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百家 > 杂谈

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与中国对万隆会议的政策

作者:李潜虞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第2辑
发布:2016年01月19日
点击:6833
分享按钮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对亚洲国家进行增信释疑的工作,避免这些国家加入美国组建的军事同盟体系,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就是这一外交战略的具体落实。根据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中国为参加万隆会议作了详细周到的准备。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代表团在会外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展现中国的和平形象。万隆会议的成功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 万隆会议中国外交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和平共处

 

1955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因此又被称为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是中国当代外交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般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对中国参加万隆会议都有专章论述。[1]这些著作一般都叙述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做出的贡献。然而要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外交行动,就必须把中国对万隆会议的政策放在20世纪50年中期冷战的第一个缓和期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必须把中国的外交行动与冷战初期的中美、中苏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必须了解当时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每一项具体行动的原因何在,目的为何。本文将根据中美两国的外交档案,并结合已经公开出版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国对会议的准备,会内会外中国代表团所采取的外交行动,以及参加万隆会议对于中国外交的重大意义。

一 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推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词是和平,也就是说这项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的对象是支持和平的国家,而不论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早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夕的19536,周恩来就曾经表示:“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阵营,统帅是苏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人民以及反对美国战争叫嚣的人,都是和平的力量,都包括在和平统一阵线之内,连不好战的某些政府也包括在内,宗主国不能维持其统治的国家,将来也要包括在内。”[2]从中可以看出,在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下,划分敌我的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是对于和平的态度。19547月,在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后,毛泽东再次明确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内涵,他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随后,周恩来在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时也提到了中国的外交方针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在对中国外交工作提出的十一点意见中也再次强调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3]19555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4]以上材料说明,此时,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对象已经不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只要支持和平,即使是欧洲大国中国也可以与之发展关系。这与建国初期中国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政策影响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外交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确保不再发生中国的周边爆发战争,中国被迫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情况;第二,促使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不加入美国组建的旨在反对中国的军事联盟;第三,与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双边贸易;第四,孤立美国,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中国谈判,最终缓和中美关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首先,不断强调中国与亚洲、非洲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如都曾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都曾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以及现在都希望在亚洲地区建立和平。其次,在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上展现诚意,如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等,目的在于消除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恐惧和疑虑,而这一点成为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

中国实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原因,需要从中美、中苏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对亚非国家的认识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仍然持续紧张,美国奉行的遏制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反而有所加强。195310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草拟了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文件,编号为NSC166,供美国决策层进行讨论。1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文件,并最终形成了编号为NSC166/1同名文件,这份文件与草稿相差不多,成为朝鲜战争结束后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开篇就提到:“美国在远东地区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对付由强大的、带有敌意的中国和中苏联盟所导致的权力结构变化。”文件进而表示:“确保中国共产党政权改变它的政策取向或最终由一个对美国没有敌意的政权取而代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由于朝鲜战场上的惨痛教训,这份文件也指出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颠覆或取代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在当前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在不诉诸战争方式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削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相对的权力地位。而实现这一政策的手段主要分为以下十点:1,确保离岸岛屿链的安全;2,阻止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地方的进一步领土扩张,必要和可行时,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3,帮助远东的非共产党政府抗御共产主义的颠覆;4,在远东培育强大、健康的非共产党政府,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地区;5,帮助日本发展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6,继续探讨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订立集体协定的可能性;7,继续运用那些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包括那些非常规的和隐蔽的压力;8,继续承认和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的合法代表;9,尽一切可能削弱中苏关系;10,努力说服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员接受美国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合理性。[5]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将中国视为在亚洲的首要敌人,但它已经放弃了直接通过军事手段颠覆新中国的政策选择,而把增加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敌意作为反对新中国的主要手段。

美国的这种反华策略也影响到了它对整个远东和东南亚的政策。1954116日,美国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题为《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的文件,编号为NSC5405。该文件指出美国的目标是:“防止东南亚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轨道。使东南亚国家认识到他们的最大利益在于与自由世界更好的合作和更紧密的联系。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具有抗御国内外共产主义意愿和能力的稳定自由的政府。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必须清晰地阐明共产党中国侵略东南亚的严重后果,并尽可能在这一点上与包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达成一致。继续与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磋商以确定反击共产党中国侵略所需要的军事准备。鼓励和支持东南亚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侵略、本地共产党暴动、颠覆、渗透、政治操控和宣传的精神。[6]19541222日,美国总统又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题为《当前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文件,编号NSC5429/5。该文件明确指出:美国的目标是维护远东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完整,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和颠覆。显著增加非共产主义国家对亚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相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在亚洲创造积极地传播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同时暴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虚伪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在该文件中,美国还表明继续反对恢复共产党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中的席位,并呼吁其他自由世界国家继续保持当前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管制和贸易水平。[7]以上文件表明,维持并鼓励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增加这些国家反对所谓共产主义颠覆的能力已经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和根本利益。

美国为了落实上述政策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就是策动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使该条约成为遏制中国的一个军事同盟。195496,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正式签订,参加该条约的除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外,还有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三个亚洲国家。应该说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严峻的。

此时,在美国对华政策和对亚洲政策已经转变为说服鼓动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对抗中国,拉它们加入反对中国的军事同盟。那么,这些亚洲国家是否存在被美国说服的可能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亚洲国家与中国关系存在的诸多障碍使得这些国家对中国怀有忧虑和担心。首先,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亚洲国家中国力相对较强,而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国力相对较弱。这种天然的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使得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感到恐惧。缅甸总理吴怒就曾直截了当地对周恩来说:“缅甸的人口只有一千八百万。而中国的云南省就有一千六百万至两千万人口。因此缅甸的人口只及中国的一个省。缅甸对于中国是有一些恐惧的,并希望中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8]其次,历史上中国建立的不平等的朝贡体系仍然留存在一些亚洲国家的记忆中。第三,在很多亚洲国家都有大量的华人华侨,其中很多华侨还拥有中国和驻在国双重国籍。这些亚洲国家担心中国通过华人华侨对其进行渗透和控制。第四,在一些东南亚国家还存在着当地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有所联系,因此,一些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共通过当地共产党颠覆本国政权。第五,中国与几乎所有的亚洲邻国都存在着边界问题。第六,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很多亚洲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存在着误解。第七,中国派出志愿军赴朝参战,更给一些亚洲国家留下了中国“好战”的印象。第八,很多亚洲国家都担心中美的尖锐对抗会导致在亚洲发生大规模的国际冲突,从而殃及自身。因此,亚洲国家被美国说服并加入反华同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总之,从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国际环境角度讲,中国之所以要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是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仍高度紧张。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重点已经从直接的军事对抗转变为策动亚洲国家与中国形成对立,拉拢亚洲国家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而亚洲国家与中国关系中的诸多障碍使得美国的政策建议很容易为亚洲国家所接受。一旦亚洲国家接受了美国的理念,从东北到西南形成反华的包围圈,中国的国际环境将变得非常险恶,将承受极为沉重的安全压力。因此,亚洲国家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为了获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生存空间,争取亚洲国家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并与这些国家结成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政策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对中国有着很强的必要性。针对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中的障碍进行增信释疑工作自然就成为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关键,也是中美较量中中国采取的重要战略步骤。

中国确立制定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政策也与中苏关系密切相关。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苏联开始逐步放弃与西方激烈对抗的政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成为苏联外交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在德国和奥地利问题上展现出希望与西方达成妥协的意愿,放松德、奥两国苏占区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管制措施,倡议召开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和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建立在和平共处理念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流。而此时,中苏之间仍然是紧密的联盟关系,中国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无不征求苏联的意见,受到苏联的重大影响。作为苏联外交政策主流的和平共处自然也成为中国外交方针的主旋律。根据新中国建立前夕中苏两党达成的共识,中国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而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9]此时,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工作放在了欧洲,对亚洲国家实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也就自然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对亚非国家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对于在亚非国家开始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给予充分认识。这是由于斯大林认为,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对于战后新独立的国家,苏联并不承认其真正的独立,而把它们描绘为“迷惑人的”、“虚幻的”、“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苏联还把这些国家的领袖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等当作资产阶级的附庸、帝国主义的傀儡。二战后,在斯大林执政的9年间,苏联对外援助的总额约为40亿新卢布,其中绝大部分是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亚非地区国家提供的援助只有1亿新卢布。[10]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大林已经对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认识,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军。[11]但是,斯大林没能把他的新想法付诸行动就去世了。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新领导人,对亚非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积极地与亚非国家建立联系,扩大苏联的影响1954127日,苏联与阿富汗签订贸易协定,这是苏联与亚非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开端。1955年年初,苏联的武器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运送到了埃及,埃及以棉花换取2亿美元的苏联武器。[12]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由此拉开序幕。

苏联对亚非国家态度的上述变化很可能构成了毛泽东在时隔8年之后重提“中间地带”理论的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对亚非国家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中间地带”理论就是这种见解的系统化和理论化。19468月,毛泽东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3]这是中间地带理论的首次提出,但此后由于斯大林提出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为了配合苏联,毛泽东暂时没有进一步强调这一理论8年后,19547月,在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报告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14]8,毛泽东在与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再次指出:“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15]苏联开始重视亚非国家的战略价值,这一变化很可能是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间地带”理论实际上表明,冷战时期亚非国家处于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最前线,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美国和苏联,而是美国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而冷战的结局或者说美苏较量的最终结果并不取决与美国和苏联的直接对抗,而是取决于美国与中间地带国家较量的结果。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亚非国家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中国能否团结亚非国家对于掌控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要达到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中国谈判缓和关系的目的,就必须在最前线进行斗争,从这个角度看,亚非国家仍然是中国在战略上的必争之地。

另外,在中国共产党对亚非国家认识的方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还认为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有着共同点,有实行统一战线的现实可行性。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与亚非家都曾遭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19541019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就曾说:“我们所有东方人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16]第二,中国与亚非国家都希望和平。19541018日,周恩来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曾经将非社会主义国家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在谈到“和平中立派”时,周恩来指出:“这些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在这点上,他们与我们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不仅是在和平问题上,还由于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还有民族感情。”[17]114日,周恩来在对外交部全体干部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种观点,认为以印度为首的这一类国家“在要求和平这一点上是和我们相同的”。“我们应该争取和平派,影响维持现状派,孤立主战派。这是我们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以苏新国家为基础,团结爱好和平的人民,而且要争取主张和平的国家,影响维持现状的国家,鼓励和分化以美国为首的战争集团。”[18]

综上所述,紧张的中美关系使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团结亚非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团结亚非国家具有必要性;而紧密的中苏关系也推动中国仿效苏联,执行和平共处的方针。从中国对亚非国家认识的角度看,中国认为亚非国家自身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与亚非国家结成统一战线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总之,实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因此也就成为中国不二的战略选择。而在亚非会议发起的过程中,中国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对于会议的顺利召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召开亚非会议是由印度尼西亚19538月首先提出的。1953年底,锡兰[19]建议在科伦坡召开亚洲五国总理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地区的形势。印尼方面就表示希望扩大会议范围,同时邀请非洲国家参加。1954428日至52,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尼西亚五国总理会议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在会议上,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提出应召开一个“性质与目前会议相似,但规模更大,不仅包括亚洲国家,而且也包括一些非洲国家的会议”。[20]但是,印尼方面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巴基斯坦和锡兰总理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则对会议能否成功表示疑虑。最后,五国总理在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只是笼统地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探讨召开这种会议的可能性。”[21]

印度和缅甸之所以对印尼方面的提议态度冷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存在着疑虑和担心。对印度和缅甸来说,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放心”,对中国的动向没有把握,而不邀请中国参加,没有中国参加的亚非会议将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印度和缅甸这两个中国的陆路邻国对亚非会议只能采取拖延的态度。

在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这一外交战略的指引下,19546,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并与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年年底,印度总理尼赫鲁与缅甸总理吴努又访问了中国。在三国总理互访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实际行动赢得了印度和缅甸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消除了它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疑虑和担心。[22]印度和缅甸对中国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也积极起来。

19541228日至29,应印尼总理的邀请,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再次举行会议,会议的核心问题就是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在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的力争下,会议做出了邀请中国与会的决定。29日,会议发表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公报》明确宣布“亚非会议定于1955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亚洲和非洲所有具有独立政府的国家都应当被邀请。”《公报》还规定:“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或甚至意味着它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它仅仅意味着,这个被邀请国是一般地同意会议的目的的。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决不应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加国在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无约束力,也不应被认为是被任何其他国家所接受,除非后者希望这样。”[23]应该说,正是执行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这一外交战略,才为中国铺平了通往万隆之路。

二中国为参加万隆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

19541229茂物会议做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决定后,中国就开始认真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和日内瓦会议相比,中国针对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要显示大国的风范,而亚非会议筹备工作的重点则是尽量不引起其他国家过多的注意,不成为会议主要矛盾的一方。谨慎和低调成为会议筹备工作要突出的主旋律。准备工作所所要达到的目标有两个:取信亚非,孤立美国,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突出和平,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

早在19551月上旬,外交部亚洲司就草拟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周恩来对这份计划草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批示。《计划草案》指出:“茂物会议商定出席这次会议者,共计三十个国家。有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和平中立’国家,也有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其中情况是复杂的。因此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周恩来特意在“主动而慎重”几个字下加了下划线以着重突出。《计划草案》提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任务有四项:一、发扬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二、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三、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四、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又亲笔添加了一项: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草案》还建议中国代表团建立调研组、贸易组、新闻组、交际组等八个分支机构。周恩来又批示:“组织太大,不可以像日内瓦那样。”《计划草案》还提出从六个方面对会议进行准备:一、调查研究与会国家在会内会外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拟议对策,准备发言纲要和提案。设想这次会议是否发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设机构,从而考虑我方应持何种态度。二、准备有关与会国情况的背景资料。三、鉴于与会各国在经济上有困难,想寻找出路,而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以所谓经济“援助”作为侵略的工具,因此,应在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作具体的准备。四、加强对亚非会议的宣传工作,准备在会议期间及时报道新闻及在必要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准备携带电影、书刊、展览品、礼品,以扩大影响。五、由于与会各国中有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六、及早安排住宿、交通、通讯、警卫等工作。周恩来还特别在第三点下画了下划线,并批示“这一点很重要”。[24]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周恩来认为中国对亚非会议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中国代表团不能像日内瓦会议那样阵容过于庞大而引人注目,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应该讨论那些亚非国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经过反复修改44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各同志送交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上述三个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成为中国参加会议的总体方针,而该文件所突出的重点是和平,具体地说就是执行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谋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体的落实仍是消除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反对美国组织和扩大反华军事集团,从而孤立美国。《方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的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随后《方案》将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分为“亚非会议的共同问题”和“中国的特殊问题”两个部分,逐一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方案。在“亚非会议的共同问题”部分,对于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方案》指出,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争取使五项原则为亚非地区的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扩大和平地区,建立集体和平。对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问题,《方案》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如有人一般提出召开国际会议以谋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我不反对,但如果其他国家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提出或暗示蒋介石卖国集团参加国际会议的问题,则必须予以反对。”对于殖民主义问题,《方案》谈到:“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指出军事集团、军事基地、禁运垄断政策等的殖民主义的实质,并指出在别国建立军事基地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犯别国主权的。”[25]这些都可以表现出,中国对亚非会议的政策是要突出和平,表明中国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意愿,从而使美国以中国的威胁为借口组建反华包围圈的主张在亚非国家没有市场。

在“中国的特殊问题”部分,对于台湾问题,《方案》谈到我们支持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会议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建议和印度关于进行外交接触的建议,并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关于所谓共产主义颠覆活动问题,《方案》指出:“严格区分各国内政问题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问题。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谈中,可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如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应指出:内政不得干涉,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传布是无法阻止的;革命不能输出,但同时任何一国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26]在这部分,中国再次显示了愿意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特别是准备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这都说明中国力求不给亚非国家留下中国好战的印象。另外,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不可能反对共产主义,但由于很多亚洲国家都担心当地的共产党进行颠覆活动,中国小心地避免触及这一问题,这也显示了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中求同存异的精神。《方案》还将与会国划分为四类:甲、“和平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乙,接近“和平中立”的国家:埃及、苏丹等;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日本、南越等;丁,“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泰国、菲律宾、土耳其。并指出我们应该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国家,孤立并分化丁类国家。[27]明显是一种统一战线的思路,是中国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战略在亚非会议上具体运用的一个表现。

除了这份《方案》,中国还为代表团的活动制定了两个纲领: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质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具体做法是: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则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于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28]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两个纲领及关于具体做法的规定构成了中国对亚非会议的总体政策。这些纲领性的政策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迅速地做出决断,采取措施促成会议成功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除酝酿上述总体性政策外,中国外交部还草拟了《亚非会议发言提纲》。《提纲》写到:“我们的任务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的目标是和平。和平同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是分不开的。好战分子力图把亚洲分裂为敌对的集团并竭力在亚非地区建立众多的军事基地,这一方面破坏了别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另一方面也严重地威胁了和平。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主张各国人民有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29]虽然,周恩来后来的讲话与这个提纲不尽相同,但是这份提纲体现出中国希望在亚非会议上打起和平的旗帜,竖立和平的形象,从而使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不具说服力。

与此同时,外交部还召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最终形成了《专家们对于亚非会议的意见》。该文件谈到:“专家们主张我国对议题要有机动性,可以注重通过原则性的决议,不必争取具体问题求得解决。特别在台湾问题上,在我国代表的讲话中,自然要对美国帝国主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行为加以揭露和打击,但似不必主动作为一个议题由我国提出。”专家还提出了六点作为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主要努力方向。其中的重点是:“力图使到会各国认识到我国的和平宗旨和睦邻政策,以达到尽可能消除亚洲有些国家对我所怀的疑惧的目的;揭露和批判美国的侵略政策和它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争取同与会国特别是埃及建交,尽量利用机会同与会国代表接触,甚至主动争取一些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以扩大政治影响。”[30]F这则材料再次说明对亚非国家进行增信释疑的工作是这一阶段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关键,也是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外交工作的重点。

通过以上的行动,中国基本确定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总体立场和方针,这些方针正是中国在会议采取正确行动的基础。除上述总体性的方针之外,中国还针对亚非会议分别制定了在经贸、文化和交际方面的工作方案。

由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贸合作非常重视,对外贸易部1955312日制定了《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草案)》。该文件首先对与会国的经济状况及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的前景进行了分析。《方案》指出:“参加会议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饱受殖民地、半殖民地生活的痛苦,渴求独立自主,摆脱贫困。他们一方面对美、英等仍抱有幻想,把其国内建设寄望在外援上;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奴役性的‘美援’也存有戒心,希望能找到新的出路。因此也有许多国家想通过这次会议来试探亚非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对于我国,一方面对我国的强大存有疑惧,可是另一方面又对我国的解放和独立强大表示羡慕,我国五年来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对他们不能不发生影响和吸引力。综上分析,希望这些国家一下子摆脱英、美在这些地区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与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国主要是抱着试探态度,从经济方面来争取这些国家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要稳步进行。我们目前如能插进一足就算不错。在具体洽谈中,要准备有讨价还价,要耐心,但在摸清对方意图之后则又要爽快解决问题。”随后,《方案》阐述了中国在亚非会议上贸易活动的方针:“配合我国和平外交政策,针对上述情况适当地掌握政治与经济兼顾的原则。通过会内会外的经济贸易活动,积极争取和团结各个亚非国家,分化美国势力控制下的某些仆从国家同美帝的关系,孤立美帝国主义,达到扩大亚非和平地区、共同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目的。”在具体做法上,《方案》指出:“采取广泛接触、重点使用力量的方法,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办法,建立和发展我国同各亚非国家在经济贸易上的平等合作关系,要从经济生活上配合政治活动来激发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的觉悟。”[31]

根据这一方针,《方案》详细地制定了针对各个亚非国家的国别活动方案。如针对印度尼西亚,《方案》建议提高从印尼进口橡胶的数量,虽然存在着进口量超过实际需求和支付困难的情况,中国仍准备和印尼签订三年进口20万吨橡胶的协定。对于埃及,《方案》提出准备从埃及进口棉花两万吨,如埃及能够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也可考虑再增加进口棉花的数量。《方案》还特别指出:“必须以亚非国家一份子的地位来发言立论。要亲切谦虚,实事求是。要针对亚非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共同性的问题来说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适当介绍我国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经过和五年来经济建设的初步成就和经验,也不讳言由于我国长期经济落后在进行建设中的某些困难和缺点。”[32]这份《方案》成为中国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经贸外交的指导原则。

除这份《方案》外,对外贸易部还草拟了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关于经贸问题的多份发言稿。在一份发言稿中谈到:“我们欢迎同亚非地区一切国家的政府和工商界人士,随时商谈有关发展贸易和有关订立贸易协定或合同的问题。我们欢迎互派贸易代表团或组织工商团体互相访问和举行经济展览会,并视业务需要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以增进互相了解和增加贸易接触的机会。”发言稿特别谈到:“经济合作和援助必须符合双方国家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对方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不应该附带任何政治上、经济上不利于受援国的条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亚非人民是不会愿意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来换取‘外援’的。”[33]这表示,中国准备在亚非会议上进行的经贸外交,除发展与亚非国家的经贸联系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亚非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是附带政治条件的。

为了对亚非会议做更加充分的准备,就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获得政治局批准的当天,对外贸易部还设想了一些与会国家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并准备了答案。这些假想问题和答案主要围绕两个重点,第一是美国的援助和对华禁运,第二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亚非国家是否能享有平等的贸易权利。针对中国是否反对外援,对美援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中国准备的答案表示:“我们赞成经济上比较发展的国家给予落后国家经济上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应该是是符合双方平等,不损害受援国的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并且不应带有任何政治上、经济上的奴役性的条件。但是美援却不是这样的。”中国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亚非国家与中国恢复贸易,使美国生了气,中国如何保证将来不会中断这些贸易使亚非国家处于困境。中国的答案是:“尽管彼此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只要双方皆有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的愿望,这种贸易是可以持久的。”针对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文件表示:“我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确占很大比重,但是由于我国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亦需要扩大,所以对亚非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我们拟向亚非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很多。我们也可以输出很多为他们所需要的商品。”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否拥有贸易优先权的问题,中国的答案表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一切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我们在对外贸易上并无歧视。”[34]这说明,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目标仍然是孤立美国,同时取信于亚非国家,表明中国既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又是亚非国家的双重国家身份。从而让亚非国家相信有与中国建立发展外交关系的可能。

在文化方面,对外文化联络局也制定了《参加亚非会议在文化友好方面的准备工作初步方案》。《方案》强调“除了平素我们认为是重点的国家以外,应抓紧和我们甚少友好往来或全无友好往来的国家进行工作”,并详细开列了电影、外文书刊、画册、唱片,美术品等十类应该带往亚非会议的文化产品。[35]

在交际工作方面,中国的方针是不要过分突出中国,并特别提出要尊重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习惯。在外交部草拟的《交际联络组工作计划(草案)》中提到:“应通过交际工作适当地表现出大国风度和民族特色。但是由于敌人正在设法破坏会议,散步我国要和印度争夺会议领导权等企图挑拨离间的谣言,因此在这方面不应过分强调或突出,否则会造成对我们不利的后果。如我们出席日内瓦会议,在总理别墅及联络处会客室内陈设中国古玩和其他陈设品,甚至还带去了地毯、宫灯、字画等陈设品,并且在招待会上尽量用中国的食品,以便充分表现出大国气度和民族特色,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种做法对这次会议就不适合了。”《工作计划》还指出:“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回教国家,与会国中很多也是回教国家,因此交际活动中必须注意和尊重这些国家的特殊风俗习惯,否则便会犯错误。”该文件还特别提出,中国代表团要带一名清真厨师,并请外交部内去过印尼或其他回教国家的同志介绍注意事项。[36]外交部在征询专家们对于会议的意见时,专家们特别提到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时“一般场合似可着西服,不必一定要穿中山装,以避免突出”。[37]以上情况都说明,中国希望在会议中不要引人注目,而是作为亚非国家的普通一员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团结。

上述这些会前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为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行动确定了基调,为中国成功地在会议上展开外交活动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三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

鉴于亚非会议情况的复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414日首先抵达仰光,拜会缅甸总理吴努,并与同到仰光的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进行会前的协调。

415日,周恩来、陈毅首先与吴努举行了会谈。针对中美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对立,中国再次向吴努并通过他间接地向美国展现了缓和关系的愿望。周恩来说:“如果美军撤退,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我们也准备按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这一切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刻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38]这是中国利用亚非会议努力改善中美关系的开端。同日晚,周恩来在与同到仰光的印度、埃及、阿富汗、越南等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求同存异的精神将使会议取得成功。他说:“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有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的亚非国家,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同时,他建议在会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建议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39]周恩来强调的这种求同存异精神成为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期间行动的指导原则。为了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三次重要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活动。

中国代表416日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次日上午抵达万隆。4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随后,会议选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大会主席,并通过了会议议程。

当天下午,柬埔寨、锡兰、埃及、黄金海岸和伊朗等国代表团团长相继发言,这些发言都避免触及一些敏感问题。而这种和谐的气氛被最后发言的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打破。在讲话中,贾马利声称在当今世界,有三股国际势力破坏了和平与和谐。第一股势力是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第二股势力是犹太复国主义,而第三股势力就是共产主义。他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它在人民和阶级之间培育仇恨”。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使世界面临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而这种新殖民主义比旧的更致命。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使亚洲和东欧的各族人民臣服于一个比任何旧的殖民主义国家更大的殖民体系。”[40]贾马利的发言使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

第二天,又陆续有亚非国家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一些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开始循着贾马利发言的思路在发言中攻击共产主义,并为美国组建的军事联盟辩护。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和泰国代表旺亲王。旺亲王指出有三件事情引起泰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境内组织傣族人;二是泰国境内三百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三是泰国东北部有五十万越南人。他宣布泰国不得不参加马尼拉条约以保卫自己。[41]而旺亲王的这一番谈话完全是美国所希望的。早在会议召开前3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就曾致电旺亲王,希望他能在会上集中阐述亚洲地区集体安全协定的概念,以及它对泰国的意义。国务院还建议泰国可以阐述有关共产主义颠覆危险的观点,并为旺亲王草拟了讲话要点。讲话要点指出:“亚洲被来自欧洲的意识形态的入侵分裂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控制了很多亚洲的新成员,特别是那个在所有亚洲国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成员——中国,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被意识形态控制的成员正在寻找可以传播他们信仰的场所,结果,亚洲人不得不自相残杀。”[42]由此可见,旺亲王阐述的是美国希望表达的观点,而中国应对旺亲王等人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在与美国争夺亚非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将已经准备好的讲话稿改为在大会上散发,而临时准备了一份充满求同存异的和解精神的补充发言在大会上宣读,这份补充发言成为中国为会议成功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行动。

在发言中,周恩来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随后,周恩来从社会制度、宗教和所谓颠覆问题三个方面对亚非国家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针对社会制度的不同,周恩来说:“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对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关于颠覆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不是对邻邦的威胁。[43]

应该指出,周恩来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会前已经确定对一些国家由于误解和恐惧而进行的攻击不宜采用揭露批判、置之绝境的办法,而只能采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求同存异的和解办法。面对新的情况,周恩来本着这种精神做出了临时性的调整。有学者认为,这篇发言的中心意图在于“对于由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所控制的现存的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挑战,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便具有的‘革命国家’的身份是完全一致的”,“也从一种道义的制高点上对苏联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性统治时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潜在的质疑”。[44]这显然是忽略了这篇发言产生的背景,这篇发言一方面是中国既定的求同存异方针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又是应对伊拉克、泰国等代表攻击的一种临时性措施,是为了回答上述国家的质疑,特别是泰国的质疑,以达到消除疑虑的作用。因此,这篇发言是中国为会议成功所采取的重要行动,而不应该做过分的引申。

随后,会议进入了小组秘密会议阶段。会议一共分为三个小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也称政治委员会,负责讨论重大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再次遇到了攻击,而中国求同存异的外交活动第二次避免了会议的分裂。

421日下午,在代表团团长第四次会议上,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发表了一篇攻击苏联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讲话,而实际上,这篇讲话是经过科特拉瓦拉精心准备的,并在20日就已经通过美国驻锡兰大使馆将整篇讲话稿透露给了美国政府。[45]在讲话中,科特拉瓦拉说:“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我们这里的许多代表也许对它认识不很清楚,而我们之中有的人可能根本不同意称之为殖民主义。例如,想一想在中欧和东欧在共产党支配下的那些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拉托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波兰吧。它们难道不是和在非洲或亚洲的殖民地领土一样,也都是殖民地吗?如果我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那难道我们不是有义务公开宣布我们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一样地反对苏维埃殖民主义吗?”[46]

面对这样的挑战,周恩来首先表示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的观点,保留明天发言的权利。在会后周恩来与科特拉瓦拉进行了接触,当天晚上又与他进行了长谈,就他提出的问题,系统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态度和观点。科特拉瓦拉解释说,他只是想说出心里话,无意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422日上午,代表团团长会议继续讨论科特拉瓦拉的讲话。缅甸总理吴努首先呼吁大家保持和谐,并请科特拉瓦拉不要提分裂性的问题,科特拉瓦拉表示,他并想使会议分裂,不过他真心感到东欧国家缺乏独立,因此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宣言中应当提到他们。这时,如果周恩来对科特拉瓦拉进行驳斥,那么会议有可能再度陷入危机。而周恩来又一次发表了贯彻求同存异精神的讲话,避免了争吵。他首先表示:“昨天锡兰总理发言之后,我宁愿在会后问明他的意图,而不在会上进行争论和答复。”然后说道:“第一,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错,我们各人是有不同的思想意识的,我们各国是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但是在这里进行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这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第二,对殖民主义的解释,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但是对于殖民主义一般的见解,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锡兰总理昨天提到了新的殖民主义。这是另外一种见解,中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他说东欧的国家是受苏联的新殖民主义的统治的。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东欧国家的人民都根据自决的权利,选择了自己的制度。别的人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这种制度,但是各国人民都应该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的权利。对此提出新的解释就会引起争论,这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甚至还从科特拉瓦拉昨天的讲话中寻找出积极的部分,并根据这些积极成分草拟了一个关于反对殖民主义的简短提案。[47]这一讲话再次体现了中国代表团秉持的求同存异精神。

但是,周恩来这篇讲话并没有立刻产生明显的效果。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仍继续在这一问题上纠缠。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一共提出了四份关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决议草案。除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的一个比较简短的草案外,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埃及以及以土耳其为首的九个国家都提出了草案。其中,土耳其提出的九国提案继续诬蔑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锡兰、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缅甸、土耳其和菲律宾组成的公报起草小组来解决这一问题。[48]在起草过程中,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丁,附属地人民问题”做了如下表述:“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49]F这样中国以“一切表现中的殖民主义”这种比较笼统的说法求得了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团结。这实际是满足了一些亲西方的亚非国家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要求,但又避免了点名批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站稳了立场。这一重大妥协是求同存异精神在中国代表团外交活动中的第二次重要体现。

422日下午,代表团团长会议继续举行,讨论《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最后一部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会议再次爆发激烈争论。吴努首先建议各国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指导它们之间的关系。巴基斯坦总理提出了和平的七大支柱,即除五项原则之外,还增加了“所有国际争端用和平方法即谈判或仲裁来解决”和“各国有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权利”。[50]而后一条隐含了为巴基斯坦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辩护的意味。随后,土耳其代表也为土与美国缔结军事防务条约辩护,并说没有这个条约,土耳其就不会存在,还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和平的支柱。而土耳其的发言引起了坚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强烈反感。[51]这就等于在会议上形成了以印度、缅甸为代表的中立不结盟派和由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组成支持结盟派的尖锐对立423日上午的会议上,这种对立仍在继续。伊拉克代表贾马利为西方的军事同盟辩护。而黎巴嫩代表更指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词汇,是斯大林首先使用的,共产党对它赋予不同的含义,而并不像尼赫鲁想象的那样。[52]

面对这种局面,周恩来阐述了中国的看法,第三次展现了求同存异的和解精神。他首先指出:“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他接着说:“在座的有些位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的代表把对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周恩来还表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最后,周恩来总结了七条大家都同意的东西,建议列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作为指导亚非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步采取侵略行为或威胁;互不干涉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53]发言表达了中国代表团顾全大局、团结合作的真诚态度,从而第三次次打破会议的僵局,为会议最后文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代表团三次求同存异的重大外交活动是亚非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424日晚,亚非会议举行了闭幕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亚非会议的十项原则。

除了在会议中体现求同存异精神外,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还进行了大量的会外活动,而这些会外活动大致有两大目的,一是改善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二是通过亚非会议这个场合表达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愿望。中国的会外活动包扩以下三方面:

第一,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东南亚国家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与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一个严重障碍,中国希望通过与印尼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来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从而带动这个问题在东南亚的全面解决1955228日,周恩来在与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谈话时就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同意与印尼进行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并表示,协定的草案完全可以由印尼方面起草。[54]422,《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万隆签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选择一种国籍。在条约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55]周恩来的话说明,中国选择在亚非会议过程中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是在向其他亚非国家显示中国解决与这些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诚意。向亚非国家展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诚意还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那就是通过消除疑虑加强亚非国家的中立趋向,降低它们与美国建立联盟的愿望。4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谊的进一步发展》的社论。在评价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时,社论指出:“很显然,这对于竭力挑拨我国同我国邻邦的关系,制造对立的美国侵略集团,是不利的,而对于主张国际合作的人却是非常有利的。”[56]这就揭示出了签订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战略意图。

第二,发表缓和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423日,印尼邀请中国、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午宴,在席间,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立场。会谈后,周恩来发表了著名的4·23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7]F424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则声明。这则简短的声明一方面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对台海危机可能导致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从而殃及自身的担心,使中国好战的说法不能成立,另一方面也向美国释放出了缓和双边关系的信号。

第三,周恩来广泛地与与会亚非国家进行接触,而这些接触的重点是那些与美国结盟的亚非国家。

在与会国家中泰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与美国有直接军事同盟关系。泰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旺亲王和巴基斯坦代表团首席代表穆罕默德·阿里都曾攻击过中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周恩来与这两人进行接触。在与旺亲王的接触中,周恩来表示,中国不会用云南省的傣族自治区进行反对泰国的活动。中国随时准备讨论和解决泰国国内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58]在与穆罕默德·阿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会根据自身政治与经济的需求进行改变。周恩来还对阿里说:“我们不具有侵略性,来中国看看吧,看看中国是不是具有侵略性或正在进行侵略的准备。”[59]当巴方了解了中国的和平诚意后表示,巴基斯坦参加军事条约组织不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这些军事条约组织有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将不会参与。[60]巴基斯坦是当时亚洲两个反共军事条约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巴基斯坦的上述表态是中国在冲破美国组建的反华包围圈方面的重大突破。

在所有的会外接触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与黎巴嫩代表马立克的会谈。马立克是黎巴嫩驻美国大使,美国曾希望他在亚非会议上代表西方的利益。46日,美国国务院官员亨利·威拉德曾专门与马立克会谈,表示美国希望马立克能作为西方的代言人出席会议,因为他具有杰出的声誉、能力和经验。[61]周恩来并没有拒绝这样一个明显亲西方的代表。在亚非会议后425下午,周恩来与马立克进行了长谈。在会谈中,马立克表示希望能为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发挥一些作用。周恩来首先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随后再次通过他向美国发出了通过谈判缓和关系的呼吁。周恩来说:“我们认识到台湾地区我们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我们认识到那里存在着复杂的国际形势。那么好吧,让我们在桌子旁会晤来讨论这件事吧。让我们和平地解决它,让我们谈判。”马立克对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取得成就表示钦佩。[62]当马立克回到华盛顿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与他进行了会谈。在谈到亚非会议时,马立克说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它赢得了朋友和善意。有三件事情现在是清楚的:(1)对于美国来说不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谈判是困难的;(2)对于美国来说,要反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是困难的;(3对于美国来说,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63]一个本来被美国寄予厚望的西方代言人却反过来称赞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成就,并建议美国应当改变它对中国的敌视政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和求同存异精神取得的巨大的成就。马立克的这种变化也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与中国坐下来进行谈判。

结论

综上所述20世纪50代中期,由于美国积极在中国周边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而亚洲国家有可能加入到这些军事同盟之中,中国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其根本要义是通过善意的行动,展现中国和平的国际形象,从而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种种疑虑和担心,赢得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至少使它们在当时的中美对抗中实现中立化。中国对万隆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会议期间的各种外交活动无不是这一根本要义的具体体现与落实。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对于万隆会议的政策,大约1954年至1957年,中国将很多外交工作都当作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具体举措,如对日内瓦会议的政策,对解决陆路边界问题的尝试等等。

万隆会议的成功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可以分为国家间关系和思想意识两个层次。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表现出的求同存异精神与和平诚意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亚非会议结束后不久的81日,中国就与尼泊尔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530日,中国又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埃建交也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打开了了大门。同年,中国还与叙利亚和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1957年至1958年,中国又先后与锡兰、柬埔寨、伊拉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应该说,万隆会议是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起点。与此同时,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万隆会议后,中国先后与叙利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合同。除了进出口贸易外,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也被提上了意识日程。19566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报告时表示:“由于我们认识到,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64]中国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是从1956年援助柬埔寨开始的。中国于1956年至1959年间无偿给予柬埔寨800万英镑的援助。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从1956年对埃及的援助开始的。为了支持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正义斗争,195611月,中国政府向埃及政府提供了2000瑞士法郎现汇的无偿援助。[65]此后,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开始逐步增加。

从思想意识的层面看,万隆会议的成功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到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乃至发展友好关系是可能的;孤立美国,迫使美国坐下来谈判是可能的;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建设国家也是可能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是至关重要的。八大的政治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66]关于外交问题,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表示:“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67]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规定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针是:“继续巩固和加强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同赞成‘五项原则’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反对大国主义。”[68]八大之所以能制定出这样的外交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万隆会议的成功以及会议后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动力之一。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成功的外交实践表明,通过努力,亚洲国家可以不参加美国建立的反华军事包围圈,可以不敌视中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不能克服,相同的历史遭遇和相似的基本国情反而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与非社会主义的亚非国家之间有了亲近感,毛泽东进而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69]走向亚非成为以后一段时期中国的战略方向。应该说,万隆会议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亚洲地区存在的一些矛盾的基本结构仍然没有改变,是否愿意借鉴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万隆经验,成为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用户名
密码
标 题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