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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中共政治思想研究主要问题及观点综述

作者:杨德山 周家彬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15年第3期
发布:201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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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山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涉及专题研究、人物思想研究与论战研究等各个方面。伴随着新材料的挖掘,新的学术观点不断涌现改变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即将建国前的中共政治思想史视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及全党逐渐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争鸣,呈现出学术性渐强而政治性趋弱的特点

﹝关键词﹞ 革命;政治思想史;综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既是一部实践史,更是一部理论史、思想史。可惜的是,既有研究和综述往往更重视此阶段具体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事件[[1]],对政治思想史层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立足于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不同研究者之间观点的差异,希望藉此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专题研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组成部分学界有六种主要观点:一是包括三个方面(“三要素”说),即革命领导权、动力、对象 [[2]]。二是包括四个方面,即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以及前途[[3]]。三是包含五个方面,即革命的性质、领导、动力、对象和前途[[4]]。四是包括五个方面,即革命领导、动力、对象、前途和时代特点[[5]]。五是在第四种观点基础上增加对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6]]。六是包括革命性质、领导、动力、对象、前途和政权六个方面[[7]]

由于对内涵认识不同,学者们对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与时间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德宏就以中共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作为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中共“四大”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而鲁振祥等人则认为基本思想包括革命前途问题,所以它应该形成于1925年到1926年间[[8]]。将革命道路问题视为基本思想组成部分的研究者如冯正钦、杨成生则认为,1927年7月4日,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时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萌芽,这标志着基本思想初步形成[[9]]。这三种观点都以党内领导人提出的某种理论观点作为标志,刘诚却认为基本思想的形成应以全党对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达成共识而非毛泽东一人的认识为标志,这个时间应在1927年春。[[10]]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没有正确地解决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和怎样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直到瓦窑堡会议中共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因此基本思想形的时间成应该是1935年[[11]]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和时间主要有7种看法,一是1930年1月形成说,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下简称《星》)为标志。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又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为研究材料,根据 《星》文所所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以农村为中心的重要性[[12]]第二类学者则意识到建国后编纂的《毛泽东选集》经过了大量修改,《星》原文并没有二个“最”的表述。这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只是由于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央委员,不好明确反对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路线,没有明确写出“乡村中心”的字样而已[[13]]

二是1930年10月形成说,以第一次反“围剿”中提出“诱敌深入”方针到这次斗争胜利为标志。杜魏华认为《星》没有指明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诱敌深入”的方针,包含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强我弱、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等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则在实践上检验了这一理论。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结合基础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创[[14]]

三是1930至1931年下半年形成说。坚毅认为《星》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但缺乏实践的检验和实际的执行。从1930年陂头会议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形成,中央根据地建立,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制定出来,毛泽东实现了对中央苏区的全面领导,这个时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最终形成阶段[[15]]

四是1936年形成说,标志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贾蔚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必须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依据;二是这条道路基本要求。《星》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能成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标志着中共对上述问题有了完整的阐述[[16]]

五是1935年遵义会议说。黄允升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标志“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星》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而1935年遵义会议则完成了这一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17]]

六是1935年-1938年形成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章为标志。张树军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30年代前期并未形成,原因有四:一是还不具备完整内容,对敌强我弱和革命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二是还不具备一定理论形态,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三是对一些问题认识还不稳定;四是认识问题有时是片面的。而上述文章则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方面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点,另一方面全面论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前提,客服了不稳定性与片面性,是道路理论的形成标志。[[18]]

七是1939年形成说,以《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为标志。刘保金认为毛泽东在《星》中,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称为“最高形式”、“必然结果”和“最重要因素”只是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未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问题,只能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起点。另外,从实践上来看,中共当时也没能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直到《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发表,毛泽东才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

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参考文献版本差异。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在收入《毛选》后经过了改编,有些文本变化造成了意思的根本差异。第二,标准不同,即对于什么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标准。第三,毛泽东相关著作的缺失。从1930年《星》到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间毛泽东著述并不多见,因此也无法准确判断在此期间毛泽东是否已经形成“农村中心”的观点,许多研究者只能依靠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口号、策略判断其观点,有人就以“诱敌深入”的方针作为推测毛泽东观点的参考。

 

(三)中共政权思想

目前在各种政权思想的研究中,关于联合政府思想与新中国政治制度思想的争议较多。前者主要集中于两点,即联合政府的性质以及联合政府是策略性口号还是战略性选择;后者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的形成与定位、单一制思想形成过程,以及新中国政党制度思想来源。

1.联合政府相关问题。对于联合政府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政权,另一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性质政权。郑德荣等人认为毛泽东的联合政府思想,是对1935年人民共和国思想和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就基本内容来说,它包涵了后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20]]。但彭焕才则认为“联合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理由有三: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报告和中共中央重大会议上,从来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确认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共的对外声明和演说以及国共谈判的文献,都表明当时中共在“联合政府”中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政协决议中《政府组织案》规定了国民党要占据国民政府委员会一半的名额,政府的主体与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21]]

在联合政府是策略口号还是战略选择的问题上,汪玉凯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所进行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尝试,以及原则上接受旧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选择,它是为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改革的一种具体纲领。[[22]]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联合政府是战略选择,如张明楚和高平提出联合政府是中共一贯的、战略的主张。二人指出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最初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提出的,经过四个阶段的演进:1935年10月至1938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最初模式“国防政府”;1939年至1944年,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最高形式“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实践中创立了“三三制”地方联合政府;1944年秋至1946年2月,中共提出实现联合政府的战略步骤;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共最终建立全国统一的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23]]

2.新中国政治制度有关问题。学界的分歧集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以下简称《新》)是否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或者说这一思想是否已经在这一文献中体现了出来。争议的出现主要源于对《新》中一段话的理解。在目前发行《毛选》中的《新》有言,“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新》标志着毛泽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思想已经初步形成。[[24]]杨建党则指出,《新》经历了三次修改,分别是1940年2月、1942年春、1952年4月。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毛选》及单行本《新》都采用的是1952年修订后的内容。1952年以前的原话均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直到乡民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大会选举政府”。据此,杨建党认为《新》是继承了孙中山相关政体制度的构想,并未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形态的表述[[25]]

另外,在为什么要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也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观点指出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对中国政体长期构想的实践[[26]]。第二种观点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待第一届人大,认为它的召开是为了增加政权的合法性[[27]]。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则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1952年10月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的一段话入手:“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障……你们的计划如事先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很不利的。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28]]。再加上实际结果——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均是共产党员,部分学者认为,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目的并非实践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而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标志着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29]]

关于中共为何要选择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一些学者如宋才发从古代历史和现实需要出发,认为中共确立单一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0]]。另一些学者如张旭东则注意到直到建国前夕,中共也没有明确到底是选择单一制还是联邦制[[31]]。造成毛泽东等人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犹豫不决的,并不是普通省份同中央的关系,而是民族聚居地区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吴延勤意识到,中共对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直接受到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思想的影响[[32]]。在中共选择单一制放弃联邦制时间的问题上,盖世金提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最终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放弃了“民族自决”,标志着中共正式选择了单一制[[33]];颜勇则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各民族抗战成为工作中心,中共系统地展开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并于此时实现了民族由自决权向民族区域自治、联邦制向单一制的转变。[[34]]

3. 新中国政党制度思想相关问题。学者们在中共政党制度思想中一个重要争论起源于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与斯大林来往的两封电报: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电“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35]]围绕这两封电报,学界出现了三种观点:中共在解放战争中放弃了多党合作的构想,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才重新拾起,并在建国后创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36]];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取缔,中共鉴于合作对象的消失起初放弃了多党合作,后来随着民盟在香港恢复活动,中共又恢复了多党合作的主张[[37]];中共一直都未放弃多党合作的思想。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对电报的解释又有不同:第一类观点鉴于电报披露于中苏论战时期,再加上电报底稿未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因此认为苏方揭露的电报是伪造的[[38]];第二类观点认为电报是真的,但发报时,中共相对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并不明显,建立政党制度的问题暂时还谈不上,毛泽东电报的目的在于试探斯大林的观点,并非放弃多党合作[[39]];第三类观点也认为电报是真,但在民盟被解散的背景下中共没有多党合作的对象,因此毛泽东考虑同这些民主人士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虽然改变了党与党合作的形式,新的组织实质上仍旧是坚持同各方合作 [[4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革命理论发展

随着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国内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研究越来越多,但这些研究集中于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具体策略的转变,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中共的决策,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革命理论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对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初期所起的作用,学界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如向青认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形成了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思想[[4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如张喜德指出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共也产生过负面的影响,从1920年8月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前后,共产国际“进攻理论”[[42]]的输入,构成了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与其他政党策略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43]]

学界关于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政治思想影响的评价分歧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正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才诱发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出现,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44]]。另一些研究者如许光枨则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虽然有错误,但基本是正确的,中共这个时期指导思想的错误主要还是陈独秀等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指示[[45]]。第三种观点如佟英明认为陈独秀的右倾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但其“二次革命论”则是陈独秀自己形成的理论体系,因此共产国际与陈独秀都要为中共此阶段革命道路和理论探索的失误负责[[4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关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左”倾思想的影响。例如王廷科认为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半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反右倾”斗争对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出现产生了消极影响,最终催生了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47]]。朱超南则认为“第三时期”理论对1928年以后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世界基本矛盾的尖锐化程度,这是王明“左”倾错误理论的重要来源[[48]]。近些年来,学界在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共“左”倾错误消极影响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强调共产国际、联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作用。如李颖认为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六大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以及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相比大革命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体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革命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49]]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逐渐走向独立自主的阶段,共产国际影响逐渐减弱。对此时期的相关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中共的抗日方针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张万杰认为季米特洛夫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策略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变化。[[50]]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各方面基本成熟,联共(布)对中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未来国家构建上。刘建平认为中共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确立与变化受到了斯大林的直接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人民民主”口号的使用、联合政府思想的坚定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确认三方面:“人民民主”是东欧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展出的政治口号和政权理论,苏联曾用“人民民主制度”指称东欧国家。随着两大阵营对抗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是其紧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步骤。当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已由联合政府向共产党单独执政转变时,毛泽东也曾有此考虑,而斯大林改变了他的想法。苏南冲突后,苏联强调人民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毛泽东在此形势下改变了联合专政的设想,提出未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51]]

 

重要人物政治思想研究[[52]]

 

(一)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文章很多,涉及建党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二次革命论、托派思想和晚年民主思想等诸多方面,其中在严格意义上属于中共政治思想史范畴的是关于前三者的研究,而在三者中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二次革命论”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否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上,学者们分歧较大,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马英民根据陈独秀在相关论述中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认为陈独秀自动放弃对政权的领导权,甘当在野党。[[53]]

蔡文杰则认为陈独秀虽然提出“二次革命”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陈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理由有三:第一,对资产阶级力量与作用的肯定,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本人从未在任何文章中将领导权规定给中国的资产阶级;第二,陈独秀始终视国民党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第三,陈独秀没有认定资本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他提出革命后资产阶级拥有政权,也不等同于承认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陈独秀未能明确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原因,在于他顾虑提出无产阶级作革命的领导阶级会改变中国革命的性质,陈独秀希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统一于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及阶级基础,以无产阶级为革命先锋及政治向导,二者彼此互补,共同努力推动国民革命[[54]]

第三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在领导权问题上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摇摆不定。郭绪印认为,陈独秀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标志着他的“二次革命论”正式形成,他在理论上一度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但陈独秀不断遇到“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抵触,使他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举棋不定。1927年初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陈独秀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因而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并在实践上向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并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性质的上海市民政府,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二次革命论”[[55]]

 

(二)李大钊

在李大钊提出发动农民参加革命问题上,学界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对其农民思想,尚存在一些争论,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李大钊是否具备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吕明灼指出李大钊很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并号召同志加入农民组织,以提升农民对革命的认识据此,吕明灼认为李大钊在尽力将农民运动纳入无产阶级同盟军的轨道,这体现了他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的思想[[56]]。杨林生则认为,李大钊的农民思想在中共成立前后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五四”前后他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如何解放农民的问题上,仅停留于改良的层面上。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对农民问题认识逐渐走向成熟,但只是看到发动农民,并没有明确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57]]

 

(三)瞿秋白

学界对瞿秋白政治思想的研究包括武装割据思想、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农民问题认识、统一战线思想、战略策略思想和政权思想等多个方面,并以前两个方面的研究居多。

对于瞿秋白是否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瞿秋白在党内最早提出武装割据问题。胡绳曾指出,瞿秋白在1927年《武装暴动的问题》中提出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几县暴动军造成割据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58]]。此后一些研究者做了更加详细的分析,例如华曦认为瞿秋白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结合起来,在党内最先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59]]。也有学者反对此类观点,例如彭志远和艾晓宁指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不仅是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分别的认识,还包括对三者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二人认为,瞿秋白上述文章没有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原因有三:第一,瞿秋白并没有论证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即农村小块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第二,瞿秋白没有提出一套武装割据生存发展的正确方针、政策;第三,瞿秋白对“红色区域”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他提出的不是根据地的思想,而是一种暴动思想[[60]]

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瞿秋白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研究上。有人认为邓中夏是中共内部最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人(依据是邓在1923年12月发表的《论工人运动》)[[61]]。宋士堂则指出,我党最早明确提出和全面论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是瞿秋白,而非邓中夏。其主要依据之一为瞿秋白1923年2月撰写、6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文就已经提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 [[62]]

 

(五)张闻天

学界关于张闻天思想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张闻天的民主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曾景忠梳理了张闻天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后民主思想的变化发展历程: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张闻天就已经形成了民主自由的相关思想;土地革命时期,张闻天从理论上论证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指出共产党应该成为统一战线中“实行民主的模范”;建国后张闻天提出党不能超过国家,在党与社会团体方面党不能包办一切,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必须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63]]

赫崇飞将张闻天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分成四个时期:“九·一八”事变至瓦窑堡会议期间,张闻天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并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瓦窑堡会议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张闻天作了《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白区党目前的中心工作》两个重要报告;抗日战争开始至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六届六中全会至抗战结束期间,张闻天对如何处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与论述。赫崇飞认为张闻天统一战线思想的有关论述为毛泽东进一步论述做了准备,对整个中共统战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64]]

 

(六)周恩来

对周恩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两个问题:统一战线思想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探索。

王淑琴和郭新新将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分为萌发、形成、成熟和丰富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萌发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形成时期;抗战中、后期是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丰富和发展时期。[[65]]针对很多研究者视角局限于国内统一战线,彭明和陈答才则提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应该包括国际统一战线思想。[[66]]此外,对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还有更加具体的研究,如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等。

    刘焱与杨世钊将周恩来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上的探索分为两部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前者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底,周恩来逐渐树立对武装暴动的正确认识;1927年底到1928年初,周恩来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中共六大前后强调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反对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城市领导作用,坚持在中国发展乡村武装割据。后者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1928年初创造性地提出先实现一省农村武装割据再攻占主要城市的思想,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萌芽;六大之后逐步摆脱城市中心论,1929年在“九月来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同时在实践中逐渐推动全党工作重心向乡村转移,表明他逐渐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67]]

 

重要论战研究

 

(一)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的研究集中出现在80年代,并在这个时间段形成高潮,此后逐渐减少。陈旭麓概括性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理论,同时详细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回应。[[68]]李兴芝与蒋俊的研究更加细致,他们注意到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回应滞后的现象:1919年2月、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分别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社会之新潮》与《马克思学说批评》,攻击马克思主义。但直到1920年8月,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做出回应。李兴芝与蒋俊认为出现滞后的原因有三:一是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站在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分别,同时,“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延缓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和批判;二是1920年年中以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理论上还不成熟,许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对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无政府主义不容易识别;三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比较微弱的政治势力,其威胁作用是在1920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酝酿建党工作才显现出来[[69]]

 

(二)与戴季陶主义的论战

中共与戴季陶主义论战研究,总的来说数量较少,研究高潮出现在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在此期间编辑了《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之后虽有很多与戴季陶相关的研究,但其视角很少锁定在论战,而是研究其他方面,如戴季陶的日本观、考试思想、文化观等。林茂生、王维礼与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将戴季陶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四个方面:“道统说”、“全民政治”说、团体“排他性”说、反对阶级斗争说。中共针对这四个方面一一做出了回应:恽代英提出文化不能决定一国命运,否则会推导出因赞赏它国文化而屈服他国的谬论;戴季陶所称道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必须摒弃;仁爱革命的说法纯属空想,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实行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或者向左发展成为革命派,或者向右成为反动派,其力量不足以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瞿秋白表示国共两党打倒列强除军阀上存在“共信”,应该保持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尊重“别信”。[[70]]

 

(三)与国家主义的论战

相比戴季陶主义的研究,学界对国家主义的关注要多一些,但其重点在研究国家主义派本身,对于中共与国家主义论战的探讨不多。早期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偏重于过程的描述,如陈旭麓在其《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中花费大量笔墨于介绍国家主义的基本主张和中共的反击。[[71]]之后的研究突破了论战内容的简单描述,更加深入地探索国家主义的思想内涵。朱其永指出国家主义是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在部分群体身上所激起的情感和理论反应,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为基本表达;而共产主义则是社会底层群体在社会结构瓦解时期的自然诉求。他将国家主义与中共的争论概括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分歧,认为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对四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第一,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第二,我们为什么要爱国,爱国是出于人的天性还是出于利益的考量;第三,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如何,对中国而言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何者处于优先的地位;第四,通过教育还是通过工农革命实现富国强民之目标。[[72]]

 

(四)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周子东等人认为社会性质论战爆发的原因有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外来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苏共内部机会主义者,趁着大革命失败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发起进攻。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中国革命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些直接影响了国内许多托派分子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从国内来说,又有党外和党内两个方面因素。党外,蒋介石借助陶希圣等人发动文化“围剿”;党内,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产生了许多消极失败情绪,引发许多问题的争论[[73]]。高军则认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非大革命失败后的突发产物,党内外,包括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论。1927年后,伴随着大革命失败,革命运动转人低潮后,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又产生了疑问,因而又将决定这个革命性质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74]]

关于论战的意义,部分学者认为此次论战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等方面驳斥了错误观点,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75]]此后的研究者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黄修卓提出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76]]。郭若平提出论战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77]]。张晓东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指出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内部分力量开始在思想理论方面同蒋介石分道扬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社会性质观,并在随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产生了影响——福建事变的政纲,几乎已在这次论战中孕育、发端[[78]]

 

(五)三民主义论战

关于中共与国民党进行的三民主义论战,早期研究多将时间段局限于1939 -1941年前后,研究对象以中共对叶青“三民主义”提倡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批判为主[[79]]。程舒伟则认为论战时间应拓展到1944年,并将整个论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1939年1月)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的发表,主题有两个,真假三民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第二阶段是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到1944年3月,焦点就是围绕《中国之命运》展开的争论。[[80]]黄志高继续扩展了论战时间的上限与下限,并将论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6-1938年,为了联合抗战,中共承认拥护三民主义,蒋介石则企图利用三民主义消融共产主义,围绕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相容性国共展开论战;第二阶段为1938 -1943年,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后,蒋介石也逐渐将精力转移到内斗上,中共对汪精卫伪三民主义和叶青假三民主义展开反击;第三阶段是1943年-1945年,焦点是对《中国之命运》相关思想的争论。[[81]]

 

、研究展望

 

中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仍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后的研究很可能在对中共“组织性”、党史研究“整体性”的理解上实现新的突破。所谓“组织性”,即作为中共政治思想史主体的中共首先是一个组织、一个系统,其政治思想史是这个组织、这个系统的政治思想史,领袖个人某个阶段、某个方面的思想,甚或某些很有价值的观点,都属于这个组织;所谓“整体性”,即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中共党史中的理论创新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将政治思想史与中共的奋斗史、组织史以及其他思想史联系起来(诸如哲学、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对此认识的深化有助于研究者们更加立体地看待中共党史,也有利于不同领域学者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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