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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作者:路克利
来源:党史研究院,耿化敏主编,《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发布:2015年12月01日
点击: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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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都是国际显学。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是国际学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海外中共学是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的地位、党的历史、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国际形象、党际交往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研究和中共研究都是国际学界的热点。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学界当代中国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学界的显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是理论、制度和道路。这两个研究主题是密切相关的。是当代中国学研究的两个主题。611日,刘云山出席“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研讨会,众多欧洲学者与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就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进行了深入研讨。94日,李源潮在北京会见“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代表。20095月,哈佛大学召开中国60年国际研讨会,麦克法夸尔发表主题演讲:“中国60年”,其主要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加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香港,中国特色的民主在台湾,中国特色的人民在大陆。

一、 海外学界中国社会主义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

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早在1850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264-265)

海外中共学的兴起。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1924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作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了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1937年,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让西方社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1938年,伊罗生(HaroldR.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伦敦出版,披露了早年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曲折经历。1947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撰写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此类著作向美国公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革命,可以说是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先驱。

哈佛大学与海外中共学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海外学界关于中共的研究开始兴起。50年代中期,海外学术界实际上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具有相对对立的学科对象,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和教学群体,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二、海外学者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观点

(一)海外学者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主要有: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邓现实主义威权资本主义论中国第三条道路中国后社会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红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国新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等。另外,还有中国共产主义论、苏式共产主义、中国修正主义论、国家社会主义论等

1.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 )是代表性左翼学者之一。因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理论”(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和“辩证乌托邦主义理论”(Dialectical Utopianism)在西方学界影响力非常大,跻身被引用率最高的20位人文学者。在专著《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Neolib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并辟专章深入分析。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他运用这些理论从分析改革开放入手,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中国道路和理论。他认为中国符合新自由主义基本特征:通过解放个体的创业自由和能力,创设一个以私有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特征的机制环境,能够最好的推动人类的进步”。哈维结合“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理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当代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全球化的形式通过资本的空间重新分配和组合,掠夺他国,剥夺劳动者,在全球扩张。他提出,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理扩张和“空间修复”(Spatial fix),实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改变了中国。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仅改造了先前的经济制度和权力结构(甚至挑战了国家主权的传统形式),而且改变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政策、技术条件、地产制度、再生产活动、生活和思维方式、心理活动等”。他把20世纪70年代末看作一个世界社会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认为英国、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他运用新自由主义的领土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但他把这些成就归因于中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

2.邓现实主义。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1930- )哈佛大学教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编。他认为:邓小平用“实事求是”(实践论)代替了已经垮掉了的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致富光荣

3.中国第三条道路。 诺兰(Peter Nolan), 剑桥大学教授。 他认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不是抽象的一套干预市场的规则,是具体的哲学,把刺激和控制市场的方式与统治者、官僚、民众复杂道德体系综合起来的东西。”“中国的存在,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巨大,中国将是世界的灯塔,将是一种可以替代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式”(Peter Nolan,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Polity Press, 2004, p.174.)。强调中国未来将会把孔子和亚当斯密结合起来,把伦理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他反对中国采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也反对回到“毛主义模式”,他认为中国创造了处理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第三条道路。他认为亚当斯密非常关注伦理和对幸福的追求而拒斥贪婪,这和孔子认同伦理国家需求方面有共同之处。他还提出中国自古以来是伦理国家在引导着市场。诺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传统因素,强调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与一些西方学者“中国伦理不适合现代发展”的论调形成强烈反差,具有一定的见地和独到性。

4.最具活力的亚洲价值观资本主义。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斯洛文尼亚教授,著名哲学家。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和哲学高级研究员。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的演讲中,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比美国资本主义更有活力”。“中国资本主义表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联姻结束了,中国很难再发生天安门事件。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亚洲价值观的中国新加坡资本主义,

5.新威权主义(权威主义)。1986年,邹谠发表文章,用“集权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改革思路。李侃如(KennethLieberhal)和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分化的权威主义来形容中国的政治观念;

温克勒(EdwinA. Winckler)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

6.裙带共产主义。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Dickson)教授在2009522号时参加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举行的一场主题为“改革三十年之后‘民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的圆桌讨论会上的公开发言:不是被锁在需要民主制度去解决的与国家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中国的资本家、党和政府官员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我称之为裙带共产主义“crony communism ”)的稳定关系。就像更加熟悉和更为常见的裙带资本主义那样(“crony capitalism”),中国的裙带共产主义奠基在存在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温馨但往往是腐败的关系之上。但是这种温馨关系的方式已经发展并演变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了。

7.新社会主义。彭轲(Frank Pieke),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代表著作:《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是完全对峙的;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尽管他们(中共)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对自己当前做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相信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有效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共产党会将中国带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而他们当前的工作正是在为这个目标做贡献的,当然也可以给他们自身带来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是现实中的信仰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向往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

8.“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英语:Beijing Consensus),政治学与经济学术语,意指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出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意义类同于中国模式。2004年由英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独裁现代化(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权(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 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 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问题域和观点

主要研究领域:党性研究、党史研究、党建研究、党的理论研究、党的制度研究、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研究、党的社会关系研究、党的政治运动研究、党的专门政策研究、党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形象研究、党的比较研究、党的软实力研究、党的转型研究、党的主要人物研究等。

1.党的基本性质研究。主要观点:列宁主义政党 (魏特夫)、中国传统起义党(费正清)、中华孔子党(贝淡宁)、资本家政党(狄忠蒲)等。总的看,中共是转型党:从革命党到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现代政党

2. 党的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代表学者与代表作:费正清:《剑桥中国史》;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毕仰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泰维斯: 《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麦克法夸尔认为:“1949年是政权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毛泽东高。

3.党建研究。代表学者与代表作:赛奇:《中国治理与政治》、沈大伟:《中国共产党:弱化与调适》、狄忠蒲:《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主要观点:认为中共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的党

4. 党的理论建设研究。代表学者和成果:(1)史华慈毛主义研究,《毛泽东的崛起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2)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哈佛版《毛泽东文集》;(3)齐泽克:主观主义的毛主义

5.党的制度研究。主要观点和学者如麦克法夸尔。2013117日,麦克法夸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以《转型中国》为题发表演讲,提出:中共领导班子无法深入反腐,推动大规模政改的希望也不大。

6.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例如卡耐基基金会中共执政大辩论。2006105日,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在国会图书馆主办“中国共产党统治能否延续下去?”学术辩论会。邀请黎安友和麦克法夸尔面对国会议员和职员及中国问题专家展开辩论。黎安友认为:中国式弹性威权,中国=威权治理+资本主义经济。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共是脆弱三角形体制。

7.党的主要人物研究。例如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和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

8.党的软实力研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中国共产党应当善用巧实力。反腐就是增加中共软实力

三、海外学者研究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1.承认经济巨大成就。诺兰说:“中国的存在,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巨大,中国将是世界的灯塔,将是一种可以替代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式。”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2.国际社会姓资姓社争论意识形态色彩较强。国际学界的一些学者仍然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国际学者学者需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冲破教条主义。

3.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国际话语权的衰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哈耶克、阿克顿勋爵、米赛斯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影响力巨大,自由主义仍是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声誉、价值观和国际话语权的相对衰落。中国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最先进代表。有人提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善提高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总的问题: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或威权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有待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528日至29日讲话)有待提高。

.提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的几点思考

话语权的概念、性质及意义。概念:话语权是话语体系的权力,反映着主体的地位和影响力。性质:世界话语权是客观存在的权力空间。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其他主义就会占领。中国不去占领,其他国家就会占领。话语权竞争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国际地位的标志。福柯研究了知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话语是权力符号。 现实意义与地位: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民族复兴的力量和标志,是中国梦的支撑。

基本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社会主义的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中国发展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中共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38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主要途径。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自觉自信,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价值自信。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为提升中国话语权提供强大实践和精神支撑。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全球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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