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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作者:唐仕春
来源:党史研究院,耿化敏主编,《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发布:2015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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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之脉络

十月革命之后,不仅中国政治深受苏俄与苏联(以下简称苏联)的影响,而且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大量移植、借鉴于苏联,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更是全方位学习苏联。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制度的变迁与政治密切相关。一百年来中国法制发展过程中,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时间长,程度深。这种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全面借鉴、移植苏联制度时达到顶峰。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重新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司法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借鉴苏联而建立的司法制度遭到挑战,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新旧司法制度发生着激烈的碰撞,甚至冲突。虽然如此,它仍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影响着我国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及对未来法制建设的模式选择。中国法制建设再次面临选择,中国当代司法制度何去何从便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的中国司法制度无论是继承还是扬弃,都必须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只有深入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才能更好认识我国现在的司法制度,并为其未来走向提供借鉴。

要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清楚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历程,二是探讨苏联司法制度怎样对中国产生影响。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重点问题,才能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

对中国学界而言,讨论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历程其实包含两个环节,一是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历程是什么样的,二是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历程是什么样的。之所以会存在这两个环节,是因为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历程主要由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研究而揭示出来的,这些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

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者对苏联法制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学者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小,加之档案更多对学界开放,涌现了一批关于苏联法制史的新成果。如俄裔美国学者П.Соломон的专著Советская юстиция при Сталине(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法制);俄罗斯学者В.М.Курицын的专著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1929-1940)(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等。俄罗斯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苏俄、苏联司法制度进行了研究,正是这些论著逐渐使苏俄、苏联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得以展现,从而勾勒出比较完整的图画。

随着苏联法律制度的建立、发展,中国不断将其介绍到中国。这种介绍主要通过中国学者对苏联法律制度的研究,或者翻译相关论著而实现。20世纪30年代《中华法学杂志》、《法学丛刊》、《法学杂志》等都刊载过有关苏联法制的文章和资料,但少有关于苏联司法制度的专门论文。解放前,仅有陆丰编著的《苏联司法制度》等书专门研究苏联的司法制度。

1949年前,不少苏联法学家撰写的有关苏联司法制度的论著被翻译成中文。如高里雅柯夫著《苏联的法院》;伊凡诺夫著《苏联的人民法院》;维辛斯基编著《苏联的法院和检察机关》等。这些论著的内容都比较简单,多为几十页的小册子。1950年代除了继续翻译类似的小册子外,还编了一些介绍苏联司法制度的书,如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所编《苏维埃国家与法律问题讲座》(苏联法学专家苏达里可夫、贝可夫讲),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编印的《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等。1960年后,中国对苏联司法制度研究陷入低谷,近几年略有起色。

研究苏联司法制度的俄罗斯学者多不关注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现在俄罗斯的汉学家出现了断层,而且严重老年化。法学界的汉学家亦然,他们对中国的情况,特别是苏联司法如何对新中国产生影响,既无太大兴趣,又不甚明了。俄罗斯学者可以不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学者却不能不研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离不开苏联因素。现在研究法制史的中青年学者中懂俄语的越来越少,而且能较长时期到俄罗斯收集资料并进行法制史研究的更少,因此对苏联司法制度,尤其是其变迁全貌的了解相对薄弱,我们对苏联司法制度的了解多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认识水平上。

中国学者对苏联司法制度的研究多停留在简介层面,有分量的成果极其稀少,连俄罗斯等国学者对苏俄、苏联司法制度研究取得的成果也多没有介绍到中国,研究苏联司法制度的变迁必将大大推动中国对苏联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研究,进而为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奠定基础

中国学界探讨苏联司法制度怎样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沿着两个路径展开。一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时附带涉及这个问题,二是从比较法和法律移植的角度专门研究该问题。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杨一凡和韩延龙等学者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的问世,初步奠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不过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仍然偏少,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也落后于其他历史时期法制史的研究。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张晋藩主编的《中国司法制度史》,张培田的《新中国审判制度曲折发展史实考论》等论著专门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制度。董节英的《1949—1957年的中国法学教育》,范进学的《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思考》,李龙、刘连春的《废除“六法全书”的回顾与反思》等论著则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法制领域的重大事件。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不过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研究本身就薄弱,这些论著中讨论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极其有限。

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汉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制度作了一些研究。Л.М.Гудошников的专著Судебные органы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А.Е.Лунев的专著Суд, прокуратур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检察院和国家监察)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检察院和国家监察机关等。这些论著更多只是介绍当时的情况,研究的深度有限。

部分学者从比较法和法律移植的角度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影响。何勤华、李秀清在《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和《法律移植论》等论著中对新中国移植苏联法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所写《关于50年代中国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反思》一文是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影响较为重要的成果。“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和法制的影响”和“俄罗斯法制与法学”学术研讨会比较多地讨论了苏联法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法论丛》收集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新进展。不过,它们大多简单地把苏联法与中国法放在一起进行文本比较,尤其对苏联司法制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研究苏联法对中国的影响较多,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就薄弱得多了。最近开始出现新的研究动向,即专门研究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方式,如笔者的论文1950年代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与苏联法制形象的塑造》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群体考察》这两篇文章以俄文与中文档案为基本史料,围绕中苏政法界的交往讨论苏联法制如何影响中国。

还有一些中苏关系史方面的论著也为了解苏联司法制度对中国影响提供了参考。如沈志华的专著《苏联专家在中国》和А.С.Цветко的专著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苏中文化联系)等。

学者多能想到苏联法制影响中国的途径和方式,也明白只有深入研究苏联司法制度之后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但由于语言、史料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学者对苏联司法研究不够,苏联司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方式等也缺乏深入探讨。

对中国学界而言,除了具备语言等条件能直接研究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变迁外,还亟需引介国外关于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变迁的成果。

直接研究苏联司法制度本身变迁的原始资料,包括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所藏苏联司法部档案等资料,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及法制史教研室资料室、法学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俄罗斯比较法研究所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不少当时颁布的法令和决议,如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рояжений(1917-1957)(《法令与指示汇编》)等资料集;同时代人们的论述,如苏俄,苏联最高司法机关主办的刊物及法律人的出版物等。

当然,要讨论苏联司法制度,必须认识到苏联司法制度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司法制度全方位对中国产生影响时,它已经存在了三四十年。这期间,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司法制度也发生了几次大的变迁。十月革命后苏俄开始创建新的司法制度;新经济政策时期探索司法制度改革;三十年代随着工业化、集体化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司法制度也经历了重大变革;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司法制度处于特殊状态;二战后苏联司法制度除了从战争状态向和平时期转变,它在50年代中期还开始新的转折。

孙中山及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及后来的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往往引进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苏联司法制度。即使同一个政权,受影响的可能是与他们那个时代对应的苏联司法制度,也可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往往引进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苏联司法制度,而不仅仅是50年代的苏联司法制度。

比如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不仅想了解50年代苏联司法制度是什么样的,而且对苏俄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初创司法制度的经验很感兴趣。

再如,中苏法律院系的调整也存在错位。苏联的法律学院重新归并到大学法律系在1950年代初已经开始。喀山法律学院1952年改为喀山大学法律系。1954年莫斯科法律学院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合并;列宁格勒法律学院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合并。1954年9月明斯克法律学院改为白俄罗斯大学法律系。1955年3月塔什干法律学院改组为中亚大学法律系,而这年5月阿拉木图法律学院也改组为哈萨克斯坦大学法律系。1950年代中期剩下有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和萨拉多夫三个法律学院。1950代初,中国政府对大学法学教育重新进行布局。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或是撤销、或是合并。这一过程被称为院系调整。经过“院系调整”之后,全国设立法律系的大学从34所减少到6所(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和四所政法院校)。新中国要借鉴苏联的经验,中国的“院系调整”走的路却与当时苏联的法律学院重新归并到大学法律系的方向大相径庭。

苏联司法制度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国派出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法律;中国法律工作者访问苏联直接学习;引进苏联法学论著;苏联法律工作者或长期或短期来华传授苏联法制经验,包括在教育和研究部门教学,在政法部门进行业务指导,作各类司法方面的报告等;中国政府各部门在国内采取措施引介、推广苏联司法制度。这些途径和方式多牵扯中苏双方,应结合中俄文资料努力勾勒出双方互动的轨迹,并考察这种互动在中国建立新司法制度中的作用。

笔者考察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群体和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群体

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派出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法律等问题,留苏学习法律的学生回国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事,连提前毕业的江平先生回来时1957年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其他留学生回国更晚,因此,他们对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影响并不是建国初期,而是在1978年之后。而法律工作者组团访苏的次数有限,苏联法学著作毕竟是书本,且学习消化还需一个过程,短期来华的苏联法律工作者传授苏联法制经验亦不全面、不系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不仅能直接、及时地与中国的相关人士交流,而且可以系统、全面地传授苏联的法制经验,故他们成了介绍苏联法制经验、帮助新中国创建法律制度、推行法学教育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苏联法律制度对中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而其中,苏联来华法学专家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来华苏联法学专家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近年苏联专家问题成为中苏关系史领域讨论的热点之一,也有学者从法学领域论及了来华苏联法学专家。上述论著提到的来华苏联法学专家不过苏达里可夫、贝可夫、鲁涅夫等区区数人而已。苏联向中国派出了多少法学专家,这些法学专家自身的情况如何?他们对中国的法制又有多少了解呢?现有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如果连谁是来华苏联法学专家都不清楚,又如何准确地评估苏联专家开展的工作,更不必说深入地讨论苏联法制对中国的影响了。基于此,笔者根据中、俄相关档案等资料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是苏联法学专家最为集中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里现存一些在该校任教的苏联法学家档案,其中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名单。外国专家局档案馆保存有外国专家名录。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所藏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的档案里,有派往中国的苏联法学专家的资料。结合上述几份资料,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来华苏联法学专家共35人。这是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比较准确、全面的一个数目。

苏联法学专家自1949年下半年陆续来到中国。1949年刘少奇访苏,聘请了第一批苏联法学专家。1949年陆续到达中国的苏联法学专家有5人,其中有苏达里可夫、贝可夫等。他们来华后主要担任政法委员会的首席顾问等职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4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一组苏联教授和讲师前往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高教部、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在1950年5月15日前挑选42名教师前往中国工作。第二批苏联法学专家有6人来到中国,他们就是到新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谢梅里亨等人。他们的专业有国家法、法权理论、刑法、民法,国际法等,包括了当时苏联法学的基本专业方向。1951年来了2位苏联法学专家,1952年为4位,1953年为3位,他们也基本上在人民大学任教。自此,人民大学各教研室都配备了苏联法学专家给予指导。值得注意的是鲁涅夫1953年来华,但并不是在人民大学任教,而是接替已经回国的贝可夫和即将回国的苏达里可夫在政法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一职。赫鲁晓夫上台后调整了苏联对华政策,更为积极地发展苏中关系。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周年庆典,这是两国关系蜜月期的高潮性事件。1954年和1955年来华苏联法学家较多与此不无关系。1954年来了8位,1955年来了6位。1956年是国际共运史上的转折点,出现了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亦于该年召开。这些事件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派遣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再加上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中产生的矛盾不断积累,1956年前后,对于苏联顾问和非技术专家,北京方面开始考虑减少聘请,莫斯科方面也在考虑减少派遣的问题。1956年除了续聘的苏联法学专家,尚没发现新来的,而1957年也仅仅1人新来。

除了首尾几年外,从1950年到1957年每年都有约10位苏联法学专家在华工作。其中在华人数较多年份是1954年,1955年和1956年。苏联法学专家在华工作从1949年开始启动,到1954年、1955年和1956年到达高峰,1958年后锐减,1959年基本结束。

苏联法学专家主要供职于中央国家机关和高校。这些专家中有10名中央政法机关的顾问,外交部顾问2人,他们作为国家机关的顾问合计有12人,约占苏联法学专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当时涉及法律工作的一些主要中央国家机关,如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等都聘请了苏联法学专家,甚至一些部门同时有2名以上苏联法学专家参与工作。新中国法制建设与这些苏联法学专家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

15名苏联法学专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法学教育,北京政法学院曾有2名苏联法学专家任教,他们作为高校教师共17人。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承担着中国文科教育工作母机的职能,苏联专家则处于“工作母机”的核心部位。首先,培养了大量师资人才。苏联专家帮助培养人民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中国教师听苏联专家课再去给学生讲授,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全国各地高校任教,其他大学的教被派到人民大学进修;其次,苏联专家直接编写和指导编写了各种教材,人民大学出版的各种教材在全国广为流传;再次,苏联专家帮助人民大学建立了一套高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并逐步推广到全国高校作为中国文科教育工作母机”里的特殊群体,苏联法学专家居于中国法学教育体制里的核心位置。他们通过培养师资,编写教材、推广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对中国法学教育发挥着巨大影响力。

沈志华认为1949年至1960年间作为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18000人。35位来华法学专家在18000人里已属微不足道,在数亿中国人里更是沧海一粟。但他们所处部门和扮演的角色却能使之力拨千钧,因为作为政法机关的顾问,中央政法机关创制或拟就的各种法规条例,他们直接参加草拟或提供意见;作为教师,他们在“工作母机”里最核心的地方工作。他们的任职单位和身份弥补了人数的渺小。

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的人数,任职部门及其所处位置是影响他们发挥作用的外在因素,他们的健康状况、经验、专业水平和文化素质则是内在因素。

苏联法学专家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不少苏联顾问还身居要职,他们具备这些特征就有可能比较深刻地了解苏联社会,特别是苏联的法制,从而为他们传播苏联经验奠定基础。

来华法学专家基本上受过大学法学教育。他们所受法学教育时间多为十月革命之后。完成大学法学教育的时间多在30至50年代。这个时期正值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对他们的知识结构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35人中有21人取得副博士学位,即60%的人都取得了副博士学位,来华苏联法学专家中取得副博士学位的人比重还是很高的。从人数上看,法律学院的研究生数量从1946年的97人增加到1953年的268人。19461950年苏联共授予副博士学位243人;19511960年为1162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苏联授予的法学副博士学位并不多,而来华苏联法学专家取得副博士学位的时间基本在1953年之前,他们中至少有21人取得法学副博士学位,在当时的法学副博士总数中所占比例并不低。

新中国创立法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苏联经验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苏联专家来华后无论是帮助中国建立法律制度,还是促进法学教育的发展都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对中国法制的认知。

至少有12名苏联法学专家来华后写了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文章或专著,包括二十本左右的专著、40多篇文章和3篇博士论文。

苏联法学专家对中国的宪法、国家制度,国家机关,刑法、民法、政法教育、民族和所有制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均有研究,其内容相当丰富。苏联法学专家来华后对中国法制认识有深度。他们对中国法制认识的深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重要的法学刊物和出版社认可来华苏联法学专家的论著,二是来华苏联法学专家以中国法律制度为对象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表明他们对中国法制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苏联法学专家是一个年富力强的群体,他们中不少人工作经验丰富,有多年法律工作经历、学术造诣较高。有多年法律工作经历、学术造诣较高通常意味着对苏联的法律制度、法学教育与研究有一定了解。我们取法苏联,取到的是否是真经,苏联法学专家的这些特征给了我们一部分答案。年富力强、身体健康、工作经验丰富则有利于把苏联法制介绍到中国。

苏联法学专家对中国法制的认知影响到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程度。从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到研究中国法制并取得成就,除了再次证明来华苏联法学专家具有较高素质和能力外,还体现了苏联法学专家在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所作的努力及成效。

三、1955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与苏联法制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中国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全面了解苏联司法制度,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是移植苏联司法制度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笔者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所藏档案以及相关书籍、刊物为主要材料,对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进行了初步研究,考察其成员、行程及塑造苏联法制形象的过程。

1955年4月11日至7月10日,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联司法部的邀请,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对苏联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和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史良是代表团团长。访苏代表团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法律教育部门司局长以上干部各三人组成。他们不仅是司法政策的决策者和参与决策者,而且基本是从事司法的业务骨干,具有实践经验。他们的专业领域和工作经验是了解苏联司法制度的基础。

代表团制定了详细的访问提纲,包括考察目的、重点,访问对象、方法与期限。在司法行政领域考察重点是研究苏联各级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如何领导法院系统的工作,以及下级法院组织中的经验。在司法活动领域,他们重点想了解苏联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检查,基层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经验。对于检察工作,他们想重点了解各级检察院建立的经验,苏联检察院、区检察院和交通检察院的业务活动。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领域他们重点想了解组织不脱产工作人员进行研究的经验与司法领域的科学活动经验。

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归国后通过各种方式介绍了苏联法制的情况。两个月之内,举行了十余次的报告会,听众为中央及北京市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政法干校、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师生,因公来京的各省市法院院长、专门法院院长、司法厅(局)等。报告内容全面展示了苏联法制的各个方面:审判、检察、司法行政和法律教育及法律科学研究等。

《政法研究》刊登了一些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信息,而且发表了“访苏特辑”,包括史良所写《对苏联司法工作的几点体会》在内的7篇论文。“访苏特辑”的7篇论文所描绘的苏联法制形象得到读者关注。这些论文是代表团塑造苏联法制形象的重要一环,也是向读者传播苏联法制形象的重要步骤。

1955年11月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编印了《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关于审判、司法行政工作部分》和《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关于法律教育工作部分》。1956年8月1日编印《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关于检察工作部分》。《苏联司法工作访问记》全方位展示了苏联法制给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留下的印象。

这次中国司法工作者苏联之行在苏联报刊也作了详尽报道。《苏维埃国家与法》是苏联法学界最重要的刊物。该杂志刊载了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的有关情况。

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塑造的苏联法制形象有以下特征:法律制度为党和国家服务;司法工作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群众参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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