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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如何治国:国民政府司法建设之推演与难局

作者:李在全
来源:党史研究院,耿化敏主编,《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发布:2015年12月01日
点击: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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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季以降,“欧风美雨驰而东”,包括宪政、三权分立等在内的理论与政体被引入中国,开始一场宪政实验。与此相适应,一套以司法独立为主旨的西式司法理念与制度也开始在中国展开。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赓续其事。北洋政府时期的多部约法、宪法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这反映了北洋时代国家对司法独立、超越党派政治的诉求。但从1920年代起,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北洋时期宣扬的“不党”司法逐步被“纳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司法开始“国民党化”。

二、国府初期的司法中枢

在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司法领域最重要的领导者为左派人物徐谦,其推行激进的司法变革,但为时甚短。[1]19274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此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一样,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厉行“以党治国”。624日,国民政府任命王宠惠为司法部部长,王氏于714日就职。86日,任命罗文庄为司法部次长;115日,任命徐元诰为最高法院院长;123日,又任命魏道明为司法部次长。由此初步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中枢。

192810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组建五院制国民政府。同月,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首任院长,张继为副院长。11月,魏道明被任命为司法行政部部长,朱履龢为政务次长,12月,任命谢瀛洲为常务次长。由此组成了五院制国民政府初期的司法中枢。

19277月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中经192810月升任司法院院长,到19316月辞职,在四年时间里,王宠惠无疑是国民党政权司法中枢的核心人物。因此,这一时期可谓国民政府司法之王宠惠时期。不过,此时期的司法中枢很不稳定。核心人物王宠惠上任后不久即于192712月离职,由司法部次长魏道明代理部务,很快,魏氏于19283月辞职,由蔡元培兼代至10月。192810月司法院成立,王宠惠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次年6月,王氏出席国际法庭,张继也未到任,院长职权由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代行,直到12月王氏回京,但此次王氏在职时间也不长,19316月即辞职。作为此时期司法中枢第二号人物的魏道明,于19304月调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司法行政部务由政务次长朱履龢代理。

19321月居正代理司法院院长,5月正式接任。但司法系统中的司法行政部于19321月改隶行政院。由此,司法中枢被分割为两部分:一为居正为首的司法院;一为行政院中的司法行政部。两者之中,因为司法行政部从司法院划出,司法院只管辖最高法院。[2]1932年初到1934年底(即司法行政部重新隶属司法院之前),居正名为全国司法最高首长,但司法中枢的权力重心在司法行政部。

若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上表中所列的王宠惠、罗文干等人与其后的居正等人有很大不同。王、罗等人更多的是一位技术型官僚,具有浓厚的北洋背景,[3]他们在国民党内的革命渊源显然不及居正等人,但在了解和推崇西方宪政法治方面,似较居正等人深刻。因此,王宠惠虽然主张过司法党化,但文字不多;[4]罗文干更是明确反对司法党化。[5]从人事构成来看,这时期国民政府司法中枢里北洋“旧人”居多,很多人具有欧美背景,他们多半较为推崇英美民主宪政制度,内心深处未必认同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司法党化。因此,有人就观察到:1927年后,国民党虽然执掌了全国政权,但司法界基本上还是“晚清及北洋政府司法界的班底”,代表人物除王宠惠外,还有罗文干、董康、夏勤等人,他们在北洋时期司法界地位很高,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们依然身居高位,拥有大批的门生故吏,司法行政人员与各级法院的司法官,以及各省的法律专门学校,基本上都还掌握在他们手里。[6]显而易见,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国民党虽然掌握了全国统治权,但在司法领域,国民党人及其司法理念并未占据统治地位。

三、司法状况:“于本党政府之下而处处有反党之事实”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除普通法院外,国民党在很多地方设立特种刑事临时法庭,主要是审判共产党员与政治异议人士。在“革命”者审判“反革命”者的旗号下,各地广设特刑庭,这对整个国家司法的正常运转破坏很大。因为“革命”本身的任意性、专断性很容易使这种司法演变成名为司法审判,实为公报私仇、党同伐异、派系之争等,负面作用很大,故有学者就认为“司法权因设有特种审判机关,而被削弱”。[7]特种司法审判也遭到国民党高层一些人物的反对。1928814日,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蔡元培就提议废止《特种刑事临时法庭组织条例》,所有反革命及土豪劣绅案件均归普通司法机关审理,提案获准通过。[8]8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司法院即将成立,所有各种特别法庭应即取消,以谋法权之统一,详细办法交政治会议妥议。[9]1121日,中政会决议《关于取消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办法六条》,中央与地方特刑庭取消。[10]

取消特刑庭,表面上缩减了特种司法机关,但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大量政治性案件依然存在,把这些政治性案件转移给普通司法机关审理,让普通司法机关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普通司法机关承担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过多政治性案件,使原本就处于超负荷运行的普通司法机关工作量倍增,而且导致普通司法机关过分政治化,几乎完全成为国民党的专政机器,社会公信力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普通司法机关不管如何政治化,毕竟还是司法机关,还得遵循一定的司法程序、证据原则,加之,南京国民政府司法人员很多来自北洋司法界,[11]这些北洋老法官审案时“往往死扣法律条文,司法审判程序迂缓繁复”,[12]这使普通司法机关无法成为国民党运用自如的政治工具。因此,很多党部对普通法院非常不满,“某些地方的法院与当地的国民党的党部常常发生矛盾”,[13]有的地方两者甚至处于对立状态。

普通法院处理反革命案件时,“每格于普通程序及手续,或因不得充分证据,至未能为严厉之制裁”,[14]这种情形在当时较为普遍,也引起国民党相关方面的关注。19291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呈报中执会,称“各地共产党徒阴谋反动,虽迭有破获,或以搜捕不能得法或以捕后惩办失之过宽,以致若辈变本加厉,肆意捣乱。本部(中央组织部)迭据各方报告咸谓法院对于共党案件往往不能严密侦查,尽法惩治,殊失以法戡乱之旨。”请中执会转函国民政府严令司法机关“对于共党案件不得稍事姑息,以遏乱萌藉固党基。”很快,中执会致函国民政府,令司法部门遵照办理。[15]

但问题是,普通法院不管如何“积极配合”,毕竟不能和党政军警机关一样,可不按司法程序处置“反革命”案件,因此,法院与党部之间矛盾摩擦日多。19302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了该市党部与高等法院发生冲突的一桩事件:张信庵等人受控反革命罪,但法院判决无罪。市党部认为法院“此种举动,似乎不明党义”,党部训练部长决定“赴该院测验党义,并准备问题八十五项”,法院请求暂缓测验,但市党部认为法院“请求展期之理由不甚充足,决定届时仍往测验”。[16]这桩事件说明,在“革命”名义下,党部人员的横行和党治的气焰甚炽;同时也表明,司法机关往往以程序、证据、司法独立为由,反对党部的做法,至少可以说,司法机关的行为不能满足党部的政治需要。这自然使得很多党部对司法机关非常不满。当时掌控中统的CC系要人徐恩曾就对人说:“那些司法检察部门都是无用之辈,我们要做的许多重要事情,都得不到他们相应的配合。”[17]1930年代初期任职于中央党部的王子壮在其日记中也深叹:“以吾国司法界深闭固拒,于本党政府之下而处处有反党之事实,不一而足”。[18]

四、中枢嬗变:从北洋旧人到革命元老

1931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反蒋各派聚集广州,另立中央,引发宁粤对峙政潮。在这场政治纷争中,时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立场在胡汉民一边,6月,他辞去院长一职,王宠惠司法时期宣告结束。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震惊。面对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表现出的软弱与无能,激起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如此局面迫使蒋介石必须有所应对。他很快示意广州方面,愿捐弃前嫌,谋求和平统一。11月初,宁、粤达成妥协,议定: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四届中央委员160人,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均是(共产党员除外);改组国民政府,等。这使得国民党革命元老、西山会议派代表人物、此前因反蒋而被捕入狱的居正,有机会重返政治舞台。

19321月,居正代理司法院院长,5月,正式出任院长,直至19487月,长达16年零6个月,居正成为民国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司法首长。[19]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开始革命活动,到1932年出任司法院长的20多年里,居正扮演过多种的角色,[20]其中革命与党务工作经历对其此后政治生活影响很大,特别是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居正任党务部长,在很多革命人物不愿意参加、革命阵营处于分裂状态下,居正“宣誓服从领袖”并“亲盖指模”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也足证其对孙文学说的服膺。缘此,当居正执掌司法后,自然而然地延续这种革命性,将 “党义”、“党性”导入司法变革中。

若从司法中枢演变角度着眼,1932年至1934年是王宠惠时代向居正时代的过渡时期。19341935年居正发表《司法党化问题》长文;19359月召开全国司法会议;旋即组织中华民国法学会,居正将此后的中国司法变革明显地烙上自己的印迹。

1935年前后,司法中枢进行了一番权力与人事的调整。1934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司法院设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司法行政部的重归,使司法院的权力得以加强。同时,迫使具有浓厚北洋背景而缺乏国民党革命经历、主张司法独立的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离职,[21]由居正暂时兼任。193412月,王用宾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次年7月,焦易堂出任最高法院院长。王、焦二人均为革命元老,都主张司法党化。[22]由革命元老组成的司法中枢在强化司法政治性(如司法党化)问题上形成共识。

总之,在1935年前后,形成以居正为首的、革命元老为主的司法中枢。这与此前王宠惠时期司法高层北洋旧人颇多的情况不同,居正司法中枢人员隐约具有如下共性:早年接受法政教育;有着长期的革命与党务工作经历;在司法建设方向倾向党化。换言之,到此时,国民党人才真正掌控司法中枢。以罗文干、董康为代表的北洋司法“旧人”已被排挤出司法中枢了。

五、政治转向:司法党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时间里,国难感占据居正等人心头,挥之不去。19341129日,居正训令司法机关,称:“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鉴于其性质之重大,断非寻常国际事故所可比拟,亦断非寻常外交方法所可应付”。[23]在如此国难当头的危急情况下,作为全国司法最高长官的居正,不得不考虑如何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以推进司法建设,让司法系统也成为纾缓国难、救亡图存的一股力量。

居正察觉到司法界普遍存在的“司法独立”意识与现象,以及由此造成司法界“国家意识”淡薄问题。这实际上是司法与政治的疏远。为此,居正指陈:“过去司法界常蒙有国家意识极淡薄之讥,意者以为司法乃以独立体,可超然于一般政治形态以外。此其臆说,固为诞妄,而过去司法人员之未能发挥国家意识,忽视国家整体,亦属事实。”[24]19358月,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王用宾在青岛考察司法工作时,也指出:现在司法界存在的问题很多,其中一项是“因以前司法界,利用司法独立的美名,致陷于完全无人监督的状态,法官仅以不违法不失职为了事,而不图积极的尽法官保障人民权利,维持国家法纪责任。”[25]

作为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居正很容易将司法建设与国民党关联起来,从强化国民党因素的角度寻求司法变革之道,所以他认为:“现在司法之要义,就是扩大国家的自由,以保护人民之利益。”[26]19358月,王用宾在绥远视察司法时发表演讲,也强调司法是“政治之重要部分”,当他在“痛述国难之严重”时,“甚至泣下”,深感中国“现遭空前大难,情势至为危急。” [27]居正、王用宾所言,即在国难空前之际,让国民党政治因素深度介入司法中,让司法更紧密、有效地整合进入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居正倡导和践行的“司法党化”即在此历史情境中登场。

其实,国民党政权成立后,倡导“司法党化”者,不乏其人,如19261927年任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徐谦,1929年前后的司法院长王宠惠, 19341935年之交出任司法行政部长的王用宾,均宣称要“党化司法。问题是,持续不断的“司法党化”论调并未获得多少司法界人员和社会人士的认同与拥护。有人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司法界的很多人是保守的,对“党化”两个字没有十分习惯,这缘于他们长期深受“司法独立”思想的影响。肇始于清末的中国近代司法变革,以摹仿西洋制度为急务,把西洋司法独立的观念也整个地搬来,因此,也规定在职司法人员不得为政党党员或政社社员。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这种规定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司法官不得参加政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加入政党”这句话不仅为人们所怕说,就是“党”这个字也为很多人所不乐闻。结果,不但有许多服务司法界的人不愿谈“党”,就是社会上一般关心司法的人也不希望他们与“党”有何关系。所以,如今很多人一听见“党化司法”这几个字,便觉得刺耳,难以接受。[28]

针对各界对“司法党化”认识不一致的状况,同时,为即将展开的司法党化运动造势,居正撰写《司法党化问题》长文。该文最初发表在《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0-12号合刊(1934年),半年之后,又在《东方杂志》“司法问题”专栏中重刊,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在该文中,居正首先统一各界对“司法党化”的思想认识。居正认为在“以党治国”一个大原则统治着的国家里,“司法党化”应该视为“家常便饭”。在这样国家里一切政治制度都应该党化,因此司法必须党化。居正指出:司法系统的高级长官由国民党员担任;把一切司法官限制都取消了,凡是国民党员都可担任司法官;把一切法律都取消,任国民党员的司法官拿自己的意思武断一切,等等,这些是社会各界对司法党化的误解,都不是真正的司法党化。由此,居正提出“真正”的司法党化必须包含以下两个原则:1、主观方面,司法干部人员一律党化;2、客观方面,适用法律之际必须注意于党义之运用。[29]居正直言:“为增进司法效能,期司法作用适合于人民实际生活起见,必须使司法官认识一国之根本法理、法律全系统之中心原则。”在三民主义的中国,即要求每位司法官对于三民主义法律哲学都有充分的认识,然后可以拿党义充分地运用到裁判上。

如前所述,司法党化大体上可分为党义化与党人化两方面。在推进司法党义化方面,除举行总理纪念周等常规方式灌输国民党党义外,当局还很注意在司法官的考选、培训环节灌输党义。在选拔司法官的考试中,加重有关党义党纲题目的比例,录取人员送入法官训练所受训。该所组织条例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司法院为确立三民主义之法治基础,培养健全司法人才,特设法官训练所”。[30]

19359月全国司法会议召开,会后随即组织成立“中华民国法学会”,居正亲任会长,会员以法学界知名人士与法律实务者为主。居正为该会制订六条纲领,规定:“确认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以民生史观为中心,研究现行立法之得失及改进方法”;“发扬三民主义之立法精神,参证其他学派之优劣,以增进法界人员对于革命意义及责任之认识。”[31]司法当局意图很明显,借助“中华民国法学会”这一法学团体,努力在司法领域在推行三民主义,司法党义化自是重点所在。司法党义化虽在努力推行,但这种思想道德层面的说教,成效很难说,往往流于空谈。可实际操作的还是司法党人化,包括将司法人员拉入国民党组织中、派党务人员直接从事司法工作等方式。

在司法党人化过程中,法官训练所无疑是一个大本营,尤其是在1934年底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洪兰友担任该所所长后,司法当局利用这一训练机构,把司法人员拉入国民党组织中。19368月,司法院公布《现任法官训练计划大纲》,[32]抽调各地在职司法官送入法官训练所接受短期训练,调训要旨第一条就是:“增进受训人员对于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国民政府立法精神及部院施政方针之认识,藉树党化司法之基础”。据亲历者回忆:“训练内容只有国民党党纲党义、军事训练、精神讲话、业务概要四门课。学员生活军事化,精神讲话内容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以及司法必须党化,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在受训期满后,都得参加国民党”。[33]

1935年开始,大量党务工作人员通过“考试”途径进入司法领域,即“党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19352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央及各省市党部工作人员从事司法工作考试办法大纲》(11条),[34]规定:为使中央及各省市工作同志得实际从事司法工作,特举行现任工作人员考试,其及格人员交由司法院法官训练所,训练后分发各司法机关尽先任用。从报名情况来看,党部人员相当踊跃,这既因为掌控党务组织的CC系的运作,也因为党部人员的职权、待遇、发展空间均不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35]在政府中,司法虽不算好部门,但比起党务系统,还算是不错的选择。这些由党务人员转变而来的司法人员,时人称之为“党法官”。

六、成效与难局

以党化为举措推进的司法建设之实际效果如何,是个值得考察的问题。1930年,在对国民政府24个中央机关政治工作人员的统计中,发现“非党员超过党员数倍”,其中,司法机关,包括司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的党员比例分别是24.6%、11.5%、19.0%,平均仅为16.9%,低于所统计的24机关的总体党员比例(25%左右)。[36]经过几年的司法党化后,到1936年底,司法院中国民党党员比例达到69.81%。[37]19376月最高法院的推事80人中,党员34人,非党员46人;15名庭长中,党员14人,非党员1人。[38]党员的比例已明显高于1930年。可见,司法党化,尤其是党人化还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必须注意到,司法院、最高法院均是司法系统的高层,司法系统的中下层党员比例并没有这么高。从1935年法官训练所学员的党籍统计来看,党员在总人数中的比例应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间。[39]考虑到这些学员绝大多数是分发到各地司法机关中去,所以地方司法人员中党员比例应较此数目更低。

有司法人员后来回忆说:“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后,有“党化司法”的口号。有些原无法官资格,因系国民党员,有国民党要人的援引,一跃而为高等法院院长……。法官、书记官,也有加入国民党的。但毕竟是少数。”[40]另一位在安徽司法机关工作的人员也回忆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从安徽高等法院成立起,就有一个国民党区分部,但没有三青团组织。区分部成员不多,而其活动极少。因为法界人员思想守旧,不爱活动,在‘司法独立’的标榜下,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视……在司法机关内,国民党一向很少。一九三三年间,为了响应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党化司法’的号召,发展了一批党员,人数虽然增多了,但实际上不起作用。”[41]由此不难判断,国民党人其实只是掌控了司法中枢,而在司法系统的中下层,国民党力量很微弱,司法党化之实效可见一斑。



[1] 李在全:《徐谦与国民革命中的司法党化》,《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 19324月,司法院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19336月设立行政法院。

[3] 在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之前,王宠惠曾在191219211924年三次“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历史人物的身份往往是多面的,若仅仅认定王宠惠为北洋旧人,则未免简单化,不过,与此后的居正、覃振等人相比,王宠惠确实北洋色彩相当浓厚。

[4] 就笔者阅读所及,王宠惠阐述司法党化的文字,主要是《今后司法改良之方针》(载《法律评论》,卷6212219293310日)一文,此后鲜有论述。

[5] 金沛仁:《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文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78辑,第102页。

[6] 金沛仁、汪振国:《CC“党化司法”的实质及其经过》,柴夫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 195页。

[7] 史尚宽:《宪法论丛》,第9页,转自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364页。

[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上册第544页。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册,第64-65页。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下册第620621页。

[11] 南京政府司法系统留用很多北洋政府的推检人员,故在北伐前后有“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之说。参见陈嗣哲:《1912年至1949年我国司法界概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457页。

[12] 裘孟涵:《CC渗透的国民党司法界》,收入《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89页。

[13] 金沛仁、汪振国:《CC“党化司法”的实质及其经过》,收入《CC内幕》,第196页。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第626627页。

[15] 《令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为司法机关注意审理共党案件由》,《司法公报》,51号,19291228日,第18页。

[16] 《市党部与高等法院》,《大公报》(天津)193027日,第3张第11版。

[17] 杨颖奇、张万栋:《二号嫡系:一个中统大特务的自述》,青岛出版社,1999,第137139页。

[18] 《王子壮日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2册,19341022日,第150页。

[19] 居正并非蒋介石嫡系人员,但作为高层政治人事安排,蒋还是让“革命元老”居正身居高位,位列五院院长之一。值得指出的是,蒋也只能把居正安排在司法院这样不甚关键的部门,而不可能让他进入军事、行政等更为关键的权力部门。下文中提及的覃振等人,情况与居正基本相同。

[20] 居正:《梅川谱偈》(19051932),陈三井、居蜜主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册,第87124页。

[21] 张继就对邵元冲说:“最近司法行政部之改隶司法院,实为驱除罗文干”。《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页1166

[22] 金沛仁:《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104105页。

[23] 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中册,第544545页。

[24] 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中册,第582页。

[25] 王用宾:《视察华北七省司法报告书(附征轺记略)》(出版地、时间不详),第9页。

[26] 居正:《国民政府司法改造之三个时期与最近司法之兴革》,《广播周报》,第95期,1936718日,第10页。

[27] 王用宾:《视察华北七省司法报告书(附征轺记略)》,第23页。

[28] 杨兆龙:《党化司法之意义与价值》,《经世》,第1卷第5期,1937315日,第78页。

[29] 居正:《司法党化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19355月,第619页。

[30]《司法院法官训练所组织条例》(10条),《司法公报》,第27号,1935315日,第910页。

[31]《居院长书本会纲领》,《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号,193691日,卷首。

[32]《现任法官训练计划大纲》,《司法公报》,第134号,1936831日,第24页。

[33] 金沛仁、汪振国:《CC“党化司法”的实质及其经过》,柴夫编,《CC内幕》,第199200页。

[34]《中央及各省市党部工作人员从事司法工作考试办法大纲》,《司法公报》,第29号,1935325日, 12页。

[3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7章。

[36]《各机关政工人员统计》,《中央日报》(南京),1930331日,第1张第3版。

[37]《司法院现任职员党籍统计表》,《司法公报》,第164号,1937128日,第48页。

[38]《最高法院推事籍贯年龄服务年数党籍及学历一览表》、《最高法院庭长籍贯年龄服务年数党籍及学历一览表》,《司法公报》,第195号,193772日,第4748页。最高法院共16庭,因1庭长系院长兼任,故不列入。

[39]《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概览》,第75页。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为笔者估算。

[40] 胡绩:《旧司法制度的一些回忆》,《河南文史资料》(1980),第4辑,第152页。

[41] 朱其珍:《我所知道的解放前安徽司法部门的一些情况》,《安庆文史资料》(1983),第5辑,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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