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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建首要难题之成因及解决路径

作者:周良书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 第二辑
发布:2015年07月14日
点击: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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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家关注党建,但是有些问题要从长计议,来探讨它。我们今天研究党的建设现实性比较多,历史味很淡。任何问题的由来都有一个过程,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我们解决现实问题要从历史着手。由此我想到共产党历史上有哪些难题,又是怎样克服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哪些启示。比如我们研究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些研究比较多,也就是说党治史即共产党是怎样治理国家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党的治党史研究比较薄弱,也就是党怎样由一个53人的小团体发展到有8600万党员的政治组织,这个过程的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我们研究党史的人、中国化的人不够学科自信,我觉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客观的规律,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是值得探讨的,总比研究《红楼梦》里面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是十三岁还是十五岁来得客观。研究文学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真学问,我们这个有宣传的性质。但我觉得,研究共产党的建设史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学术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感觉共产党的发展,其理论也在不断完备、成熟和发展。我们研究党的理论发展史比较多,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思想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因为思想史包括理论史以及一些系统化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对于那些没有系统化的观点、想法研究比较少,这就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没有互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不仅如此,我们对于党史上那些错误的或比较错误的观点总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对待。其实如果我们重新来观察的话,这里面也不完全是错误的,也可能有建设性的因素。基于这样一个考虑,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

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一大为止,中共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党生来就带有的这种成分危机是可以想见的。如何消解这一危机,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中共与生俱来的一个重大难题。我的研究报告就试图考察并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解决这一重大难题的思想和实践。

共产党的创建者——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心目中,中共的组织成分并不构成问题。这与当时他们对知识青年在革命中地位的认识有直接关联。在1920年10月的《敬告广州青年》中,陈独秀指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这显示了“学生”和无产劳动者处于并列的地位。李大钊甚至期盼,在新的形势下,“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先驱者”、“好到无以复加”的社会阶级,这是建党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对知识青年的总体看法。

不过在当时,中共的创建者对学生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却显得含糊不清。事实上,在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是一个后来才确立起来的称谓。而在中共的早期文献中,可以看到有“知识阶级”、“知识阶层”、“知识界”、“智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等各种提法。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有以上几种提法混用的情况,但使用更多的还是 “知识阶级”。这就埋下了后来党的建设中许多问题的根苗。当时的认识可能有三种发展趋向:一是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别于工人阶级的独立阶级;二是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独立阶级,它属于劳工阶级的一部分;三是知识分子不构成一个独立阶级,它属于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相比较而言,当时在第二种趋向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最小。这在中共一大上被反映出来。

一大是中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大会统计了全国53个党员,却发现有52人为知识分子。这对于一个自号“劳工政党”的中共来说,的确是一件不通情理的事。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确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致力于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价也有所动摇。当时向大会提交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颇具代表性。它指出:“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这一倾向“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因此,“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以“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二是要打消读书人“想成为学者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坛动”,进而“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上述《报告》表明中共已把知识分子划出了工人阶级的范畴,并对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也颇多微辞。不过《报告》也没有排除中共在知识分子中建党的可能性。但这时来自共产国际的批评却使得问题严重化了。在1922年5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共产国际代表利金严肃批评中共“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受其影响,在是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中共即作出了走出校园,“到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的决定。这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23年的《先驱》第19号上甚至有人撰文指出:“过去一年的我们的活动,偏于学生当中的发展,只是病的现象。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助力的。” 这无异于要取消在学生及知识分子中建设党。

上述论调显然没有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那个时候,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对中小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辩证法、唯物史观等也不免过于深奥。所以当时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社会群体,只能是依托高校的这批“五四”精英。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评判,李大钊甚至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如此而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站选择在高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恰是中共在建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另外,退一步说,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有革命要求的也不独工人一家。倘单为理论上的限定,谈血统,论成分,而把其他革命阶层一概拒之门外,这显然有违一个现代政党的建党理念。更何况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本身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共要实现“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建的目标,就必须探索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问题。中共初生于高校,这本可为它解决难题提供了莫大契机,然而党对之却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

知识分子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在中共的创建时期,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发生实在性的影响。在大革命中,中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继续探讨,并且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中共明确指出,“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其特性在于“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中共的认识则有一个逐步降低的过程。在大革命失败前召开的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中共指出:“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这是新的革命势力”;“今后‘国民的联合战线’工人农民之次,便算学生是重要成分”。这与中共初创时的“先驱”和“好到无以复加”的社会阶级之估价已经大相径庭。

不过中共仍视学生为革命性的力量,所以上述判断对党的建设也未真正构成制约性的影响。但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八七会议上,中共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为党的组织成分,认为“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因此强调“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在1927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中共又坚定认为,“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否则无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

中共的上述论断对党的建设无疑是毁灭性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八七会后形成的政治路线,也在客观上制约了党在知识群体中的存在和发展。当时无论是“乡村中心论”者,还是“城市中心论”者,都把学校党建置于了“边缘化”的地位。后者虽然也强调城市工作,但其注意力的重心却不在知识青年。这主要表现为关注城市的工人运动,而轻视城市的学生运动。再加之当时“左”倾主义执行冒险政策,搞全国性的武装暴动,要求学校党员倾巢而出,参与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这样在国民党政府的打击下,全国各地的学校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过严重破坏。

不过这时“乡村中心论”者的探索颇具建设意义。因深处农村,党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但在中共看来,农民中仅有人数极少的雇农属于无产阶级,而其他绝大多数者,如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等属于半无产阶级,自耕农和手工业主则属于小资产阶级。于是中共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被重新提了出来。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新思路。一是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从思想理论上和政治路线上教育党员,要求“党员用马克司主义的办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是开展党内批评,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党员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而不是“无原则的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毛泽东以此来克服党内的不正确倾向,从而确保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虽然这时毛泽东等还局限在农村,对苏区以外的中共党建也不会产生实在性的影响。但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提升,思想建党的政策也逐步被全党所接受。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作出规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规定中还强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达到“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从而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驳倒了唯成分的论调。既然“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的入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以往研究中,人们大多注意到中共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开展整风运动。其实,延安整风运动还有深一层的现实考虑,即是要缓解国家主义青年党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挑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青年党以民族主义瓦解马克思主义,以国家主义对抗国际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无疑是致命的。在《我们对于共产党问题之意见》中,青年党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根本性质,为国际的而非国家的。要一个信仰国际性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变为国家性的党,无异叫他取消他的根本信仰,并取消他的党。如果他的党没有取消,这便是他的信仰没有取消,这就是说他仍是一个国际性的党,他所喊出的一切拥护祖国的口号,便都是一些骗人的名词,通是一种临时性的政治斗争的法宝,因为国际和国家根本是两回事,绝无调和迁就的余地。”

对此中共解释说:“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不能不成为国际主义者,而且也只有国际主义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能坚决的执行民族解放的任务”。当然,中共也深知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并告诫说:“我们同志不彻底的了解这个不同点,就不能很好的克服旧的党化的作风,和肃清关门主义的残余。”但不管是党内斗争还是党外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共都需不遗余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出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而在这一结合过程中,高校再次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早在1938年3月的《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就指出:“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 这反映了中共依托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意图。

在这一时期,每逢学校开学、毕业典礼以及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要到场作报告或演讲,以指导学生及时把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有些领导人甚至还亲自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员。其中有不少报告或讲座后来经整理成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这当中尤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最为著名。前者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后者则以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两论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一方面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党内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关系,在组织建设上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这也标志着中共的建党理论已进入了成熟的状态。

毛泽东选择在抗大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具有象征意义。其实质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高校,然后再以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运动。早在江西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放弃了以开除、逮捕或刑罚来解决党内分歧的办法。他认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过对全党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需要一批“有教养的阶层”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也是当时中共异常重视高校知识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采用了强化教育、小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等方法,来建造一个在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都一致的统一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党再次以高校作为宣传和鼓动的主要阵地。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批评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毛泽东号召大家“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12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要求“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两个文件后来都成了整风运动中全党学习的基本文件。

对于中共指定的学习文件,党要求高校“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学习文件的时间为2个月。最初选定的18个文件表明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整风文件后来增加到22个,加进4个苏联文件)。其中7个文件是由毛泽东署名的,还有其他6个文件也基本上是反映毛泽东观点的各种决议。刘少奇、康生和陈云的著作也各选一篇。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思想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兴味甚浓,但整风运动并无意树立苏联在意识形态流域的权威。最初的18个文件中只有两篇来自苏联,其中一篇是斯大林的手笔。这反映了中共有意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从而在意识形态的训练方面确立自身的独立性。

在整风的实际过程中,人们发现2个月时间很难完成任务,因而要求一再延长。中共也允许学校取消正规课程的安排,来集中时间学习整风文件。然后再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进行自我反省。学校党委对此一般要求如下:(一)各支部除对过去工作进行彻底反省外,还要求经常检查全支部同志反省的成效和偏向,研究和总结反省的方法,提出意见供学习委员会参考;(二)各小组长有计划地组织互阅反省笔记;(三)全体党员以最大决心去掉爱面子思想,自觉进行自我反省;(四)各支部利用收集有关反省文章和具体事实,分组研究反省的方法和要点;(五)相处较久彼此了解的同志,建立“相互反省”的制度;(六)自我反省中的模范例子或发生偏向者,支部应分别予以评价和纠正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这种小组式的互动极容易造成团结或紧张的氛围。各成员,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思想“有病”的同志,只有证明自己已完全接受群体的观点与规范,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并为小组重新接纳。在学习和反省之后,大家还要接受上级组织的检查。不过检查工作往往采用民主的办法,“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其内容不仅包括各成员的思想信仰,而且还包括他们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运动的需要提出新的问题。这使得小组成员在思想信仰和日常工作两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中共把这种一致性由小组提升到单位,然后再归结到中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则被溶化到团结、高效的组织中去。这样经过整风运动,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被建造出来。

当然,整风运动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一个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中共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虽然当时中共对学生及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认定没有改变,所以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将其直接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这一时期,中共确实为青年学生的入党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且在实践中确立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基本原则。这多少可以看到中共早年提出,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这一建党思路的影子。只是此时中共通过整风运动的方式,使党的“无产阶级化”变得更可操作。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和刘少奇的“自我修养”,能够让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灵魂上得到磨炼和洗涤,从而逐步将其净化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这可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最大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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