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党的建设 > 学理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问题论略

作者:顾海良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发布:2015年07月27日
点击:8894
分享按钮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历史回溯的研究是马克思的历史回溯方法的现实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是在历史回溯中,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起点开始厘清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中是怎样历经艰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在内的逻辑,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探索极大地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视域和认识境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回溯方法;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取向: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命题,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总体探索,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的整体思考;二是“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基本思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线索,展开对党史、国史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发展的历史反思。这两个显著的取向,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及方法运用上的深化。

马克思的历史回溯方法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运用

党的十八大指出,“十七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五年”。历史地看,“过去五年的工作,是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些成就“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深厚基础”。历史总是现实的,回溯历史,更加可以肯定,“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谈到如何历史地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回顾五年、推及十年、总结三十年、回望六十年、追溯九十年,“接力探索”这一贴切的说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伸展开来、展现出来。习近平同志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第一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历史回溯,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历史回溯,不仅延伸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意蕴的认识,而且也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理解,增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

历史回溯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历史回溯的研究,是马克思经济学中这一历史方法论的现实运用。马克思在对历史回溯方法说明时凸显的三个要点,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后思索”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发展必然性理解的重要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对一个事物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分析”,总是在这一事物发展过程的既定结果开始的。正是在“事后”对历史过程的思索中,才能够理解事物演化的来龙去脉,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才能够厘清事物从萌芽到当前状态的环节及其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趋势。这种 “从后思索”的方法,对于系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特别是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过程的内在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历史考察之点”的方法是在理论和实践新的起点上总结过去和瞻望未来的基本方法,是总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认为,按照“我们的方法”,在研究“已经生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时,并不排斥“现代资本形成史”的考察,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即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对“历史考察之点”的回溯,一方面可以得出一些“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把过去的研究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也能够“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从过程上来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的、最新的和最发达的形态,在这一“历史考察之点”的回溯,才能理解资本积累的本质,才能预见资本积累的“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下的“历史考察之点”所作的回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能够作出适合于历史逻辑的“正确理解”,而且能够作出适合于历史逻辑的“未来的先兆”和“变易的运动”的“预示”。

第三,“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方法是思维中再现事物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联系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发展和最新形态理解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要认识事物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就应该站在这一事物的完成现状上研究其最初形态,从最初形态的“征兆”上理解和把握完成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历史总是再现为现代史。人们总是站在现代视角来回顾和理解历史、思考和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的。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形态上回溯历史,才能够更为深切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过程的历史逻辑。

对马克思历史回溯方法的阐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从事物“过程”的意义上作过回应。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事物的“过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事物本身和作为对事物映象的思想都是处于历史的“过程”之中。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就成为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问题、还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思维上的再现。恩格斯晚年把“历史史实和发展过程”的结合问题,提升到党的思想方法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马克思谈到的历史回溯的方法和恩格斯对“过程”思想的阐述,在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习近平思想中,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时常与历史、未来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理论的真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史经验”不仅昭示当下“现实需要”的由来,而且预示“现实需要”的未来走势;不仅是现实的鉴镜,而且是未来的映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过程的分析中强调:“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过程的这一“历史的评论”,也是马克思认为的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路标”的探索。

    这里讲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历史探索的一种形象说法。马克思认为,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历史的评论”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科学探究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发展问题,即理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的问题,也就是理论逻辑的问题;二是理论发展在历史视野中的再现问题,即理论“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历史逻辑的问题。“历史路标”或者说“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所揭示的,就是历史、现实和未来链接的内在逻辑。“历史路标”不仅明示了前人探索的印迹,而且还留下了前人探索中的智慧和勇气;不仅揭示了理解现实的基础,而且还留下了继续探索的台阶;不仅显现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而且还留下了接续前行的经验。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同志十分看重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历史路标”,他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此得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回溯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得以呈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性得以凸显。回溯历史,理论就能以此基础而赓续,现实也能以此为平台而前行。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既有过去“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也有现在和未来面对的“硬骨头”和“险滩”,更需要我们有历史、现实和未来相通的理论视域。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解析,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方法给我们的重要的方法论上和立场、观点上的深刻启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探索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就是在历史回溯中,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开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起点开始厘清和理解: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运动、思潮和制度,是怎样在凯歌行进和如磐风雨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艰辛探索历史地选择科学社会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中,是怎样历经艰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在这一历史回溯中,最为恢弘的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回溯。社会主义五百年历程,可以分为若干“时间段”。这里讲的“时间段”,既考虑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和制度在时间上延伸的连续性,又体现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和制度在空间上展开的并存性。比如,既考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连续过程,又体现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国别特色上的相对独立性,如中国从选择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兴起,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既在时间上有错落,也在在空间上有交叉。在这一意义上,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大体可以划为六个“时间段”。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发表为起点,到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理论和实验的风起,空想社会主义从产生、发展到趋于没落,历经300多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在劳苦大众中得到强力共鸣。空想社会主义者敢于无情地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热情憧憬未来平等和谐的新社会,以其善良的愿望进行新社会的“实验”,对新社会的细节作了多方面的富有天才的构思。但是,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社会阶级力量的理解上始终裹足不前。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勃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先行思想零星散落、渐近销蚀,有的甚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保守的、落后的思潮和宗派。

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世纪40年代,英国及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先后取得统治地位,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凸显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作为的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呼唤反映自身利益的科学理论。适应这一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状况,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完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原理,开辟了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广阔空间。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当作“终极真理”,也从来没有打算为未来社会设计一套周详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是要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三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私人垄断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际,列宁在对当时资本主义历史变化性质的分析中, “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得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等一系列科学结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对这一时代的一系列重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探索,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十月革命后,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艰辛探索。列宁根据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开启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

四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在20世纪20、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形成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为夺取反法西斯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中,苏联模式的弊端日趋暴露,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的体制障碍。二战结束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大都照搬了苏联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东欧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几度调整、几番兴起改革浪潮。由于这种调整和改革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等的交互作用下,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们党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但囿于一些认识和实践的限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多有曲折坎坷、艰辛探索,也出现过挫折,甚至出现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的诸多独创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六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地纠正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提出进行改革开放,并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开始显露, 60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的交流、合作和矛盾、冲突的共存格局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新的主题逐渐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主题作出独创性的解答,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回顾,从源头上和发展中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结论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正确把握,提升对“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言简意赅,一是“必然代替”、一是“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以这两个关键词语揭示世界社会历史的大趋势,深刻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整体思想,也深刻揭示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思潮、运动和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

《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这场“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认为这是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和准备基础的革命,然而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并没有很快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了反思,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进一步揭示了“两个必然”这一历史趋势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可以认为,“两个必然”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命运必然趋势的问题,“两个决不会”探索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长期性的问题。“两个决不会”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理论更加完整,体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深刻意蕴。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演进,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告诫我们,“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内在统一性,体现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及其主题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是以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为理论主题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实际的阶段,在坚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理论主题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增加了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内涵。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在关于必然取代和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主题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中发展自身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内涵。这里讲的“并存”,既有交流、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特别是上一世纪60年代后,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先是以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探索切入,而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的探索,再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探索,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探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同时,“冷战”不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不同方面并以不同形式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苏东剧变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中发展自身并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主题的探索,更显扑朔迷离,复杂多样。

科学社会主义主题内涵的不断拓展和丰富,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及其内在统一性的现实体现。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主题来说,不只涉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继起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和如何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涉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继起性基础上的空间并存性的问题。时间继起性是空间并存性的前提,只有在科学地、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且必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关系。同时,空间并存性也是时间继起性的过程形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出科学理解。

从时间继起性和空间并存性的关系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现时代主题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广延性。如果只强调时间继起性,就不可能理解现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合作、交流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推进社会主义自身的现实发展。如果只强调空间并存性而放弃时间继起性,一方面就可能否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从而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就可能只看到并存性中的合作和交流,而忽视并存性中的矛盾和冲突,就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最终“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殷鉴不远,是以为戒。

运用“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相统一的观点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向,既要看到它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又要看到它对生产力的容量还有进一步释放的余地。如列宁所说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2011年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爆发的新的表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状态的深刻矛盾。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全面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还将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切实把握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中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问题,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主题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回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探索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和制度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不只是社会主义思潮或理论的逻辑,而且更是包含了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和思潮、理论相统一的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也不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而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在内的逻辑,是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就是这一理论逻辑的主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紧密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协同推进、交互发展的。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与新时期之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体制改革、思想路线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首先阐明的就是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既提出了道路选择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提出了怎样对待“别国经验”、“别国模式”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了道路选择、思想理论建设与制度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里提到的“四件工作”,包含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健全,以及党的组织制度改革和作风建设问题等。邓小平同志肯定,正是这些面向新世纪的制度体制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道路选择开辟了制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体制改革又提供了道路实践的根本保障。这两个方面集为一体,才得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才奠定了邓小平理论基础的“基本结论”,才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基础和主题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制度体制的改革完善,也成为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这个概括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道路、制度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中,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的有机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的深化不断延伸、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为基础的逻辑。因此,作为理论逻辑基点的就是实践进程的中国社会特征,作为理论逻辑过程的就是实践进程的整体布局,作为理论逻辑目标的就是实践进程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总”的论断,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进程的基点、过程和目标。

习近平同志对“三个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三个总’的概括,高屋建瓴,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个新概括,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总依据”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总布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要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总任务”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

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位一体”同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的“三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的相互联系、密切结合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逻辑构架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着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结构;后者是从逻辑进程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着重刻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全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理论、制度,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依据的,都是以“五位一体”的建设和发展为总布局的,也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总任务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也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前行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有过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布局,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文明”的布局,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大建设”的布局,最后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种丰富和完善不仅是道路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体系丰富的结果,还是制度建设发展的结果。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结合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探索,极大地提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视域和认识境界。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这一“基本要求”,包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为切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性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发展,可以看到,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之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先后对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了探索。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一起,构成围绕基本命题展开的这“五个基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理论逻辑的体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的历史逻辑的再现。

党的十二大在提出基本命题之后,党的十三大提出党在社会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基本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联系党的十三大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肯定:“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提出,“根据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

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提出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显然,“这些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最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把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中连为一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结为一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上的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逻辑。即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那样:“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先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必须’基本要求,这是对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用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是管全局、管方向、管长远的,大家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基本命题时,邓小平就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说,蕴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之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和形成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回溯历史,习近平指出:“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七大从“结合起来”的意义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核心和主线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这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起来”,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结合起来”这一言简意赅的表述,既深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本质意蕴,又集中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根本内涵。“结合起来”这一高度精炼的表述,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内在统一的精髓和根本。

用户名
密码
标 题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