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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全集》的编纂与价值

作者:李良明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第2辑
发布:2016年01月19日
点击: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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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概述了《恽代英全集》编撰的历史过程,评介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认为《全集》是中共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集》第13卷表明恽代英是华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武汉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第4卷反映恽代英由爱国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说明他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第59卷充分展现了恽代英是中共早期理论家的风采,反映他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经济政策、统一战线、革命军队、青年工作等方面的理论创新。《全集》对研究中共党史人物亦有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恽代英;《恽代英全集》;思想理论研究

 

由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主要成果《恽代英全集》,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已由人民出版社20145月出版。《全集》共9卷,290.4万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个人从事编撰研究的经历,介绍《恽代英全集》的编纂过程和史料价值,以推进恽代英生平与思想研究。

  《恽代英全集》的编纂过程

1978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翌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刚刚恢复不久的湖北省社联向华中师范大学下达了《五四运动在武汉》这个研究课题。华中师范大学古堡教授、陶恺教授接受任务后,联合武汉地区其他高校,成立了写作专班,指定笔者为执笔人。在完成这个课题的过程中,笔者被恽代英宣传新文化的学术论文所吸引,如《义务论》《新无神论》《怀疑论》《文明与道德》《社会性之修养》等。因此课题做完后,笔者便选定恽代英为研究对象,继续研究恽代英。

19858月,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纪念恽代英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受邓颖超同志委托出席会议,并代表邓大姐向全体与会代表问好。会议期间,沈葆英表达了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恽代英全集》出版的心愿。这对笔者触动很大,开始产生了编《恽代英全集》的念头。但笔者同时也认识到,这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不是三年五载能够完成的,但是值得付出努力,于是回答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一定坚持去做,努力尽快实现您的心愿。”从此,为了这句承诺,笔者便处处留心,在查阅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旧报刊时,就注意看看有没有恽代英与他战友的文章。凡是有的,就记下来,或摘抄、或做卡片。那时没有科研经费,也没有复印机、照相机等设备,只能如此。

2005年,笔者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恽代英思想研究》获准立项,有了一定的科研经费,这项工作才大大推进了一步。笔者在收集、整理与研究恽代英遗著的同时,也一并将范围扩展到恽代英的战友林育南、张太雷、李求实、项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2011年,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正式启动。笔者和研究团队成员多次到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黄埔军校纪念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台北市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等单位广泛收集他们的遗著,还请有学术交往的日本、美国学者帮助收集流失到海外的遗著。

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推进这一工作的。

198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单位联合编辑整理的《恽代英日记》(60万字)。同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羽、姚维斗、雍桂良编校的恽代英书信集《来鸿去燕录》(16万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任武雄等同志,冒着很大的风险,花费巨大精力,收集、整理了恽代英的部分重要遗著,于197411月内部打印了《恽代英文集》(1-6册)。在这个基础上,张注洪、任武雄编了《恽代英文集》上下卷(73万字),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整理编辑的《恽代英教育文选》(32万字)。以上成果,除去交叉的部分,实际收录的文字仅占恽代英全部遗著字数的约40%。我们编《恽代英全集》,吸收了上述研究成果,并悉数进行了校订。

首先,收集、整理与研究恽代英的遗著,必须要将他用过的全部笔名、别名考证清楚。这是一件十分繁难的工作,又是必须要做好的基本功课。否则,就会出现将遗著遗漏或者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2011年,笔者在完成《恽代英思想研究》课题时,已落实恽代英的别名、笔名有“天逸”、“代英”、“子毅”、“子怡”、“尹子怡”、“毅”、“但一”、“遽轩”、“FM”、“但”、“英”、“稚宜”等,在编纂《恽代英全集》时,我们对恽代英的别名、笔名又进行了深入考证,增补了“戴英”,否定了“DY”。

2012年暑假,笔者在上海市图书馆查阅《申报》时,发现该报19231030日的“时论”专栏,刊有署名“戴英”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这篇文章不长,约1500字,但却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篇重要著作。

“戴英”是不是恽代英的笔名呢?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课题组成员李天华博士,从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考证,认定“戴英”就是恽代英[1]。这一考证,得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高度认同,所以我们将这篇论文编入到《恽代英全集》中。

在收集、整理与研究恽代英遗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1920年代的《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常见到以“DY”署名的文章。1986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一书中的恽代英条目,收有“DY”这个笔名,但我们课题组没有采信。因为早在1984年,课题组成员李良明、田子渝在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合著《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时,任武雄就曾认为,这是一个存疑问题,“DY”可能不是恽代英的笔名,而是陆定一的笔名,但没有可靠的直接证据。编《恽代英全集》时,笔者又反复考证,终于找到了“DY”是陆定一笔名的重要证据。2006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清泉著《陆定一传奇人生》,该书写道:“广州暴动失败,今后动向如何?陆定一要向团中央请示;广州暴动的情况,也应向团中央汇报。因此他除了倾听会议上大家的发言以外,又向参加领导这次暴动的周文雍等同志采访,于1229日写成一篇《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青团在暴动中的工作》的文章,有一万多字,寄到上海团中央。因为是秘密通信,他没用真姓名,而用DY的笔名,报告中涉及的人,有的有姓无名,有的用□代替,以免万一这封信落入敌人手里,有关的人要遭殃。DY1920年代陆定一常用的笔名,这份材料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2]这就充分说DY的确是陆定一的笔名,而不是恽代英的笔名。

由上可见,收集、整理与研究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遗著,一定要下大气力考证其笔名、别名。这可以说是最大的难点之一。

其次,恽代英的遗著,发表于19141930年代,时间久远,许多遗著查找不易,还有一些流失在境外,如台湾、日本等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恽代英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所写的报告、书信等遗著,有不少保存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五部档”(工、农、青、妇、商)、“汉口档”和“环档”等档案资料中。目前,台湾方面这些档案已经开放,但由于地域因素及相关制约,内地中共党史学界使用者寥寥无几。本课题组团队成员曾数次赴台,已收集到一些宝贵的资料。例如,2013年底,笔者在17975件“汉档”中海里捞针,意外发现了1924811日毛泽东、恽代英等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致孙中山先生的一份电文,电文的标题是《呈报东日三四两区部开会情形》。这份电文,将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反共、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及时呈报孙中山,既使他和国民党中央能够迅速知晓下情,明察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又体现了共产党人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情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3]。然而,要将台湾方面收藏的恽代英文献资料收集齐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又如恽代英1915年在中华大学读书时发表于《学生杂志》(英文版)第2卷第2期的《愚蠢的提问》一文,便流失到日本,笔者在境内一直未查到。该文是日本信州大学后滕延子教授在日本发现后提供给我们的。因此,要将流失在境外的恽代英遗著收集齐全,其难度自不待言。再例如,在《恽代英日记》中,多处有“致胡适先生信”的记载,但一直没有见过具体内容。20141月,笔者经朋友的帮助,从胡适档案中找到了恽代英四封信的真迹,对研究恽代英的早期教育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即使是保存在国内各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的恽代英遗著,要全面收集到手也不容易。当年恽代英提交给党中央、团中央的报告和代表党中央、团中央向各地做的指示、批示以及在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讲话等,收集起来也特别困难。

再次,即便1984年版《恽代英文集》等公开出版物中已经收录的某些恽代英遗著,囿于一些条件的限制,也可能存在收录不完整的情况,这就不能充分、准确地反映恽代英的思想全貌。例如,收入1984年版《恽代英文集》上卷的《怀疑论》,是一篇反映恽代英早期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该文于191551日、191617日和37日分三期连载于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第1年第1期、第2期和第3期上(这是杂志上印刷的时间,实际上由于经费等原因,常常不能按期出版)。而1984年版《恽代英文集》在收录该文时,缺失了其中第2期约3000字的内容。这部分讨论了“不足论之说”、“不足信之说”、“怀疑与文明”、“充类至尽之怀疑”、“折衷说”、“怀疑期限之研究”六个问题,对于研究恽代英的早期哲学思想非常关键。之所以出现缺失的情况,是因为《光华学报》等期刊保存至今的数量很少,且分散保存在不同的单位,要查找齐全很不容易。像这种情况,就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补充完善。这三期《光华学报》,我们经过长期寻觅,才分别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查找到,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最后,对恽代英遗著进行科学整理(包括鉴别、分类、统计、校勘、考证、注释)也存在相当困难。例如,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和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或者由于本身的笔误,遗著中有的地方必然会出现文字错误或脱落等情况,必须细心鉴别。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遗著,有许多没有标点符号,必须进行断句、加标点等繁难的工作。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遗著中涉及到的一些人物与事件,也要做必要的注释,这实际上也是遗著研究工作的要要组成部分。

正如恽代英所言:“没有困难从那里能得做事的益处?所以困难愈多愈大,我们的力量愈加增。我们应该欢迎困难,应该独立做事,加多加大我们的困难。不应因预想着有什么困难,便胆怯退缩,因为这样能力便无由增长了。”[4]尽管全面收集、整理与研究恽代英遗著存在着很多难点,但课题组成员以恽代英精神为引领,迎难而上,尽力而为。应该说,《恽代英全集》囊括了目前我们所能收集到的恽代英遗著,其中三分之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表。

  《恽代英全集》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恽代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共编9卷,一律按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1914年—1917年的编为第一卷,1918年、1919年的编为第二、第三卷,19201921年的编为第四卷,19221923年的编为第五卷,1924年、1925年、1926年的编为第六、第七、第八卷,1927年—1930年的编为第九卷。这样编的目的,就是为了真实地展现恽代英的生平史事与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恽代英在党内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承担的革命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他有丰富的革命经历,领导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批判国家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批判戴季陶主义、培训革命军队、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批判国民党改组派、坚持白区斗争、视察苏区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恽代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真实地记述了这些事件及其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因此,《全集》是中共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

《全集》第一至三卷,是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习和工作时期写的,表明他是华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武汉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一)

一般说来,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1915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9月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青年》杂志创刊前,恽代英就发表了《义务论》(191410月)。这是他发表的首篇论文,“为投稿之一新纪元”[5]。随后又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5月、19161月、19163月),表明恽代英早已投入到批判封建专制、弘扬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中。从此,他文思如泉涌,接连发表《文明与道德》(191512月)、《原分》(19163月)、《物质实在论》(19173月)、《我之人生观》(19173月、5月)、《论信仰》(19176月)、《社会性之修养》(19171月)、《怀疑论》(19155月、19161月、19163月)、《经验与知识》(191710月)、《互助社的第一年》(191810月)、《向上》(191812月)、《真男儿》(191812月)等著名论著,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这时的恽代英,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有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第一,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弘扬民主。

恽代英认为,义务论是“中国数千年圣哲之所传说”;权利论是自海禁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产物。进而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是“天下争攘之泉源”,“今日欧美上下争轧之祸”,大抵由它们“影响而来”。它们所鼓吹的“自卫”,实为“侵犯之又一名词”;所鼓吹的“文明”,实为“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是“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6]他指出,造成中国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分乱”,“人权之说不昌”,致使袁世凯窃国,复辟帝制,“肆其狂谋”[7]。因此,他主张铲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帝国主义。并且大声疾呼:“扰乱和平之人,如德奥皇室,不可以不推倒”,“扰乱和平之事,如独断政治与民族之仇雠,不可以不扫除”[8]。还告诉国人,举国之人均应尽享权利和义务。“且人人各知已有应享之权利,因不肯放弃以供人(野心家)蹂躏。人人又知人亦有应享之权利,则亦无处心积虑以蹂躏他人为快者。如此则野心家永绝,而天下永臻于治安。”[9]除人人应享受权利外,还应尽义务。只有人人对国家社会承担“应尽义务”,“天下自然日安”。[10]

第二,批判孔孟之道,倡导男女平等。恽代英分析了智、爱、信的关系,认为信(此处的信指的是宗教——笔者)与智是常相冲突的,“吾人之智,常欲破除吾人之信。吾人之信,又常欲闭塞吾人之智”。他提倡人们要积极思考,不要盲目信仰宗教而弃智。盲目信仰,“不过引导吾人于迷惑愚妄之境地,使吾人倒行逆施,自绝于进化之门,不为有益,但有害耳”[11]。他驳斥孔教卫道者以西方宗教自由传播为由宣扬中国也应该建立宗教、国教的谬论说:“异哉吾国学者,于此日此时,乃欲大倡信仰之说于吾国,宗教也,国教也,纷呶不可辨晰[12]。他用孔孟之徒、墨子之徒、老庄之徒所崇圣者不一的事实质问道:“所谓圣者之一,则君安从而折衷之?”并宣布:“吾不为圣人,故吾不知谁为圣人。”[13]他还指出:“信圣人而不疑,即终不能知不能为”,“这是自绝文化进步之本原”[14]。由此可见,恽代英对树立了几千年的“圣贤”偶像提出了有力挑战。

恽代英主张男女平等,毫不留情地鞭笞吃人的封建礼教,尤其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理念深恶痛绝。他撰文痛斥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八个字,“不但是错,而且是荒谬”。恽代英指出,在孟子看来,无后“祖宗便会没有香烟血食了”,不把无后看作一件大坏事,人类将会“灭种”。他接着驳斥道:“什么叫祖宗的香烟血食?是说已经死了的祖宗的阴灵来享受子孙的供菜供品吗?是说没有子孙上供,那祖宗们的灵魂便会打空肚子闹饥荒吗?”[15]这完全是迷信。

然而,恽代英批判孔孟之道,并不是全盘否定。他是学哲学的,懂得“扬弃”的道理,同对待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一律抱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他说:“孔子之学说,自然不尽可信,然苟确有所见之大学者,其根本观念每每不谬,其余则受当时社会之影响,有不正确处,亦有不可讳者。如《礼运》《大同》及《论语·道之以政》章,何曾不好。”“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圣,没有一句错的。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愚,没有一句不错的。若不是为孔子,是为世界人,我看这都错了。”[16]这正是恽代英的过人之处。

第三,批判封建迷信,宣传现代科学。

恽代英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惟一的哲学本科毕业生。他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坚信“物质必为实在”。在他看来,人们可以感知和分辨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质的存在,但是物质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也”[17]。恽代英还进一步指出物质与物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说“物质即物之本体的形相”,而物相“即物之对于吾感官所生之形相也”。也就是说物相是人们的主观对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反映。然而,恽代英并没有到此止步,他要探索“科学之物质”或“万物”背后有没有本原,他认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18]。他在与刘子通教授讨论哲学的一封信中,还明确肯定以太也是实在的。“就根本言,世界仅有一以太,不言根本而但言存在之物,则物质亦实在也。”[19]这就更加明确地肯定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

恽代英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说明:“天下为无神,凡言有神者妄也”。并明确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他还指出,将“不可思议而归之于神”的观点是错的,事物总是由“不可思议而变为可思议”。“凡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不过一时之现象,非真不可思议也。”因此,不可思议的东西,“非谓为上帝之所主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进步,“欲全知天下事事物物,实非绝对不可能之事”。[20]

恽代英进一步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来源和认识的具体过程。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从实践中获得的,不是天生的。人的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经验,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未有不从经验中得来”,“凡可称为知识者,非直接从经验中得来,即间接从经验中得来。舍吾人一切经验以外,欲求一种可称为知识者,盖渺不可得也”。[21]

恽代英还对认识过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人的认识可以分为经验与知识两个阶段。他指出,第一阶段的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但是,它是认识的低级阶段。这一阶段的认识一带表面性,“类同因果之理,皆不能知”;二带片面性,“单纯之经验,每不正确”。[22]因此,不能让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阶段。

知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它是人类经过“反复经验”和“研究”、“推理”以后得到的。它与经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已阐释了事物内部的因果关系,从而更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所以,知识与经验比较“应以智识为主,以智识较经验正确也”。[23]

恽代英还指出,知识是不断发展的。他说:“人智是一天天进化的,倘若有个什么人智范围,这范围一定有随时代以扩张的可能性,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24]人们一定要不断研究和分析新的经验,纠正已有知识的错误,补充新的知识。“知识如不正确,赖世人公同研究其经验,以补救矫正之,务使知识进于正确而止。”[25]

恽代英还一再申明,他之所以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目的在于打击把知识说成是“天启”的反科学的观点。

由上可见,恽代英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突出的。虽然这时他还只是一名中华大学的青年学生,但他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恽代英是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全集》第三卷的大部分文章,是他站在时代潮流前头,领导武汉五四运动的明证56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当晚他就写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点燃了武汉五四运动的烈火510日,他代表武昌5174位大中院校学生写了《武昌学生宣言书》,随后又为武昌学生团起草了《武汉中等以上学生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电》(511日)、《湖北全体学生上督军省长公函》(512日),还写了《呜呼青岛》(517日)等传单。武汉“六·一”、“六·三”惨案发生后,恽代英发表了《学生的风潮》(65日)、《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65日)、《为什么要罢市》(610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611日)、《学生联合会极重大之二事》(616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619日)、《<学生周刊>发刊词》(629日)等脍炙人口的檄文,深刻揭露了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号召广大市民罢市,支持爱国学生,并进一步对学生会的工作进行指导。而且这一时期,他的日记将五四时期每一天发生的情况都记得十分详细。由此可见,恽代英五四时期便成为湖北爱国青年的领袖。

五四运动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恽代英本着“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理念,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他说:“我不是说新的便是好的,然而总不定不是好的,总值得我们反省一番,研究一番。”[26]本着这样的学习态度,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学习研究过介绍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等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但他自己养成了一种性格,“对于事理不轻可决,不轻否决。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反经悖常的学理主张,我们总是一律看待。这便是怀疑。”[27]并且都要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所以这一时期是恽代英由爱国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受到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的影响。《全集》第四卷正是恽代英思想转变的真实反映。

(二)

《全集》第五卷至第九卷充分展现了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的风采。其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主要创新之处是:

第一,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探索。

中共四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批精英,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等,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恽代英也是其中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是关于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前途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这一时期,恽代英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党政纲》(19243月)、《湖北黄陂农民生活》(19245月)、《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19244月)、《我们要雪的耻岂独是“五九”吗》(19245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19246月)、《怎样进行革命运动》(192411月)等著名论文。他明确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领土主权丧失,国债累累,海关、邮政、铁路等事业都掌在列强手中,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卵翼下的军阀兵祸迭起。因此,中国“不啻一处半殖民地。也可说是一个半亡国”。[28]因此,中国首先应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内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对外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便不能组织革命的人民政府,经引导全国的民众,以反抗帝国主义;同时,我们不打倒帝国主义,便不能灭绝外国的经济侵略,便不能求本国实业的发展”。[29]他尤其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表面看虽然“强盛”、“凶横”,但并不可怕,“军阀一定要倒的”[30],“帝国主义是一戳就穿的纸老虎”[31]

恽代英又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做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3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占人口的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力量”,“若不是能得着大多数民众的赞助,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两种,大商买办阶级“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们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33],而幼稚工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一方挟无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争自己的利益,一方挟帝国主义以制无产阶级使不敢摇动自己的权利”,所以要联合这个阶级,但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善于应付”他们,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34]。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每是怯懦而自私的”,无产阶级要团结教育他们。

综上所述,恽代英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科学构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曾经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迎来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1920年—1921年代,民族工业企业纷纷陷入倒闭危机。这时,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抬头,主张不需要做任何制度性的改革,而应退回到“农本社会”。1923812日,章士钊发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35]1025日,董时进发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36]。恽代英不同意上述理论观点,坚决主张“以工立国”,发表了《中国可以不工业乎》(192310月)重要论文,与董时进展开讨论。他用大量的经济数据,驳斥了“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的论点,明确指出,中国不发展工业,只能永远成为列强国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地,“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37]这真是振聋发聩,说明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最早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家。

恽代英拥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明确指出,施行新经济政策重要的启示是:“在产业后进的国家不经过相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能进于最低度的共产主义的”[38],“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39]“共产党……必须酌量的重建资本主义,然而亦必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足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不致于妨害他才好”[40]。他还特别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解决中国的办法”。[41]

恽代英坚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的,一是“国家拨款辅助农人,小工人,都市贫民,组织消费合作社”。二是“取消租界,否认不平等的条约,没收国内的外国工厂银行,归为国有”,“国际贸易由国家独占”。三是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但我们必须将租税加重到资产阶级身上,他们的事业,亦必须受国家的管理与干涉,有时甚至于为国民的利益,须酌量没收一部分财产”[42]。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刍形。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恽代英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必须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他说:“欲开发富源,就事实而言,终不能不借入外资”。[43]并认为“以苏俄共产主义精神的租税制度,他们还是不能不利用外资,以助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来是应当仿效苏俄的”。[44]这是多么的具有前瞻性。

第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

恽代英在《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致存统》(19236月)中,明确指出:“吾人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但我视此举只认为我们借此改造民党”,还特别强调:“我本上之所见,以参加民党须完全注意于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45]这实际上蕴涵有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为坚持国共合作的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恽代英与瞿秋白、毛泽东、萧楚女等站在理论战线的前沿,团结国民党左派,与破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写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19247月)、《致孙总理电》(19248月)、《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192412月)、《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19257月)、《致柳亚子》(19257月)、《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8月)、《“真三民主义!”》(192511月)、《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192512月)等檄文,深刻地论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他深刻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后指出,国民党在今天革命势力还很薄弱的时候要想单独完成国民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是改组前国民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国民党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注意发动工农民众,才有前途。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由是很显然的,就是认定了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国民党合作,“以帮助完成孙中山先生等志愿的必要”,因此,“你便明白和排斥他们出去,他们为了促成国民革命,终究不免要秘密参加进来”[46]。恽代英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和逐条批驳他们散布的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种种奇谈怪论,针对国民党右派所鼓吹的国民党改组之后,就要“亡党”,被“赤化”的谬论,他指出,这真是危言耸听,“倘若国民党根本忘了国民革命的使命,这才是亡党呢”,[47]“红是革命的标帜,国民党的旗子明明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党员倘若是革命的,会跟着反革命党怕起红色来了么?”[48]恽代英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他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戴季陶“真三民主义”、“纯粹国民党人”的画皮,指出,真三民主义的信徒,“一定要无论如何艰难危险敢与帝国主义相奋斗(民族主义);同时,一定要打倒军阀为全体人民,争回政权,不让政权落于少数人之手(民权主义);同时,一定要有很切实有效的方法,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不许中国有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民生主义)。”而戴季陶呢?他既不敢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也不提“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八个字。“对于眼前中国已经有了的资本家地主压迫工人农民的事,闭着眼睛置之不问不议之列。这种人配得上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吗?他们只是有意作践三民主义,有意作践我们的总理与我们的国民党罢了!”[49]

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批判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主义,字字矶珠,雄辩有力,捍卫了革命统一战线,立下了不朽功勋。

1926119日,恽代英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坚定地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他说:“我相信我始终是站在总理的三民主义这一边的……那末我当真是永远忠心于本党的事吗?也不一定。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派,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50]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心胸坦然光明磊落的情怀。

第四,为培养和建立一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51],尤其是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共党人在这一时期都不懂得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同志,就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军事斗争重要性的杰出领导人。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和实际主持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期间,先后写了《党纪与军纪》(19262月)、《纪律》(19268月)、《主义》(19269月)、《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19269月)、《政治学概论》(19269月)、《国民革命》(19269月)、《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19269月)、《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19269月)、《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19269月)、《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192610月)等重要论文和教材,为培养和建立一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做出了卓越贡献。

首先,“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恽代英指出:“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要永远记着“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样是有负党军的责任,都同样是有负于党,有负于全国瞩望我们的被压迫的劳苦工农”。[52]因此,“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拿出党纪来裁制他”。[53]恽代英这里强调的中心思想就是军队应服从于“被压迫的劳苦工农”的根本利益。

其次,军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为此,他指出,军校政治大队的培养目标,是“养成一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人才;如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及政治部工作人员”[54],还指出,军中必须设党代表,“党代表在军中的关系,非常重大”[55]。恽代英指出:“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敌人,所以军纪亦是党所应极力注意的。”“党纪是要保障革命的军纪,决不是来破坏这种军纪的”,“破坏军纪,便是破坏我们革命党的作战势力,便是破坏党”[56]。所以,“每个同学必须加倍努力的严守纪律,反对一切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要严格的纪律建造起我们的铜墙铁壁,剔除一切不守纪律的分子”。[57]

再其次,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恽代英认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我们便是要从第一步引军队走到第二步”[58]。为此,必须对士兵进行主义的教育,使他们对于三民主义有正确的认识,“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所以,“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中,必须要丝毫不妥协的将这种理论传达到士兵方面去……将党的真正主张,很正确的灌输到军队里去”。[59]

最后,军队要谦虚谨慎,反对暮气和骄气。恽代英认为,为党和主义奋斗的党军,“不应有一点矜夸骄傲之气,应当时时考查自己的缺点,谨防暮气深入我们的军队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常保作战之能力”。因此,“我们应当互相警场,努力振奋,扑灭一切暮气,亦扑灭一切骄气”[60]

恽代英以上所述培育和建立一支为人民而战的军队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青年运动的思想。

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和良师益友。他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影响了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青年。郭沫若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61]

恽代英的青运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理想与信仰的思想。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时,就志向高远,追求崇高的理想。他在《论信仰》中说:“信仰之引人向上,固不可诬之事。且其功用能使怯者勇,弱者强,散慢者精进,躁乱者恬静……惟信仰固有如此之功用,而除信仰外,尚不乏有此同一之功用者。”[62]他把理想比作“光明之灯”,认为“有希望之人,如黑地有灯,则自增其勇往之气……无希望如无灯,则举足略有崎岖即生畏缩之心……希望愈大如灯光愈大,刚风不能息”。[63]他主编《中国青年》,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更是鼓励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向着光明前行,“倘若我能明明白白看见出来救中国的道路,我自能如在黑夜长途看见前面一盏电灯一样,我自能一心一意向着灯光走上去,任何别的事情,不能阻碍了。”[64]而且,他还希望觉悟的青年尽自己的力量转输光明于自己周围的群众,“为这一个更大的光明奋斗!”“我们总有一日在这一个更大的光明中间相见的”[65]。在恽代英看来,实现远大理想需要教育。他指出,主义的教育,比军事教育还重要。只有进行主义的教育,才能使青年成为“真正有力的革命军”;此外,只有进行主义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对“本国经济与国际关系有研究的人才”,由他们去指导中国革命。

(二)爱国与救国的思想

191710月,恽代英在互助社的《互励文》中就强调“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66]。他鼓励青年学生要“尽力爱国”[67],认为“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做,则惟靠我自己”[68]。他指出,“中国的病源,在于外国经济的压迫”[69],我们“应当把每一个列强加于我们的耻辱都深刻地记在心中”[70],“我们大家要一同来灭国耻,洗雪国耻”。[71]他还强调,要真心救国,就要找个根本的办法,那就是民族独立。“要求民族独立,必须抵拒列强的侵略”;而要抵拒列强,“又应先事打倒军阀”[72]

爱国更在力行。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就是要引道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因此,他提出了对有志者的三个要求[73]: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有收入时至少捐其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这就是希望真心爱国的有志之士,即刻把自己应承担的担子挑起来。他说:“在我们今天,不是自动地以热血为人类奋斗,便只有被动地受强邻的自由宰割……还有人气的青年,上去吧!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生路,而且亦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快乐”。[74]

拯救国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恽代英又指出:“联合的分子越多,他的力量越大。一丛纤弱的竹林,可以胜过吹得倒孤松的风暴。一把细嫩的竹箸,可以胜过折得断粗枝的手腕。”[75]因此,立志救国的青年,一定要去接近广大的农工平民,使他们都能站起来,“一齐成为与学生共同作战的军队”[76]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到群众中、特别是到农民中去宣传革命的道理。恽代英特别强调:“你要去宣传,须对于所要宣传的理论,自己先有充分的明了”,“只要你能说明理由,解释疑惑,群众一定能够接受你的宣传。”在做农民宣传工作时,要先“熟悉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形,从农民本身生活说起”,“注意在说话的时候,每一句清楚,每一个字清楚”。

恽代英以上所阐发的青运思想具有亘久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

除此之外,《全集》还有丰富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内容。

综上所述,《全集》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而且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它充分说明:

第一,恽代英不愧是武汉和华中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一起,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基本前提条件。

第二,恽代英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通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恽代英作为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努力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全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在当代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恽代英全集》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恽代英全集》对中共党史人物思想与生平史事的研究,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深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思想转变的研究;二是可以丰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研究的内容。

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有没有普遍规律可循?这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转变,在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极具有代表性。从《全集》可以看出,恽代英怀着一颗拳拳的爱国心,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只能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培养自己的爱国思想。他十三四岁的时候,“所想象的只是‘中流击楫’,‘揽辔澄清’的人格”[77]。正是本着收复失地的决心和澄清天下的远大抱负,他在母亲的指导下,自学家中藏书,先后读完《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战国策》等书,尤其酷爱《饮冰室文集》,崇敬变法志一士谭嗣同,经常吟咏谭的七绝:“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古留肝胆两昆仑。”从此,少年时代的恽代英,开始蒙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爆发时,恽代英16岁。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革命,但毕竟亲历过。这位关心国家大事、勤于思考的热血青年,对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痛心疾首。他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五四新一代知识精英一起,继承前辈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在茫茫黑夜里探索救国的道路,又从中国传统的善恶观出发,将追求进步的刚锐少年称之谓“善势力”,将西方列强和北洋军阀、政客统斥之为“恶势力”。在恽代英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善势力“被恶势力压服了,吞灭了”,“若没有善势力,我们是不能扑灭恶势力的”[78]。那么,如何养成善势力呢?他在《文明与道德》(191512月)、《社会性之修养》(19171月)、《一国善势力之养成》(191810月)等论文中,论述了道德进化与退化同人类文明的关系,认为人类愈文明,为善之人愈多,道德愈进化,反之道德则退化。“使天下为善之人多,而为恶之人少,则道德进化之处多,退化之处少,使天下为恶之人多,为善之人少,则道德退化之处多,进化之处少。进而论之,使天下之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则道德有进化无退化,皆为恶而不为善,则道德有退化无进化……故将来之世界,在道德界之价值……皆视现今人类之行为而判定之”。因此,恽代英殷切希望有志之士,“善用其由文明进化所得之智力,群出于善之一途,使道德有进化无退化,以早促黄金世界之实现也。”[79]可见,在恽代英看来,实现这种理想的黄金世界,在改良风俗,使天下之人,皆为善而不为恶。这就必须从“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八个方面加强修养,如果每个,国民都按这“八德”行事,中国社会风俗必将大变,中国必将臻于强盛社会,善势力便能得以养成。这正是“今日有志之士,所应持以救国之惟一方法”[80]。这显然是受了道德救国论的影响。与此同时,恽代英又认为,教育又是正风俗的“唯一切实的工具”[81],说明他也受到了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作为观念形态的道德、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不用暴力革命推翻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道德和教育便不可能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单纯的道德和教育改造,不可能救国。年轻的恽代英当时自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这也是从甲午至戊戌,再到五四,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在救亡图存探索救国道路上都曾留下过的脚印。

恽代英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五四运动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他刻苦学习和研究各种新学说,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自己心里来,到自己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82]。因此,从五四至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恽代英的思想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不断冲击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樊篱,在他的头脑里正在萌芽发展;另一方面,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想对他也有着较深的影响,也不能一下子克服掉,仍在顽强地表现着。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他不断克服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从《致王光祈》(19199月)、《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19204月)、《再驳杨交春君“非儿童公育”》(19206月)、《怎样创造少年中国?》(19207月)、《未来之梦》(192010月)、《论社会主义》(192011月)、《致沈泽民、高语罕》(19214月)、《致杨钟健》(192111月)等论文和通讯中看得十分清楚

包括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在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于五四前后,都曾受到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这是一种历史现象。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83]。恽代英也不例外。他坦率地告诉朋友:“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84]他在日记中也写道:“与香浦(林育南,字湘浦,又写作香浦——笔者)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85]这说明,恽代英受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

但是,我们又清晰地可以看到,五四运动以后,恽代英思想的主要倾向是朝着马克思主义转变的。

19204月,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将《马克司及其学说》,放在应研究的26种书目的首位。他还主张研究《唯物史观》和《布尔塞维克》[86]。在讨论儿童公育问题时,恽代英开始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析社会问题,认为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的教育、受恶势力的压迫和引诱、婚姻与家庭的种种弊端等问题,都是经济压迫造成的。因此,“最主要的是全部改造的社会”[87]。在讨论如何创造少年中国时,他明确地说:“我从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观的意见,他说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并拟对唯物史观,另写专文论述[88]。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也有一定的认识。“我想只要通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89]他对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发生了怀疑,指出:“我们讲人道,是企求人类平等幸福。所以我们不愿人家受掠夺,亦不愿自己受掠夺。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座谈”[90]。这说明,恽代英新的世界观在成长中。

然而,恽代英的思想这时还没有摆脱无政府共产主义错误思想的羁绊。例如他说:“世界不断应为德莫克拉西的,而且应为安那其的,这些话,我实在深信。”[91]还说:“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92]

这种思想的矛盾性是不难理解的。瞿秋白讲得好:“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93]恽代英也正是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探索革命真理的艰辛历程。

1920年底至1921年夏,是恽代英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192010月,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以《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原》为题,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号上。《译者志》说:“英哲尔士为马克斯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94]表明了恽代英对马恩的崇敬心情。

1920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第4号发表了由他组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组资料,其中(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说:“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95]陈独秀是恽代英崇敬的师友,也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他对工读互助团认识的觉醒和对《未来之梦》的批评,促使了恽代英和利群书社成员对他们实践着的“共同生活”进行深刻反思。19211月,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的《阶级争斗》一书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正确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对毛泽东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进了恽代英自己的思想转变。他一边翻译,一边将内容讲给利群书社的朋友听,大家都感到很新颖。

1921429日,恽代英在《致沈泽民、高语军》中,表示完全赞成沈泽民“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得会解决的”观点。还赞赏沈看问题深刻透辟,“目光如炬”。[96]615日,恽代英《致王光祈》,认为“经济压迫,能力不足”,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并以利群书社为例说:“以我一年来利群书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商业,实有不免受经济压迫的地方……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97]

这说明恽代英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利群书社等工读互助的实践,他终于认识到,企图避免革命手段,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是不现实的幻想。

19217月上旬,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会议在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时,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主张学会应确立社会主义的方向;左舜生、陈启天等则表示反对,主张学会应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这使恽代英原希望把改造中国的重责寄托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希望完全破裂,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步伐。年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明确主张“真团体联合”。必须建立在劳农专政的基础上。他与林育南等商议,“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波社’(波尔什维克)”[98]。于是,召集受利群书社影响的24位先进青年,于715日—21日在黄冈浚新小学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99]。共存社的宗旨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随后,恽代英赴四川泸县川南师范任教,抵达川师后,立即《致杨钟健》,坚定地表示:“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100]

从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转变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他先是通过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培养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为寻求救国真理,又广泛学习和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虽然一度受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但他思想的主流是反帝爱国的民主主义;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反复比较后,最终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由此可见,恽代英是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刘少奇等的早期思想转变,都和恽代英大体相似。这说明,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转变的一个普遍规律。

《恽代英全集》还直接涉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张浩、施洋、黄负生、刘子通、沈泽民等数十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和著名英烈,为研究这些中共党史人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仅以毛泽东为例,一些重要资料,《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都没有记载,特别珍贵,现择其要者简介。

毛泽东与恽代英的友谊,始于五四时期。恽代英景仰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极为推崇。利群书社成员李伯刚、郑南宣回忆:恽代英在五四运动后曾同毛泽东通信联系;“利群的同志曾受《湘江评论》所提‘大联合’的启示,趋向扩大联合。”[101]恽代英受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影响,主张“小组织大联合”[102]。毛泽东对恽代英也无比钦佩,他曾在《东方杂志》等杂志上读过恽代英的巨篇宏论,十分熟识恽代英的大名。他俩惺惺惜惺惺,好汉爱好汉。

五四运动中,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受到湖北军阀王占元的残酷镇压,发生了“六·一”、“六·三”惨案,随后,武汉学生联合会6月上旬被强行解散。恽代英无比气愤,当即写了《武汉中等以上学生解散留言》,刊登在67日出版的《大汉报》上。《湘江评714日创刊后,恽代英见该刊反帝反封不遗余力,战斗性强,为了在全国深入揭露王占元镇压学生的罪行,又将该文寄给毛泽东。

“我们平日在学校里,老师总叫我们爱国,今天我们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来做一点爱国的事情,未必这便是我们的罪?未必这还是一个极大的罪?竟然应受这样的待遇吗?我们所受的待遇,简而言之,有用刺刀戳穿胫骨的,有用刺刀直撞心窝的,有用枪背打得筋肉青肿的,肺部损伤的,有用老拳打得上头流血、下面便血的……若是这狠的警察,这狠的保安队,能够替我们向日本争青岛,他便打死我们亦所甘心。只是他们除了对于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诬以扰乱秩序,将我们毒打以外,看了外国人哼亦不敢哼一句”。[103]

毛泽东收到恽代英的文稿后兴奋不已,当即转登在7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期上。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查到的毛泽东与恽代英以文会友的最早文字。

1919年末至1920年初,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赴京路过武汉,慕名拜访恽代英,在利群书社住了半个月,和恽代英朝夕相处,促膝长谈。毛泽东向恽代英介绍了驱张情况后,取出一卷《驱张宣言》,请恽代英帮助在武汉三镇广为张贴,以扩大宣传。

“……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猛虎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已罄;加米捐,加盐捐,加纸捐,办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离。彼张贼兄弟累资备数千万……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

《驱张宣言》激起了恽代英对张贼敬尧的无比愤慨。他看罢宣言,立即将宣言交给利群书社李伯刚等。第二天,武汉三镇大街小巷遍贴《驱张宣言》。

1924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正式成立,推进了中国大革命的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日益感受到革命的威胁,于是加紧反共分裂活动。6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不仅上书孙中山,指控中国共产党,而且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蔑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希即从速严重处分”。“弹劾案”提出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跟着效仿,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

81日,国民党上海第三四两区党部的右派分子曾贯五、喻育之等人在上海执行部叶楚伦等人的怂恿下,纠集暴徒,挑起事端,欧伤第五区党部常务委员、国民党左派黎磊,第二天,又打伤了时为共产党人的邵力子,反共气焰十分嚣张。

时同在上海执行部任职的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致电孙中山总理,将国民党右派在上海的反共活动及时报告:

孙总理钧鉴:

东日三四两区部曾贯吾等集少数党员秘密开会,强迫签字于致总理电文,黎磊被殴伤。更日,该两区部喻育之等二十余人拥入执行部,强迫楚伦盖印于致总理电文,邵力子被殴伤。党纪扫地,若无制裁,何以励众?再,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并乞明察。

   沪执行部  毛泽生[104]、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

              韩觉民、王永基、杨之华、李  成、刘伯伦

    叩丞               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一日[105]

这封珍藏在台北市国民党党史馆的重要历史文献,为首次刊布,充分表明了毛泽东、恽代英等中共党人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情怀,为研究毛泽东、恽代英大革命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史料。

19265月,恽代英受党的指令,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时任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在军校期间,编著《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与劳动运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运动》《政治学概论》等教材,同时应毛泽东的聘请,兼任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主讲《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课程。研究恽代英所编的这些教材,对于深化毛泽东、恽代英等的生平史事与思想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四十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合通电讨蒋。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5月初,恽代英在武汉中央军校讲《最近军校改革之意义》,明确指出:“譬如我,假使跟着蒋介石,也可升官发财,但要使中国革命成功,就不能不反对反革命的甘作民众叛徒的蒋介石!这种反对,是有益中国的。”[106]恽代英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坚决反蒋的这一严正立场和思想观点,当然也代表了毛泽东。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精英,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革命道路。恽代英先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随后转入香港、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率部走上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恽代英从毛泽东开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希望,在他主编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经常报道朱毛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

1930215日至20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帮助和指导福建省委完成了大会的任务,选举了新的省委。这次会议在分析全国总的革命形势时,尽管也存在“左”倾错误的倾向,但在制定省委具体任务和闽西红军的发展方向时,却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应利用合法的形式展开斗争,不能盲目暴动;应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加强厦门、福州、漳州城市工作的同时,要健全闽西特委,建立闽北特委;特委工作的重点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党对红军的领导;闽西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闽南发展,而不是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等。这表明,恽代英是坚决支持朱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会后,恽代英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秘密交通线,到闽西苏区视察。他广泛接触贫苦农民、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对闽西苏区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做了全面的了解,写下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等文章,热情地讴歌了朱毛领导的闽西农民暴动和红军的伟大成绩。

恽代英饱含革命激情写道,闽西农民暴动“真是一件大了不得的事”,在朱毛红军的帮助下,这不是一种普通的什么革命,好比蒋介石革命便打倒了张作霖、吴佩孚,自己做起国民政府主席,好比汪精卫又要革蒋介石的命,亦想来抢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做做?闽西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107]

接着,恽代英还初步总结了党在闽西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第一,恽代英认为,党在“闽西苏维埃确实表现出来是工农的政府”[108]。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宗旨的必然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广大贫苦农民最根本的利益是土地问题。执政为民就是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进行土改,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据调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田地平均85%为地主富农所有,农民所有田地不过15%。这正是农民遭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烧毁田契、账簿、契约,从而使贫苦农民翻了身。“从前闽西农民在地主官府下面,要交租,又要完粮,又要上捐,又要派款,他们那时候简直没有法子生活下去。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喳。”而“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109]。由于闽西苏维埃政府给贫苦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所以得到拥护。广大贫苦农民坚决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明白了“只有拼命扩大斗争才是一条生路”[110]。因此,自觉行动起来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金汉鼎部龟缩在长汀城不敢越城池一步,刘和鼎、张贞部被迫离开闽西,国民党军队、民团的士兵向红军投诚日益增多,地主豪绅垂头丧气。

第二,恽代英认为,党在闽西要民主执政。民主执政的重要体现便是广大贫苦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于闽西苏维埃是工农的政府,所以经常有群众会议与代表会议,“有很多工人、贫农以至妇女参加苏维埃代表会与委员会。”农民许多事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例如,他们分田地,便是由群众大会自己讨论,自己定出分配的标准和确实需要照顾的对象,即使有什么争端,仍是开群众大会解决。不但一乡的事这么办,一区的事、一县的事也这样办。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恽代英指出,在初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民主政治还不够发展,每次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是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但苏维埃成立稍久的地方,民主政治的要进步得多。“农民渐次能发表意见,他们已经实行撤回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间的地位亦日益抬高。”[111]由此可见,党在闽西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的。

第三,恽代英在肯定党在闽西局部执政经验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群众的创造力还未能充分发展,苏维埃一切政治设施还表现很多自上而下的精神。”[112]例如,办理合作社、俱乐部、列宁学校等,都是由县苏维埃及至各县联席会讨论规定办法,交各乡执行,上级主观上亦要求各乡工作一致。苏维埃最高执行权力实际还是在委员会,代表会议或群众会议好像只是一个讨论机关。因此,广大贫苦农民虽然都认识苏维埃政权的好处,但仍觉得只是一部分上级领袖、委员替他们做事的好政府,还未能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恽代英强调,最高权力机关重要的事情必须经过代表会议或群众会议充分讨论。他指出,闽西的党组织已经意识到这一缺点,并提出两条改进措施,一是以后除军事财政外,“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要尽可能帮助各乡群众自己创造,党的好意见一方面固然要影响上层苏维埃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尤其是要发动每个支部到群众中去发展讨论,推动群众在会议中提出意见,使各乡一切设施都可以各出心裁,互相观摩争竟”。二是“党不仅是要帮助群众发展自己的意见,而且要帮助群众自己做,这样便可以使苏维埃的群众基础更为巩固。”[113]恽代英指出,工农群众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与欺骗宣传下,现在还是第一次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然不会一件件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的,工农群众现在已经有机会自己试验,自己批评,并且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114]。这正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主政治进步的表现。他坚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全中国工农群众都应当起来为苏维埃政权奋斗。”[115]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最早总结党在苏区局部执政历史经验的代表之一,他的这两篇重要论著,对于深化中共苏区史的研究、深化朱毛红军的研究以及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理论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前所述,《恽代英全集》仅是收集了我们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恽代英遗著,虽称《全集》,但肯定不全,还有不少遗漏。这种遗憾只能以后去不断补充完善。我们真诚希望得到海内外的恽代英研究者的帮助。如果你们发现了新的恽代英遗著或遗著线索务请提供给我们,以便今后修订,使《恽代英全集》真正达到“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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