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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史再研究之管见

作者:刘辉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发布:2015年07月27日
点击: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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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重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深化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认为欲深化该研究,不仅需要重新审视和加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发展演变,及其彼此之间的逻辑和历史关联的认知,还应该系统梳理其核心话语和概念的内涵,同时必须将该思想置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全时段去考察,尤其不能只重其体系基本形成阶段,而忽略1940年至1956年的发展时期;与此相一致,则不能不高度重视“集体智慧”,即文化思想者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普通文化工作者的贡献。此外,还应当注重将这一思想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自身演变和发展的总体脉络中去把握,并适度地把文化思想与实践途径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核心话语;集体智慧

 

导论

 

西方学者柯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话不无道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历史未尝不可视作为一种思想发展史。每一个重大党史事件的发生,实际上都有其思想缘由,都由秉持此种思想的人在参与和推动。因此,系统研究中共思想文化史相关内容,用思想透视历史、追问历史,对于深化我们对中共党史的认识实大有裨益。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这是中共党人长期探索的思想结晶,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特别是对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化论争予以深入总结之后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建国以后,中共就是以此为基础,确立了其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发展方针,并取得重要成就。十六大以来,中共明确提出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此表述,可以直接窥见两者间的思想联系之一斑。十七大之后,中共对党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又进行了新的概括,提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的新论断,同时也阐述了文化在中共党的事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特别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一点,从而更加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不过,依笔者之见,无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是所谓“先进文化”,其本质仍然必定是“民主的”、“科学的”,为“人民大众”服务性质的。如果离开了这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根本性的追求,便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文化。而“中国特色”的思想自觉,又决定了其必须同时保持“民族性”的文化特质。换言之,建设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这就等于在新的基点和高度上,又重新提出了反思、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要求。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前人已做过各种形式的探索。可以说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有关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即便是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特别是1980年代末以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起高潮,曾较多涉及到这一问题。对于诸如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其发展阶段、思想来源、基本内容与时代特征等问题都做了初步探讨。进入21世纪后,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着重研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核心内涵以及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等问题。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现热潮,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品格、体系形成的时代契机及其实践等问题,也有了具体化的立体涉及和展开,等等。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和有待加强的地方。其主要体现为:一是现有研究仍较多地满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几条“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一般性说明,而相对忽略对其内在体系的逻辑结构、构成的分支要素彼此间的历史关联,以及各个分支丰富具体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挖掘;二是现有研究缺少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演进置于整个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全时段中去做整体考察,比较注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基本“形成问题的探讨,而对于1940年以后该理论的继续发展则较为忽略,也缺乏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与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之间差异性,以及建国后头几年文化过渡或转型”的思想历史、发展特点、历史得失等问题的整体把握;三是多数研究仍拘囿于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论述,而较为忽略党内外众多的普通文化工作者的理论贡献,从而忽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者主体的多元性。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演进相一致的,这一思想同时还与中共的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和实践性。因此,要想高水准地认知该思想的丰富内涵、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自觉将其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格局中去考察认知,并适度结合中共的有关文化实践去进行透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学界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较大的努力空间。

下面,笔者结合个人研究心得,从上述几个方面出发,对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略述管见,以期对未来研究寻求新的突破路径有所助益。

 

一、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结构体系、核心话语和演进逻辑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学界同仁曾从各种角度加以概括,有的从领导者、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文化纲领的组合角度加以整合;有的从“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发展方向和方针角度加以把握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认知无疑都有其自身的理由和学术价值。不过,也都存在着各自的认知盲点,似乎还可以尝试新的概括。

依笔者之见,如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为一个历时性的整体加以把握,这一思想体系,或许可以认为主要由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统一战线理论,以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教育、哲学等分支思想四部分构成。其中,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是其方法论基础;文化基本精神的阐述是其思想核心;文化统一战线,乃是最能体现那个时期中共从文化层面进行革命运动的策略和斗争特色的内容;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教育和哲学等的探讨,则属于这一思想体系的部门展开,也就是具体化、深化和充实体系的努力。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曾将文化统一战线思想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性文本之一来看待,还简单比较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特点,但因种种原因,却未能系统地梳理这一思想的全貌。实际上,迄今有关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各种论著,也少有全面系统探讨这一问题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遗憾。

在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结构和特质时,我们还应当注重对其核心话语与概念,如“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等进行历史视角的深入透视,同时从整体上对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观科学观、民主观和大众观及其彼此的逻辑和历史关联等问题,予以系统的把握、扎实的揭示和深入的论析。这是提高整体认知水平的思想前提。可惜,目前这方面细致全面的“发掘”仍很缺乏,专文也较少见到。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总体深度。

不仅如此,这些核心话语自身其实也都有一个逻辑系统结构,需要有既全面又重点把握的眼光。以新民主主义的科学观为例,就不能忽视中共党人的“社会科学观”问题,否则研究必不完善。中共党人的“社会科学观”本是链接唯物史观和中共党人对于社会现象和理论的研究,形成其社会革命思想的中间环节,它不仅深刻地体现着中共对“科学性”的把握和对科学精神的认知,也是其得以实现唯物史观之科学方法论指导意义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它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探讨。这就无助于理解何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要那么热衷于编写各种“社会科学概论”,何以能在社会科学的宣传方面自信十足、独占鳌头,并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下,于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历史现象了。反之,如果有关当时的中共“社会科学观”研究得以深化,则必然有助于认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

长期以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基本精神的各个部分之分支体系及其彼此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关联,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这实在很不利于认知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地位,很难历史地揭示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演进特征。而在这当中,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觉醒在该思想体系中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之长期漠视,又可谓其集中体现。

众所周知,关于新文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特质,早在五四后期中共党人那里就已有了较为明确而初步的把握,也就是说,中共党人早就认识到“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价值;而对于“大众化”问题,他们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也基本实现了基于文化阶级性认识的“大众化”之觉悟。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时代性”的一种积极把握。但直到30年代初期,他们对于文化的“民族性”却始终缺乏清醒、足够的认识。这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和中共党人思想方法上的不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但这样一种认识的缺乏,却无疑在根本上阻碍了中共党人文化思想的整体、连贯而系统地展开,使其无法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有效地统一起来,把思想批判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制约了其整个理论思维和实际运动的发展水平。

新启蒙运动爆发后,随着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而深沉的体认,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观念,其整体宏观的文化思维才因此被激活起来,从而逐渐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四原则或纲领。换言之,正因为中共适时地获得了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才在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原则的意义上,得以将零散的文化思绪加以整合,最终在1940年初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整体构想。事实上,“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任务的明确而响亮的提出,便是此一觉醒的直接产物。

此外,此期中共党人有关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想认识,不仅本身直接就构成为该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得宜于这种深切的认识,他们反过来对于文化“大众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内涵,也有了更加丰富、准确而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特别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如何评价近代以来在这方面具有模式意义的错误文化思想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等等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诸多重要问题,也都因为此种深刻体认而相应地豁然开朗或更趋成熟了。

因此,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过程中,实际处于相当关键的地位,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思想环节。以往党史学界对这一点的轻忽,或多或少也表现出将其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时的历史感之不足。无疑地,类似的问题如果加强研究,我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认知,就会进一步增强立体感和深度。

 

二、全面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全时段与思想者主体的多元性

实际上,1940年初毛泽东、张闻天和王明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之后,这一文化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像许多研究者所揭示或表明的那样,似乎已经终结。中共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各种普通文化宣传工作者在其大量的论著和报刊文章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许多具体方面,都有过进一步阐发的宝贵内容,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形态和社会风尚的建设(远不只是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追求(并不限于“讲话”精神),新民主主义的科学,以及对新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教育体制的认识等,都是如此。这其中,有许多富有价值的论著和思想被长期埋没、隐而不彰。而究其原因,则一言难尽。

近十年来,笔者在爬梳各种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资料的过程中,深深地意识到,仅仅关注1940年前后的有关思想体系的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这一思想体系置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全时段中去考察,尤其不能忽略1940年至1956年这一重要阶段。事实上,1940年至1956年间中共文化思想的演进发展,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当重要而又有待清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处在该理论体系化创造更加自觉、思想内容有所推进和发展的新时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某种内在思想探索相对多元化的宝贵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普通文化工作者所作出的思想贡献,尤其值得发掘和铭记。

下面,不妨仅以这一阶段有关新民主主义道德、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为例,就几部长期被人们淡忘的由普通文化工作者完成的重要论著之思想价值,略加说明。

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形态问题,无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是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都没有专门论及。但后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此问题却进行过专门探讨,并出版过专著。如1949年香港智源书局出版的潘朗所著《新民主主义的道德》一书,就是典型。在书中,潘朗不仅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力量源泉(包括中共政策及其长期革命的“道义性”),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身的“道德性”以及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还说明了这一道德体系自身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等问题。同时,还就苏联新道德及其与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关系做了分析。就笔者所知,它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名义下,比较完整地直接探讨该问题的唯一专著。可惜长期以来,不仅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一般著作,就是众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论著,也极少提及它们。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哲学、道德和教育思想的体系化探索无疑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样被今人忽略和遗忘的,还有关于新民主主义哲学问题的探讨。1941年3月,有一本《新民主主义哲学论》问世,作者署名宋无。在此之前,黄特曾写过一篇《论新民主主义哲学》的小文,该文虽然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哲学和其他各类旧哲学的区别并指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哲学的理由和可能,但对于新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作用等问题却并没有展开论述。而宋无的著作,则首次专门从哲学的高度,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及其哲学根据进行了整体把握,认为“新民主主义哲学乃是这新文化的综合底集中底表现”。同时,该书还首次阐发了对于“新民主主义哲学”基本特征、内涵,其强大的文化功能以及当时“新民主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问题的初步认识。

《新民主主义哲学论》一书出版后,学者许明真曾在《哲学》杂志第2卷第2期上发表书评,认为该书“论题底本身,就是为当前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它足以给予读者一个理解新民主主义哲学的机会,而可以号召新民主主义哲学的建立”,并评价该书“在理论的锻炼上著者是很能融会贯通了毛泽东先生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洛甫先生的《新文化运动》二书的,因此处处都显出了理论内涵的尖锐性和辉煌性”,“对于新民主主义哲学的提出以及诸特征底阐明,完全是懂得怎样在批判许多谬论歪论中而建立起自己的正面的理论,因此全书不仅充满了建设性,同样也充满了批判性”。这是符合实际的。

《新民主主义哲学论》不仅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本质中抉发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哲学,还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基本特征及其彼此间辩证的关系,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对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的整体理解,实不无助益。以其中涉及的“民族性”问题为例。在作者宋无看来,新民主主义哲学的民族性表现为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它是用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正确的一般发展法则;第二,它进一步地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史,“吸收消化了世界哲学思想的高度成果,成为自己民族的血和肉,同时把自己民族过去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下来”;第三,它丰富了世界革命理论的内容;第四,它服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性,充分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并在这民族解放斗争中充分地发展了丰富了它的内涵。这些从哲学角度的论述,对今人较为全面地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民族性内涵,无疑是有帮助的。

再以“民主性”问题为例,《新民主主义哲学论》创造性地总结出作为新文化理论基础的新哲学所应该具有的五个“民主性”特征:即,其一,它必须“给中华民族的新民主政治提供正确的方法论基础”;其二,它必然是“进一步地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史”,在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中,昂扬了其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的糟粕”,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哲学史不断从低级阶段飞跃至较高的阶段;其三,它必然“丰富了世界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同时给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被压迫人们锻炼了模范的民主政治理论底基础”;其四,它必然“为中国民主政治将来作进一步发展而尽其理论上的开导工作,这就是说,它将为之作启蒙工作,并指示着中国民主政治将来应循的发展之路”;其五,它在目前必然应当尽力发挥最大作用以服役于民主宪政的确立与展开,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不论上述概括本身的科学性如何,这种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表示出的异乎寻常的“民主”关注,显然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品格。

不仅如此,针对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去历史曾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封建的革命和主张民主政治,因此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时,作者明确指出,“民主性的精华”和“民族性的精华”,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成分确实是不同的。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次的民族革命的爆发,而民主革命绝无仅有,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仅仅有丰富的民族性的宝贵成分,而没有“民主性精华”的存在。因为“民主同民族一样,也是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被欧美资产阶级提出了后,才在历史上存在着,并且它的内容,也决非限止于今日欧美资产阶级所行的民主。在历史上,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反抗剥削者、压迫者的暴动都可看作民主性的革命,而反映这些反抗的意识形态,都可看作带有‘民主性的精华’”。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列宁那著名的“两种文化”论的积极影响。

另外,宋无此书还对新民主主义哲学几种基本特质之间的关系做了辩证解说。认为新民主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四个特征是不能割裂开来理解的。以民族性为例,他指出,“假如新民主主义哲学不是民族的,那么其余三个特征也失其意义。相反地来讲,假如真正能做到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容底哲学,它必然是民族的”,“因为‘民族的’这一特征是给新式哲学规定了具体的内容,而只有在具体的内容中,其他三者得表现其意义,不成为抽象的空想”。否则,既然“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哲学是辨证唯物论,为什么新民主主义哲学不说就是辨证唯物论而说是辨证唯物论为核心的哲学呢?这就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民族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人民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哲学,不是去作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哲学”。

总之,《新民主主义哲学论》是一本全面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哲学的著作,其“文字的通俗和文体的清新”以及“内容的纲领化、体系化”都使得这部著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中不应被遗漏。

再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问题。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的体系化探索无疑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前后,一些进步教育工作者还曾掀起过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热潮,出版过不少有价值的专著。其中,朱智贤1949年出版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常春元1950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等,就堪称此类探索的典型代表。在这些论著中,他们鉴于当时社会上还缺乏对新民主主义教育之“系统认识”的现状,从教育原理出发,对这一新式教育的历史发展、基本原则、“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管理”、课程学制的特点、乃至教育行政等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各自的理论探讨和阐发,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却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思想的活跃度和创造性,表明了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思想体系的文化冲动。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不仅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一般著作,就是众多的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论著,也极少提及它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建国初期即1949~1956年这一重大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性,目前也可以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中共一方面在《共同纲领》中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准备着向社会主义文化的逐渐过渡。特别是1953年后,这种文化过渡明显加快,其间也开始出现对日后影响深远的用群众运动方式,通过批判手段解决复杂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做法。过去,对于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出现的偏颇倾向,论者一般仅将其放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中去看待,而没有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去认识,没有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合理转化关系中去把握。这就不利于更好地从中共文化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中,去总结其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实际上,通过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探讨,既阐释两种文化形态之理论上的逻辑联系,更注重揭示它们之间的实质区别(以往谈联系的较多),这对总结有关的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

 

三、自觉将文化思想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演进中去透视

 

欲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我们还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文化思想内部,至少还应该着眼于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自觉地将其放置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这一总体脉络中去进行认知。

若是从这个角度着眼,有一些有价值的专门探讨便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像李勉对于新民主主义本质的思考,就堪称典型。1949年,李勉出版《新民主主义本质论》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十分重要但却长期被遗忘了的宏观理论著作。在该书中,他明确强调,直到建国前夕,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讨,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有关的“知识”还“非常幼稚”,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清醒而自觉地将包括经济、文化等问题在内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视作一个有待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在该书中,李勉鼓起勇气,多方面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的本质论”问题,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解决,往后的研究便会缺乏一般的理论根据”。他强调新民主主义具有其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形态,“一方面是独特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又是带有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同时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的矛盾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大体说来,它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前期,是新民主主义生产力赶不上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后期,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又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新的冲突,这种冲突便是社会化的生产力与残余着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由此,他明确宣称,当时广大中国人的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今天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不仅如此,李勉还从“生产方法(式)”入手,详细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认为新民主主义既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也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甚至也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综合体,而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发展规律。李勉还指出,这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定性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说法并不矛盾。“前者是一般的社会发展法则,后者是特殊的社会发展法则”。不过,后者又是以前者为基准的。

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独立阶段性的同时,李勉也不否认这一社会具有“过渡性”。他认为这一过渡性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方法是一种自觉性的生产方法,是一种自觉地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生产方法”这一特点所决定的。它不同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不自觉的转变,“因为它有自觉性,所以它会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并以主观的努力识见社会发展规律,使新民主主义一步一步的向着更远大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因为这样,因为新民主主义的不固步自封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便又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上述的独特的性质之外,增加了另一种属性,这另一种性质便是过渡性质”。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在李勉看来却不是一般学者所认为的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他的最终结论是:“一方面是独特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又是带有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这是新民主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是辩证的,我们必须辩证地去认识它”。

此外,李勉还反驳了那种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观点。他强调在当时的世界上,实际已有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中国、朝鲜、越南等则属于或已建国或即将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以不能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他认为:“我们应该反转来说,新民主主义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社会形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而言则是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正惟其颇为普遍,正惟其是特定社会必然的历史前途,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一个独立的特定的历史阶段”。

应该说,李勉这类整体的新民主主义本质论观点,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认识的深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本质”不能不根本制约着其文化思想的形态和特征。

事实上,建国前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探讨也达到了顶点,其中也涉及到有关文化思想的理论认知问题。虽然自抗战以来,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提出和基本形成,中共领导人已经对上述一些问题做了相关探讨和论述,但建国初期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还是使得更多深层经济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特别是与此相关的诸如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性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等问题,也一并更加凸现出来。前文中李勉的有关研究,就是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的。遗憾的是,李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共高层更多的还是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把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等问题,放在主要矛盾的视野之中,这就出现了既承认发展生产是主要任务,又断定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脱节现象。

在当时,为了更好地指导现实经济建设,除中共领导人之外,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都投入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之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沈志远、许涤新、孟宪章等,都曾分别撰写论著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及其在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理论内容,对我们认知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实质,实不无裨益。这不仅因为“经济思想”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且还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文化思想”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实际地位。

以1950年沈志远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这部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专著为例。该书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前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规律性以及构成、经济政策等问题,就展开了全面探讨,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如作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无危机、直线式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财富的积累与劳动大众的福利是同时并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并非一帆风顺,而必须通过坚强持久的自觉斗争才能达到。“斗争中求发展,并且是在自觉的斗争中求发展,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文化)发展规律中最基本性的决定一切的契机”等,都是如此。同时,沈志远还由此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些就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斗争性等问题,是研究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能不参考的内容。

非常可惜,由于中共于1952年底即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建国初期对该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成果也多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界重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思想价值,并展开了积极研究。不过迄今的研究多侧重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放弃这一理论的原因及后果、新民主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异同等,而实忽略了建国初期曾出现的对该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探讨的热潮以及所产生的关涉文化问题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盖因学科间的界限,使得史学界对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关注和重视不够所致。实际上,这些成果不仅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且对今天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四、注重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实践的互动关系

 

欲深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思想的研究,我们不能总是就思想谈思想。实际上,适度地将其文化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学术自觉,也是很必要的。

由于中共的文化思想不是书斋里繁琐精细的理论构造,而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这就内在地提出了从实践来配合解读其有关文化思想的学术要求。无论是教育、道德,还是文学、科学、民主与知识分子观等,都是如此。抗战时期中共边区民主实践的自我诠释之于新民主主义民主观的思想史意义,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方法的价值。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理论探讨和学科实践一开始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国前后尤其显著。适当揭示其学科实践的特点,对于认知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益处,显而易见。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关系,就更是如此。至于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形态的“过渡”,由于整体性的思想表述之缺乏,其文化实践的分析,也就不能不成为相关思想探讨的直接依据。实际上,适度的实践考察,不仅可以验证其思想的真实性,也有助于反映和揭示其理论的力度和有效性。这也是“思想文化史”难以将两者简单割裂的原因。

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实践互动关系的视点很多,其中那些直接推动思想者主体进行思想创造和提炼的文化活动与思想文化事件,又值得格外关注。正因为如此,笔者特别看重那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发展的重要关头起到特殊作用的文化会议的召开和思想刊物的创办等。

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三次文化工作会议值得高度重视。第一次是1940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第二次是1942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是1944年底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简称文教大会)。这三次会议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长期以来,除延安文艺座谈会被高度重视外,学界对其他两次会议则一直关注不够。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4014日至12日,地点在王明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其目的是为了团结全边区的文化工作者,并与全国文化工作者通力合作,共同认清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建立起真正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服务。笔者以为,此次会议对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延安文化界交流思想的空前盛会,出席的正式代表包括文化界各方面人士,达到450余人之多,加上旁听的,每日到会人数总在700人以上。为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都准备了详细的发言稿,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三篇文章。在这次会上,艾思奇还代表文协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周扬、吴玉章、罗迈(李维汉)等也分别作了关于边区国民教育、干部教育、马列主义中国化、边区各项文化事业、文化大众化工作等具体问题的报告。报告期间,还夹杂着来自延安各界代表的发言。此类发言“普遍的提出边区与全国文化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切合着实际,指出过去工作的优缺点,经验与教训”。《新中华报》等延安报刊,曾及时地报道过这次会议的有关内容,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延安地区的各界人士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大会最后发表了由艾思奇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文化界“为抗战建国、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会后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学术刊物——《中国文化》。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还在于,为召开这次大会,边区文协准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派人调查并整理了抗战以来全国的出版物,搜集了各式各样各党各派的文化言论,还派人到边区各处了解各种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形。有些临近的机关学校团体,则请其自写详细报告。这样,边区文协实际上对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做了一次全面的检阅,对边区文化运动也进行了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些准备材料,会前和会上都曾提供给中央高层领导做参考。甚至在会议筹备期间,艾思奇等具体筹备者还曾就文化报告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提法等,多次向中央做汇报,并进行反复磋商。可以想见,它们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文化思想总结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不妨说,凡此,都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诞生做出了直接贡献。

第二次会议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因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此不赘述。

第三次会议,即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8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简称文教大会)。该会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一共开了37天,出席代表45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从人民当中生长起来的工农兵代表,也有著名的医生、学者、作家、诗人、画家和蒙回民族的代表,共同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卫生、教育、艺术、报纸四部门”。毛泽东、高岗、罗迈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此前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文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今后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切实以“群众的需要为中心”,真正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恶习惯进行斗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在文教组织的创办上,则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本着“群众需要和自愿” 的原则。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为人民大众服务”和 “向人民大众学习”为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这次会议的强烈共识是:“文化教育是少数人专有品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从新把文化教育归还给人民大众”的“人民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正在边区逐步实现,表示要为“在全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全中国造成人民文化的新时代”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七个决议,即《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关于开展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加强荣誉军人教育及娱乐活动的决议》。这些决议,内容极为细致丰富,充分体现了这次文教会议“为广大群众服务”、通过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紧密结合的方式来发展“民众文化”,使文化属于人民的精神。

实际上,这种文化精神和取向,也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思想的具体落实和发展。它凝结了毛泽东等人对“大众化”和“民主化”二者合一性理解之后的文化导向。其积极面,则无疑是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扩大了广大劳苦大众享受“文教”的权利和文化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得民众迅速成为文化创造带有主人翁精神的主动参与者,从而极大地焕发出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其消极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众化应该包含民主化,但却不能等同于民主化。否则,在文化大众化的实践中会忽视对民众普及民主文化的重要性。民主的文化包含许多内容,除了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思想与民主作风之外,还包括民主的思想习惯等等。把民主的文化普及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对民主文化的了解,提高大众的民主文化水平,这本应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由此次会议叫响的“人民的文化”、“人民文化的时代”等标志性口号,在此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传播得极广,非常流行。与此类似的提法,还有“人民本位”、“人民主体的文化”,等等。

不仅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家普遍以此来认定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国统区,不少倾向于新民主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认知和揭示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如1947年李成蹊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认识人民的时代》一文,就声言:“历史是朝前走的,——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的道路,必须是‘人民的文化’,它是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里产生的东西,而又是滋养他们的精神食粮”。胡绳此期发表的《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最能代表此种精神。他强调八年抗战已经决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针只能是“面向实际,走向人民”,所谓“面向实际”,就是指面向“中国过去的历史和中国当前的现实”;所谓“走向人民”,就是克服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脱离人民大众的“一个大弱点”——“总是游离在人民大众以外,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不相关。”

与这种“人民本位”论相伴随,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还出现了重新强调“文化与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倾向。1950年,李岳南所著的《新民主主义五讲》和秦牧所著的《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等书,都专章专节突出了这一点,这也是“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精神所在。以《新民主主义五讲》为例。作者在“劳动与文化相结合”一章里,就详细论述了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意义以及劳动和文化的关系。在作者看来,虽然 “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必经之路,曾造成了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伟大进步”,但由于劳动分工而招致的肉体劳动群众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损害,是不可计量的。“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离,必然使一部分出身知识分子的人,离开了劳动过程,他会把科学,艺术及一切属于智力范围内的事业,据为己有的,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某某家,一旦成了家,他便有游离现实生活的危险,与劳动的群众,慢慢会疏远和陌生起来”。作者强调,“由实践劳动所产生的文化,才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必要具备的条件。”这些论述,在强调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反映出建国初期,在文化建设中已经出现了某种轻视书本知识、轻视理论研究的偏向。

至此,毛泽东所谓“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以雄壮的“人民本位”旋律,彻底压倒了一切嘈杂的文化思想主张,成为众口一词、高亢激越的真正的时代强音。

以往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对上述两次重要会议多较为忽略,对其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也缺乏必要的揭示和估定。笔者以为,这当是需要补充和加以改进的。

在进行这种思想和实践适度结合的研究中,笔者认为还应充分关注和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人创办、出版或参与撰稿的重要理论刊物以及所发起的文化运动,这对今人认知中共一些重要的文化思想倾向的形成,不无助益。

中共自建党以来,曾在党内创办了许多理论刊物,这些刊物对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建设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还有大量普通共产党人、进步文化人创办的理论刊物,于抗战时期尤盛,如《读书生活》半月刊、《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等。这些刊物有的是在中共领导或影响下创办的,有的则是进步文化人创办的,它们同样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过贡献。研究这些刊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学术背景、政治文化语境以及中共与文化学术界之间的关系。

193411月在上海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就是在左联社联”中进步文化人的推动和影响下,由李公朴在上海创办的重要思想文化刊物。其编辑为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人;主要撰稿人除李公朴和上述诸人外,还有陈望道、唐弢等。该刊一经创办,艾思奇就在《哲学讲话》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后结集出版为《大众哲学》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及其有关理论建设和实践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艾思奇等人的努力下,30年代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此外,19369,该刊4卷第9期上还登载了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由此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号召,呼吁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建设新文化原则,认为新文化建设不仅要体现社会现实的要求,要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且更要普遍化、大众化。同时还提出要辩证地看待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这对推动中共高层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最终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不无积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

又如,19392月和4月分别创刊于重庆的《读书月报》和《理论与现实》(季刊),这是由在重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创办的重要刊物。前者主编起初为艾寒松、史枚,后由胡绳接任;后者由沈志远主编,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侯外庐等担任编委。193941《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率先开辟了“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发表了柳湜的《论中国化》、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等论文。同时在该期杂志上还展开了《谈“中国化”》的读书笔谈,探讨了“学术中国化”问题提出的根据和意义、它的本质内容及其对各主要学科的基本要求等问题。与此同时,《理论与现实》在创刊时也发起并组织了“学术中国化”问题的讨论, 并明确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办刊宗旨。其创刊辞中指出:“‘学术中国化’之正确的了解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 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潘梓年的《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和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两文。次年2该刊第1卷第4期又发表了嵇文甫的《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着重从文化继承性的角度论述了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问题,可谓该运动中最具思想价值的探索文本。这些讨论,均对促进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发挥了积极作用,丰富并深化了中共党人乃至整个进步文化界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其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相关内容,前文已有谈到,此不赘述。

 

结语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研究的一些问题和方法。当然,需要注意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这一文化思想体系的探索与同时代各种其他文化思潮之间的历史关联问题,就同样值得关注和重视。通过比较其异同,无疑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时代特质。近些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如将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思潮中去研究,探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新民主主义的影响等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总之,笔者以为,在目前,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史的再研究来说,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应该明确树立如下的研究意识:即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并非只是那几条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基本纲领之简单推衍,而是有着更为丰富、具体和深刻复杂的内容。必须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置于整个民主革命的全时段中去考察,尤其不能忽略1940年之后的发展演变;无论如何,都不能漠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者主体的多元性,特别是广大的普通文化理论宣传工作者不应被排除在这一思想理论的创造者之外,它不仅表现在该理论基本形成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其形成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最终成就,应归功于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内普通理论工作者之间真正的互动而形成的“集体共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文化思想不仅表现在已经阐发的各种言论著作中,同时也还凝聚和体现在其文化实践中,需要注意到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同时,还应注重将文化思想放置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演化中去把握和认知等等。这样的方法论意识,是笔者在长期搜集和阅读各种资料时所得出的强烈感受。

如果诉诸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便不能不对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思想的学者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它起码要求其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地注重去发掘那一时期广大党内外普通文化工作者被忽略的“声音”,注意去发掘此期出版的众多地方报刊、论著和档案资料等介乎思想和实践之间的传播媒介尤其那些过去被人忽略的当年油印和出版的宣传材料、讨论提纲和各类学习手册,等等。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利用现有条件,采访当年参与文化宣传工作的健在人士,搜集有价值的口述资料。只有将研究建立在这样一种扎实的资料工作的基础之上,才能有望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蕴藏丰富多彩的思想历史,那些各种文化工作者在传播和阐发这一思想过程中创造、长期被忽略了的有关“细化”“深化”和“变化”、“转化”的内容,真正富有成效地“重建”起来。在这一研究中,中国共产党那种“集体智慧”的思想方法论,显然应该得到更大力度的运用。这既是历史认知本身所内蕴的学术任务,也是新时代文化理论建设所提出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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