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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乡村研究“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叙事模式的批评

——评[美]李怀印著《乡村中国记事》

作者:辛 逸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杨凤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发布:2015年0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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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乡村研究“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叙事模式的批评 

 

——[美]李怀印著《乡村中国记事》

 

辛逸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按:本文刊发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5年第1辑(杨凤城主编,执行主编辛逸、耿化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转载请注明来源。


近年,结论先行、文件梳理、自上而下的党史诉说,渐被史学界中一些中青年学者自觉地疏离甚至摒弃。这些“非主流”学人坚信,史学的魅力乃至使命不是发现和证明人类社会有一条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而是呈现和揭示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遵循无原始史料即无史学的治史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部门或地方的档案材料,诉说基层社会的兴衰变迁和“无声”百姓的情感诉求,企图在重新演绎个人或基层故事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证伪既有的某些结论,重新建构所谓“新历史”。应该承认,新生代史学家开拓的这一研究范式与路径,尚在拓荒与探讨之中,其研究理念的芜杂、分析工具的纷繁和叙事模式的多样,自是难免。更有甚者,有些标榜为“新史学”的硕博论文,仍难完全摆脱传统党史的观念与范式,只是用地方性的原始材料填充传统的叙事逻辑和框架,论证已经被证明了无数遍的既有定论。对这类著述,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李怀印教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它们“并没有致力于理论创新,也没有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追求真正的自主性,而是日益依赖一套借自西方的理论框架,加诸自身的研究”。

遗憾的是,李怀印的《乡村中国记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史》(以下简称李著),其基本观点和叙事模式,恰恰属于李怀印先生自己批评的这类作品。李著虽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给人启迪的见解,但总体而言,看不到贯穿全文的独创性观点;虽使用了一些地方性档案,但基本上是以苏中地区的材料填充传统史学的研究框架和叙事逻辑,得出了几十年前就已经写入教科书的众所周知的结论。愚以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故事时,不应该忘记卡尔的忠告:“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的确,没有独创性“评价”的历史著作,难窥历史学之堂奥。

 

 

李著虽以江苏松江、东台县及其所属镇两级档案和秦村的文书台账及口述史料为支撑,但其大部分章节大都以官方文件和主流观点预设结论,再以自己家乡的材料进行证明或补充。李著凡14章,除第8、9、10三章外,其余各章基本上按照从中央决策到地方执行的叙述模式,分别陈述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文革”、家庭承包制的推行等历史事件在当地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主流党史基本一致的结论。以第4章“大跃进及其后果”为例,该章中的各节都是按照“中央决策的背景和内容——全国各地传达贯彻——东台、松江两县及秦村落实”这样的模式展开铺叙的。而且,在“中央文件”和“全国各地推行”两部分中引用的材料,除一本比较老旧的文件集外,均转引自非学术作品。该章的第一节“人民公社”。先谈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的普及和大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特征;继而揭露“共产风”、“瞎指挥”的荒诞不经,以及“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河南、上海、山东等地和秦村生产和生活的破坏。第二节“收成分配”。“浮夸风”在全国各地以及在东台县、秦村的泛滥。“秦村干部已经学会了其他社队放卫星的伎俩——‘并田’”。在公社书记的压力下,秦村被迫上报亩产为4000斤(第78页)。第三节“集体食堂”。肇始于湖南、河南等地的“集体食堂”在全国普及后,秦村在1958年10月也建起了自己的公共食堂。在短暂的“吃饭不要钱”之后,该村食堂很快难以为继,被迫采用过减少每人的粮食定量、按年龄段配给口粮、采用“食物增量法”、分给社员极少的自留地等措施。尽管如此,秦村还是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和十人左右的非正常死亡(第84页)。第四节“收入分配”。陈述各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或大队)下沉到生产队,社员分配由供给制到按劳分配的演变过程。秦村在核算单位和收入分配方面也经历了类似的制度变迁。上述四节,姑且不说其题目、内容、行文等的逻辑和层次比较混乱,关键是其框架结构和观点均似曾相识、了无新意。这种以传统的观点和叙事模式为标准来安排结构、取舍史料的研究模式,被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批评为:他们不是在事实本身中去找解释,而是用现成的解释去套事实。”

“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三段式的写法,近年在国内尤其是博士论文中颇为流行,甚至还被许多学人推崇和模仿。依愚之见,其对党史研究的推动仅有尺寸之功,不可高估。其一,这种三段式的写法限制了作者思想的表达。愚以为,一流的史学作品最要紧的,“是其应该具有一个清晰明确、贯穿论文始终并具有独创性的中心论点,文章所有的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都要围绕着中心论点来展开,这一中心论点就是所谓的“命题”(Thesis)。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要求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应该有明确的命题,因为这是衡量研究生论文是否具有独创性的最主要标志。”史学著作无论其史料多么全面和丰赡,毕竟是史学家建构的历史。“历史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就只能以言说和文本的形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历史无一幸免地被各种动机所过滤,变成主观认识的一部分。”规范的史学研究无论是“宏大叙事”式的概述还是以史料串编的故事,最终展示的是作者的思想。以新史料填充旧有的研究框架,难以摆脱和冲破既有的结论和研究范式,很难说是史学的真正进步。近年,史学界挖掘和使用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民间史料已蔚然成风,这是值得称赞的新气象。但一些史学作品将研究对象的新颖与观点的创新混为一谈,把新材料的使用误认为史学创新的全部。这种以新材料证明老结论的“学术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史学研究表面的繁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学家思想的进步。这是值得史学界同人警惕和反省的。李著将一手材料放进上述三段式的论证模式中,没有真正证伪传统史学的既有观点和逻辑结构,没有跳出主流史学的话语体系及论证框架。这可能就是台湾学者指责该书没有“善用”秦村的宝贵资料,“只是一味牵强附会地强套他预设的理念”的原因吧。

历史著述的第一要义是什么?许多史学家前辈认为是史料。此论近年声誉日隆,崇信者日众。持此论者主张,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最好以作者亲自搜集的第一手资料,讲述既有历史著述未曾讲过的故事;或者以新材料重新解读被“宏大叙事”反复论述过的历史过程和事件。诚然,史学研究当以史料为基础。然而,史料的不可能穷尽和史学作品的主观性,决定了按照史学家的观点和逻辑串联起来的历史故事,只能接近而不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由此就引出了史学研究中与史料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另一个要素,这就是历史作品的命题即独创性观点。史学作品的思想性有时会被一般读者所忽略,甚至还会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无关紧要,后者主张史学著述“只要把历史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问题是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对象和怎么诉说它们,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史学家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正是史学家独自的思想和视角,将浩如烟海、凌乱纷繁的史料串联、构建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使读者能够在往昔和今日之间自如穿越,在对历史的阅读中获得愉悦和教益;正是史学作品的思想性,才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被史学家及时地“发现”和推介,在其被不断地挖掘、梳理和书写中历久弥新;正是隐含在历史著述中的独创性观点,不断赋予史学研究以新的生命力,将历史书写变成当下的利益表达,从而使史学成为显学。所以,第一手的史料和独创性的观点这两个要素在史学研究中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一流的史学作品应该是以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材料,在生动地诉说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表达作者的独创性思想。

当下中国当代史的写作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曰在文章的题目上或导言中就鲜明地表达文章的观点,文章的结构和材料的取舍均以合理地论证命题为圭臬;一曰文章通篇都在讲故事,文章的终极目标是讲述故事的完整与生动,通篇没有明确的观点,或者是其观点隐晦地藏在故事的叙述之中。有时候,一般读者很难猜透作者的用意,对文章的命题更是如坠五里雾中。目下,后一种写法日渐流行。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初学者既无讲故事所需的完备史料,又无讲一个完整、生动且寓意深刻故事的功力,一味地模仿史学大家讲故事,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毕竟,讲好一个历史故事尤其是有深刻命题的故事比完成一篇命题鲜明、结构完整的历史学论文难太多了。

其二,上述三段式的写法限制了李著对秦村历史完整、流畅和生动地表达,使其故事性和生动性大打折扣。史学的魅力,在于史学家凭借其对研究对象及其史料的深刻理解和透彻地参悟,以历史逻辑和想象力把各种史料串联组合起来,在讲述生动鲜活、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中展示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或明或暗地阐发前人未发之论。《乡村中国记事》的作者虽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地方材料,在书中也讲述了一两个不太完整和生动的乡村故事,但整体而言,李著把丰富的民间史料硬塞进了作者预设的固化的叙事模式之中,这就使苏中两县丰富多样的历史以及秦村曾经发生过的生动故事都成为证明其预设结论的佐料;最终没有跳出以模式化的史料铺陈去证明既有结论的窠臼。这就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了和模型化了。这种填空式的写作模式相对简单和容易,看上去也“结构完整、条理清晰”,但在其中却很难找到原本丰富多彩、复杂多样和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稍有经验的历史写作者都知晓,三段式的叙述模式与历史诉说的生动性和故事性是很难兼顾甚至可以说是不相容的;因为两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学术志趣、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李怀印在一本著作中交叉使用上述两种表达模式的尝试显然是不成功的。

其三,三段式的叙事模式虽然在全面呈现中央、地方、村落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用力甚多,但其对三者间关系的描述却过于简单甚而至于有点模式化。在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探讨中,李著顺着J·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和高王凌“农民反行为”的思路,虽然注意到了当秦村的境况与上级指示产生抵牾时,当地百姓的惯常行为会销蚀文件的部分规定甚至使其消融于无形之中;但总体而言,李著仅是将上级文本与地方的贯彻落实分别进行了程式化地铺叙和勾勒,没有深入探究中央、地方与村落间实际上存在着的既相互顺应、包容与妥协又互相推诿、销蚀甚至抵制的互动关系。这就把复杂多样、立体多维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简单化和程式化了。无须讳言,《乡村中国记事》对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概括与描述,较之作者之前的《华北村治》不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

其四,李著中三段式的叙事模式,还是作者试图打破党史研究领域中“宏大叙事”和“民族志”相互隔绝、互不兼容甚至互相排斥的现状,将两种研究范式融于一体的有益尝试;然而,李著在这方面的探索并未超越前人,只不过是在形式上将上述两种写作模式捏合在了一起,其在历史诉说方法上的探索并不成功。如上所述,李著在记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去集体化”等重大事件时,中央决策及其在各省、市的落实使用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而中央文件在东台、松江两县和秦村的实践则试图以“民族志”的方法加以“深描”。这种已流行多年的历史表述模式对党史研究方法改进的实际功效,并不如其倡导和实践者鼓吹得那般神奇和显著,近年已呈停滞和式微之势。

试图将“宏大叙事”与“民族志”融为一体的史学表述,其流行初期确曾给“宏大叙事”占绝对优势的党史界带来一股清风。笔者多年前也曾设想将上述两种研究模式的优点融于一体,既要发挥“宏大叙事”的优势,完整而系统地表述中央的决策及其传达过程;又能展示“民族志”的学术魅力,把上级指示在基层的落实演绎成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民间历史故事,实现所谓将“中央决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研究理想”。然而,近些年学界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很多这方面的著述没有跳出“以地方材料证明既有结论”的窠臼,充其量只是党史研究多了一些“弘扬主旋律”的地方性案例而已。也许,史学表述的内容及其形式是相互规定与制约的。“宏大叙事”有利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完整叙述,适合于领导人的语录汇编以及会议、文件的梳理;而“民族志”显然比较适合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基层社会的生动表达。由于两者的研究理念与志趣、研究对象与表达方式等差异甚巨甚至相互对立,在没有出现颠覆性的研究理念与创新方法的情况下,只是在诉说方式上强行将两者机械地、牵强地捏合在一起,难免流于形式,结果往往是在一部作品中两种诉说方式的相互迁就甚至相互抵消,甚至是扬各自之所“短”避各自之所“长”。所谓“上下打通”的学术设想,由于没有将两种研究范式兼容的学理的和方法论的基础,也许是永远打不“通”的。

在愚看来,“宏大叙事”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文件的不断挖掘与披露,在中央文件的披露难有突破的情况下,传统党史的使命似乎就是反复论证既有的结论,“宏大叙事”难免俗套和式微。而引入“民族志”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之后,党史学家开始眼睛向下,去发掘多样性的、取之不尽的地方材料;在“深描”基层社会、讲述生动个案的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与路径,揭示传统史学未曾发现的历史故事和道理。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民族志”显然能更有效地推动党史的进步与发展。现在的问题是,鼓吹和践行“民族志”的党史学者中(当然也包括笔者),多数人没有受过人类学的学术训练,甚至对“民族志”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多有误解,认为只要到地方档案馆收集些材料,访谈若干当事人,将第一手的资料按照自己的逻辑串联起来,就可以写出所谓“历史人类学”的作品。目下,这类“四不像”的作品正大量涌现,而真正能与《林村的故事》、私人生活的变革》、《神堂记忆》、《叫魂》、《大河移民》、《天安门》、《告别理想》等比肩的作品少之又少;而且,上述佳作均不是出自从事党史研究的史家之手。

总之,《乡村中国记事》在历史诉说方式上的探索,尤其是对秦村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得到了史学同仁的称道。但毋庸回避的是,李著既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独创性观点即命题,也没有讲一个完整的妙趣横生的乡土历史故事,只是一味地迁就、强套自己预设的叙事模式和旧有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传统党史的窠臼。数年后,李怀印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乐此不疲的这种历史诉说,“很大程度上是各类问题实证研究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而不是概念和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

笔者与台湾学者陈耀煌对《乡村中国记事》有一个相同的判断,就是李著中大胆提出的主要假设,没有得到合理、充分地论证,难以自圆其说,甚至书中罗列的某些材料和案例竟成为推翻其预设结论的反证。李著中的文气不通、逻辑与思路的混乱,在陈先生看来,“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著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农民日常的或激进的抵抗,对国家农村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他指出:“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在国家的农业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日常抵抗和公开抗拒,比起上级的意愿或基层干部的热情来,更能影响那些政策的最终形式及其在农村的运行方式”(第291页)。在说到农民对高级社抵制的作用时,李怀印将农民的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到了极致,认为“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促使国家在乡村政策上作出了实质性调整”(第4页)。所以,“在集体制形成过程中,农民对中共的农业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共产党革命后,中国农民面对国家‘几无还手之力’”(第70页)。在本书的结论部分(第14章),李怀印认为大饥荒之后确立的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甚至在‘包产到户’政策下允许搞家庭单干”;以及“文革”时期“农户仍允许保留自留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尾巴’”等,“都揭示了村民在形塑国家农村政策的最终形态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第295页)。类似的结论书中还有很多。上述假设不能不说“大胆”,但李著却没有完成由足够证据支撑的合理的“小心求证”。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民,在各种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政策与政治运动面前,基本上是逆来顺受的,其零星、无序与无力的抵制对决策层的影响十分有限,充其量迫使决策者在不改变其根本制度和原则的前提下做一些政策调整。把这一时期农民的抵抗提升到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程度,是缺少史实根据的。

第一,中共建政后出台的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制度安排像是土地改革、统购统销、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即使是其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未出现足以改变全国农村政策的抵抗。在李著中,农民有组织的最激烈的反抗发生在高级社的初建时期。秦村农民的抵抗不仅没有阻止高级社的成立和巩固,反而却招致几名带头闹事农民被拘留和被判数年的劳改。“此举震慑了所有村民。随后公开的反抗消失了”(第49页)。在秦村所在的东台县,当地政府对群众不满高级社作出的最大让步,不过是派工作组进村安抚、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农民“相互团结”、清查合作社账目、重新选举合作社干部等(第57-58页)。当地农民的抵抗虽如火如荼,颇具声势,但看不到其“促使国家在乡村政策上作出了实质性调整”。

第二,在集体化时期,农民有组织的激烈抵抗极为罕见,且日渐衰减;其更多更普遍的是集体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被动的、消极的“反行为”或者那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不合作表现。近来,农民“反行为”在坊间颇为流行并备受关注,但对其作用不能高估。愚以为,它至多迫使政府对既定的制度和方针作出一些调整或者妥协,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动国家农村政策改弦更张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最终在全国的推广,与其说是农民几十年不懈反抗和努力的结果,不如是说国家根本制度与政策在1970年代末发生遽变之使然。“包产到户”的推广有着更为根本、深刻、广泛的原因和背景,绝非农民的“反行为”所能概括和道明。李著最终得出“正是村民的持久和普遍的抵抗压力,使国家不得不最终放弃或大幅调整了其不切实际的措施”(第291页)的结论,实在是过于“大胆的假设”。

第三,应该承认,农民的抵抗虽不可能触及集体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但对基层政府折腾老百姓的“瞎指挥”有时却十分有效,常常把基层干部不合时宜的临时性冲动化解于无声无形之中。1970年代初,溱东公社在全社推广新式炉灶,秦村所有农户被迫按照公社要求改建了炉灶。新式炉灶虽然省柴草但比老式炉子更浪费时间。所以,“当推广省草灶的运动结束时,大多数农户还是恢复了旧式炉灶。”再如,溱东公社要求社员养鸡由放养改为圈养,由于圈养鸡更加费饲料、鸡下蛋更少,“所以风潮结束后,大多数农户再次将鸡放养”(第146-147页)。这个时期,公社还要求各生产队改二熟制为三熟制。但实施的结果是“三熟制的实际回报率仅与双熟制持平,甚至略低。所以,尽管公社一再要求推广三熟制,秦村第十一生产队也只在20%的稻田里实施。……到压力减缓的70年代末,生产队普遍抛弃了三熟制,回归到传统的双熟制”(第210-211页)。由此看来,农村基层的“反行为”和农民“弱者的武器”对制约、限制甚至终止那些与“地方性知识”抵牾的政策措施,有时还是极为有效的。

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热议并存争议。笔者很难接受“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意见,认为集体制下的乡村社会已经高度行政化,农村基层既是生产、核算单位,也是附属于上级的行政下属,其政治制度、经济运行乃至社会生活几乎都听命于上级的安排,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1975年9月19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大队给其上级町店公社革命委员会呈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了高高兴兴欢度国庆,经研究每人吃腌肉0.1斤,猪肉0.1斤(杀羊10只,猪5头),特向公社呈请。”公社拖到国庆节的前一天才批复:“只准杀猪5头,不准杀羊。”这年初,下孔大队接到上级要其无偿上缴粮食的通知:“下孔大队:经公社研究决定,由你大队付给社办工业生产专用粮七千一百斤。希你们按规定品种付给无措(错)。规定品种:小麦15%,1100斤;谷子30%,2100斤;玉子20%,1400斤,高粱35%,2500斤。衷心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町店公社革命委员会。1975年元月14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干预,不仅限于对农村基层财产的控制和支取,还深入到了农民的精神世界。郭于华教授指出:“农民生活世界的现象表明,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已前所未有地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了关联。原有的宗族制度与文化已处于无可挽回的瓦解状态,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消解着传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逻辑。这一时期国家的正统思想不仅与原有的传统规范和意识形态相抵,而且作为一种强加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地方性知识。”

 

 

毋庸讳言,中文版的《乡村中国纪事》出现了一些史实错误以及史料误读和翻译讹误,这与其学术声誉极不相称。笔者无力对全书进行全面、仔细地审校,仅就随手核对的部分列举若干错谬。先说本书引用史料中的问题。第74页,李著原文:“公社化在最初几个月(1958年年底至1959年年初)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和劳动管理中的所谓‘军事化’、‘战斗化’以及‘大协作’,于1958年年底由河南省的一些模范公社首倡,并很快席卷全国(GNW 1981a:第86页)。”但《集体化文件汇编》上册的第86页,刊载的是《山西省长治专区一九五一年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绩与经验》,没有公社“三化”的内容;倒是在该文件集下册的第86页(即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上,能够找到与上引文有关的内容。李著显然是把上下册弄混了,类似的错误在本书还有许多。

李著第86页说: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公开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其中建议‘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GNW 1981b:第157页)”。这段引文的问题,第一,毛泽东的信不是给党中央的,而是写给各省、市、区第一书记的;第二,上述建议不是出自毛泽东,而是毛转引自3月8日《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157页)。李著这样转述资料是不够准确和规范的。

李著第86页记述:1959年底,“中共(GNW 1981b:第275页)。”核对原文发现,这个提议来自《关于人民公社过渡问题——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纪要》(该座谈会纪要全文见《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275-284页),并非出自李著所说的“中共”。而且,李著中频频使用“中共”这种指向不明的提法,是很容易造成误解和混乱的。

李著第86-87页写道:“年底(1959年——笔者注)时,中共提议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升到公社一级。许多地区又再次刮起‘共产风’。这些激进政策,与南方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导致1960年农业产量进一步下降,1959年开始的全国饥荒再度恶化。这样,中共不得不重新考虑把基本核算单位恢复到大队一级(GNW 1981b:第313页)”。这段话的史实、逻辑都有问题。其一,刊载在《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313页上的不是中央文件,而是《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显然,上引文中“重新考虑把基本核算单位恢复到大队一级”的应该是广东省委而不是所谓“中共”;即使是在中央批转广东省委这个指示的意见中,也没有把核算单位恢复到大队的内容(中央的批转意见见《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311-312页)。其二,这段话因果颠倒。广东省委的指示是1960年2月25日发出的,“1960年农业产量进一步下降”等发生在这一年的夏秋季。夏秋发生的事怎么能迫使广东省委在年初“不得不重新考虑把基本核算单位恢复到大队一级”呢?

李著第90页李著原文:“政府还把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转为大队,最终在1961年10月定为生产队(GNW 1981年b:第147、157、378、518页)。”《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147页,刊载的是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记录》。查遍全文,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中没有将基本核算单位“最终定为生产队”的内容。该文件集下册第146最后一行至147页第一行,的确谈到了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问题,但却是:实行“三级核算”,“就利于使人民公社逐步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会议主张的过渡内容和方向与李著所指刚好相反。

李著第143页说:“1970年代初,集体经济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计时制和计件制取代了大寨式工分制,重新成为主要的劳动报酬方式。据说它们不同于平均主义的做法完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GNW 1981b:第898页)。”这段话所出自《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载《1971年计划会议综合简报第三期》,1971214)。核对原文,其与李著上引文直接有关的只有一句话:“在分配问题上,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防止平均主义”(见《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898页)。显然,原文中根本没有提及计时、计件工分制取代大寨工分制,也没有认为其是“不同于平均主义的做法”,更不知道“据说”从何而来。李著的上述夹注不仅多余,且对原文有曲解之嫌。

李著第150页原文:“1960年代初,国家允许大队干部可获得的年度工分补贴最多可达大队当年总工分的2%,生产队干部可达生产队总工分的1%(GNW 1981a:465、488、551)。后来,由于大部分乡村干部很少参与体力劳动,国家又要求公社和大队干部一年之中至少分别参加60天、120天的集体劳动。生产队干部则需要定期参与生产活动,与其他社员一样记工(GNW 1981a:646)。”首先,如上所述,“GNW 1981a应改为“GNW 1981b”。其次,李著将中央文件对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工分补贴的规定,概述为分别占大队工分总数的2%和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但据笔者核对原文,被李著引用的前三个中央文件,都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合计起来计算,没有为生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做专门的规定。具体如次:(1)《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四十三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他们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一般地不能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2)《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四十九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3)《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第五部分规定:“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应当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控制在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李著中“生产队干部可达生产队总工分的1%”,根据何在?事实上,李著这段引用的第四个文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五十条:虽有“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以内”的规定,但其同时又要求:“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1%,但不能超过2%。”这是因为,“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最好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所以,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工分补贴仍然是合计计算的。

李著第151页又出现了3个错误。(1)李著原文:干部参加劳动“将会减轻农民供养干部的压力,而且能使干部和劳动人民建立起‘最大范围、最经常、最亲密的联系’,以防其堕落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GNW 1981a:第712、873页)”。首先,同上所示,这段话夹注中的“1981a”应改为“1981b”。其次,《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712页所载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19639月),无论是查看全文还是这一页,都找不到李著的上引文。此页唯一与此有关的话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不是轻易可以扫除的。应当……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参加集体劳动的自觉性。”再次,该文件集第873页所载的毛泽东原话:“干部通过参加集体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与李著的转引文还是有一定出入的。(2)李著原文:“村民们把这些干部(“四不清干部”——笔者注)比作解放前的保长,抱怨说‘过去养一个保长,现在有很多保长’(GNW 1981a:579、584页)。首先,李著夹注中的“1981a”应改为“1981b”。其次,李著上引文出自邓子恢1962年7月11日在高级党校作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但在《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579页,邓子恢讲的是:“口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些地方有劳动等级,但是不合理”、“大队、小队干部工分补贴过多”等3个问题,根本找不到李著引文相关的内容。在该文件集的第584页上,倒是有一句与之相关的话。邓子恢说:“老百姓过去养一个保长,现在有很多保长”。但这不是“村民们”说的,而是出自邓子恢之口。(3)该页页下注云:“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据说干部一年工作300天,还经常带头干‘三种活’:累活、脏活和重要活(GNW 1981b:第873页)。”这个注释有两个问题。一是在《集体化文件汇编》第873页,没有大寨干部每年干活300天的记载;二是“三种活”的表述不准确,应该是“重活、脏活、关键活”。

李著第159页原文:“在动荡岁月里(包括粮食统购政策推行之初、向高级社过渡期间、大跃进‘三风’盛行时以及‘文革’高潮期),乡村干部的确表现得像是国家的代理人……”。这段话的括号中,提到了大跃进中的“三风”。“三风”的提法未曾有闻。作者既未交待这个提法的依据,也未给出其确切的含义。官方对此的说法是“四风”,即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来自1981年的《历史决议》。学界一般表述其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

167页,页下注【3】指出:“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首次提出计件制,1956年又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加以重申。”事实上,上述两个文件都不是“中共中央发布”的。前者是1955年1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后者则是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

李著第236页原文:“实际上,在1978和1979年,很多省的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结束集体化体制的打算;相反,他们还积极地提议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升至大队,使集体化体制更具社会主义性质(GNW 1981b:第956、992页)。”《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册第992页所载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中不仅没有提及很多省“积极地提议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升至大队”;相反却对此表示了明确反对:“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多数社员又不同意的时候,搞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李著的解读与原文完全是南辕北辙。

《乡村中国纪事》最初系由英语撰写,李怀印教授在将一些专有名词译回中文时,出现了不少误译和硬译。译者对书中出现的一些当时家喻户晓、即使在今日也常被提及的历史专有名词,不知为何没有将其回译为地道的、专有的特定名词;而是仅凭自己的理解甚至想象,武断地将其翻译成另一些模糊不清的“新词”。这样的译法,虽然省事,但会造成以讹传讹、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和误读。比如李著第78、89页有“大队总账会计”这样的称谓。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财务负责人一般叫“大队会计”和“小队会计”,从未有“总账会计”之谓。更有甚者,在第102、116页上,竟出现了“大队财务辅导员”的称呼,闻所未闻。

李著第82页记述:秦村的公共食堂由5个村民负责,“经理是一位‘贫下中农代表’”。当时公共食堂的负责人一般叫“食堂管理员”,李著将其改称为“经理”,实在是太“现代”了。

第116页,李著在说到生产队如何记工分时,把社员改称为“队员”。李著原文:“每天傍晚收工之前,生产队长会使用一张标准格式的油印纸记录队员工分,上面罗列了所有队员的名字,只需要在名字旁的空白处填上各自所得的工分即可。”。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第128页,后者又将社员改称“生产队成员”了:“劳动开始前,所有的生产队成员(男女各有两组)必须在生产队办公楼前的打谷场集合”。再如第117页,1979年8月在一次生产队民主理财会上,“成员们反映说:工分成月不上账,数月不公布。”李著中出现这么多“队员”、“成员”和“成员们”之类不符合历史常识、脱离历史环境的硬译,实在不应该。

“文革”中的专有名词,由于其极具时代特点,再加上有很多专用名词至今都耳熟能详,一般是不会太难翻译的;但李著却在这方面出现了常识性的翻译错误。比如,李著第127页原文:“所有社员都有一项中心任务,那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红宝书’,即《毛泽东语录》”。众所周知,“红宝书”只有一个名称即《毛主席语录》。同一页,在解释社员家中的“宝书台”时,李著云:“所谓‘宝书台’,是涂有红漆的精制木制品,常和毛泽东的石膏像一起被摆放在客厅的神台中心。”农民家中的“神台”是什么模样?第128页,秦村社员在“劳动开始前,所有的生产队成员(男女各有两组)必须在生产队办公楼前的打谷场集合,手持小红本(红宝书——笔者注)面朝两边插有4面红旗的一副(一幅?——笔者注)毛泽东巨幅画像做‘四个首先’:合唱《东方红》,之后集体朗诵……”。“四个首先”似应是“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接着,李著记述:社员在“早请示”中要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克服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里,“克服万难”应改为“排除万难”。

这类问题还出现在“四清运动”专用名词的翻译上。李著第103页说:在溱东公社1965年底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和干部会议上,“干部和农民代表并没有依照中央的预期,彼此间激烈争论、猛烈冲突。相反,年度会议上常见的现象是‘相互谅解,一团和气’”。因为“很多所谓的贫下中农代表实际是生产队或大队干部的‘私人’”。将亲戚朋友翻译成“私人”,不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第104页,溱东公社“四清”时,“干部间彼此揭发有两种形式:”一是“面对面”;二是“背对背”。后者显然应该是“背靠背”。第105页,溱东公社“某王姓生产队长”在其检查发言的最后说:“关于以上我的检查,还是初步的。请代表们继续对我帮助,送给我更多的宝贵礼物。”发言中最后一句中的“宝贵礼物”应该译为“宝贵意见”。

历史名词已经固化在史料和人们的记忆中,随意改变会造成不必要混乱和麻烦。

 

 

学术的基本属性是学人各自意见的表达,无须也不可能达成意见的统一,自然也就无所谓绝对的对错;其所要求统一者,是观点的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规范。任何人只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就有自由参与学术研究、发表意见的权利;亦唯有保障和维护这种权利,学术才能进步,思想才有发展。宣传的定义是通过“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其基本属性自然是要求且必须辨明是非与对错,以达意见与思想的统一。然而,对错之辩以思想和价值取向的统一为圭臬;学术则以规范地表达不同意见为宗旨。在宣传与学术表达发生抵牾时,宣传者常常习惯于以“对错”统领学术,将“是非”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这就难以避免逾越学术规范及其道德底线,自然就不利于甚至是阻碍学术的进步与思想的发展。此为常识。

当下的党史研究,最大的困惑与困境是学术与宣传的混淆,两者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替代,都没有完全的独立,各自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也就难以取得健康的发展。超越乃至摆脱此困境的出路,愚以为,是界定两者各自的内涵与边界,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与规则,彼此互不越界、互不越权并相互尊重与理解;最终允许各自在自己所属的空间内经营与成长。这恐怕是当下能够使宣传畅通无阻、学术繁荣进步的可行之径和基本前提。就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而言,目下最要紧的,是坚守学者的本分和学术底线,自觉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本色,让学者守住学者的道德底线。具体到党史的规范,笔者以为,最好放弃将党史视为具有特殊政治和宣传功能的传统定位,让党史回归一门普通断代史的属性与本位,按照一般历史学的规范和基本要求,开展中共党史的史学教学与研究。

据愚观察,党史学界大多数同人对本学科为普通断代史学的定位早有共识;对党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亦心知肚明。因此,唯有坚持和宣扬上述共识,坚守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党史研究才能摆脱其被“赋予”过多宣传功能的定位,走向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令党史学人尴尬的是,多年对党史宣传功能的过分强调,已使其研究规则中掺杂进太多的非学术因素。这些因素常使党史的初学者甚至一些从业人员将它们视作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主要依据,并以此为自豪。然学术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若党史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不除,被国际同行所认可、被国内历史学科所接纳的期望,终将是一厢情愿。愚以为,当下党史学人急需坚守与践行者,除史家应力求价值中立、一手资料应为史学作品的材料主体、史学著作应该有贯穿全书的独创性观点、“近三十年不入史”等众所周知的要求之外,还有若干在党史领域中不那么明确,很多同仁尤其是初学者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需要重申与强调。

其一,任何学者不可站在所谓“真理”或“正确”的制高点上去训斥他人。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最多只批评其书写得如何不规范,而不是以自己的尤其是官方的评判标准随意批判张三错误,李四不对、王五不科学;更不要以为真理只在自己一边,将与自己不合的观点钉在意识形态的“耻辱柱”上,甚至将一些不同看法推至“亡党灭国”的凶险境地。事实上,学术观点只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同说法而已;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所谓“研究”则要求表达的统一,其与学术追求自由表达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因为,真正的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所以,以功利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统一学术,从来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是学术的倒退甚至灾难。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宣传为标准钳制、统领学术研究的悲剧从未停演过,结果从未真正推动过学术的进步,自然也不可能带来党史研究的繁荣。

由上观之,唯有符合学术规范的自由的书写才是真学术;同理,言论亦唯有自由的表达才能促进社会的真正进步。一个世纪前,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对此有极深刻的表述:“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

其二,党史著作应该有完整而规范的学术史梳理,唯如此,本作品才能在与前人作品中的观点、材料、论证等的对比中,在与前辈学人的对话中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与贡献。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史一样,党史研究的进步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不断“层累”的基础之上的。每一项史学研究既是其所属时代的一种声音和表达,也是对前人同一领域研究的某种深化,更是与前辈学人的交流与对话,这就构成了学术史中的“一层”。所谓学术史其实就是这么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没有所谓超越时代、绝对正确、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和“真理”)。任何一项史学研究最终它会融入学术演进史的谱系之中,在学术史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如果不做学术史的梳理,不与前人的成果进行对接和对比,其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自然就无从谈起。由此,没有规范的学术史梳理也就没有真正的史学作品。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党史研究领域中的许多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做学术史梳理,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有关研究成果,将其全部或大部抄录为“参考书目”;或者仅仅在注释中罗列若干主要的研究成果;或者对既有研究成果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指责,空洞地诘难前人的研究“不深入”,“不全面、不系统”。整篇文章基本上还是自说自话,与既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对话与交流。坦言之,这样的学术史梳理不是无知就是无能力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学术上的评析;这种学术史梳理不合格的史学作品自然也就不可能融入学术史的谱系之中。它们可以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可以获得各种甚至是国家级的资助和奖项,但是不可能获得同行的认可,也不可能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类近乎非学术的所谓史学著述,党史界同仁最好在自己的学术史梳理中不评价、不罗列,以使其在学术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以维护党史学术研究的规范及其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其三,学术研究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假设”,但更需要“小心求证”。前者允许作者的思想自由驰骋甚至凭空想象,很多伟大的历史作品就产生于作者最初的奇思妙想;而后者却需要脚踏实地,谨小慎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这包括资料的搜集、甄别与整理,论证的符合逻辑与命题的一以贯之等等。现在党史研究中,因宣传的强势与诱惑使研究者的思想日渐枯竭且渐趋统一,除了大量非学术、重复性的题目之外,已越来越难见具有颠覆意义的“假设”了。对此窘状之成因及其对学术的戕害,笔者不便也无力评说。就“小心求证”而言,党史作品中,非学术规范的论证也并不罕见。其表现之一,就是将一些宣传性题目和结论作为文章的“假设”,或者提出一些根本不可能求证的所谓“重大问题”,随意抽取几条与题目有关的材料进行“抽样作证”。从史学研究规范的角度言之,此类问题基本上属于所谓“伪问题”。在这方面,70多年前胡适之先生对其学生罗尔纲的严厉批评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1936年夏,胡适致信罗尔纲:“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名利之求,何代无之?”胡先生在讲了一番史学研究不可妄作难以论证大题目的道理之后,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段有名的文字:“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多年后,余英时教授对胡适先生的这段话仍念念不忘,评论道:“试看胡适先生连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都不肯随便下,他怎么会轻易提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全面性的论断呢?……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好名’。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为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更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了。”

当下党史研究,充斥着过多的不可能进行学术论证的“大问题”,其“大胆假设”有余但“小心求证”却明显有欠规范。上文批评的现在流行的所谓“三段式”叙述框架即是一例。李著虽然全书没有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大胆假设”来展开论述,却也提出了若干像是“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样比较大胆的结论。然而,比“大胆假设”更重要的,却是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的、符合逻辑的、一以贯之的“小心求证”。《乡村中国记事》的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掌握了非常丰富、完整的乡土材料;也试图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但就结果来看,李著无论是其论证的逻辑与文气贯通,还是求证的材料运用等都与规范的“小心求证”尚有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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