富裕中农及富农的对立与斗争。 

土改后新中农的崛起,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重大变动,由下边大上边小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形结构。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共中央对于农村阶级政策的一再调整,及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根源也在于对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认识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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