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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语境下中共党史学科话语体系的新构建

——以政治学中层理论为例

作者: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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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16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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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范式,其发端于社会学,后应用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中共党史学科,在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大趋势下,需要对自身学科话语进行必要转换。本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中层理论在中共党史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深度的分析,提出要实现中共党史研究的话语转换,需要学者们紧跟国际研究学术前沿,并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尽最大可能以社会科学概念和框架来分析实证问题。中共党史研究今后发展应主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是学科区分为导向;要立足史料,但不能仅限于史料;理论创建的自觉性,但不能空谈理论。惟其如此,才能摆脱中共党史学科只有材料没有理论方法的尴尬境地。

【关键词政治学;中层理论;中共党史;社会科学研究;学科话语转换

 

作为人类知识整体之构成部分,任何一个学科发展和进步其自身的理论创建和其整体知识界的贡献紧密联系的,而理论创设与对知识界的贡献有时又往往不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个学科可以独立完成的,于是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成为知识创新的常态。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具体到本文所要涉及的中共党史学科,从其在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与知识体系中被创建之日起,该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便基本上遵循了历史研究的路子,然而在其在学科门类划分上则归入法学门类下政治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换言之,以史学研究为其基本研究方法和路径的中共党史学科,本身所诉诸的问题却较多为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之重大问题因此政治学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涌现出的理论装备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既能够达到使其学科话语转化、从而与国际研究接轨之目的同时亦能提升中共党史学科作为社会科学之重要构成部分的科学性,从而使该研究领域逐渐成为理论的创新地不再单纯是理论的运用地。本文以笔者长期关注以及自身研究所遵循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中层理论为切入略论中共党史学科话语之转化以期能达致学科间相互借鉴、理论发展与知识贡献的目的。

 

 社会科学中的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range,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20世纪50年代提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范式。[①]此处需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的是,中层理论一词并非一个个体概念,即并非意指某种单一的理论框架;相反,它一个集合概念,即表明一系列具有相似特征的社会科学理论。事实上,默顿提出“中层理论”是对当时另一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倡导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一种批判性回应[②]默顿认为,那些热衷于宏大理论的学者们对科学的认知存在着一些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他们认为人类的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第二个误解是,他们认为所有学科都处于同步发展状态。然而实际上,现在还不能出现社会科学中的爱因斯坦,因为我们尚未发现社会科学中的开普勒,更无法提及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或普朗克等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的重量级学者。第三个误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有时错误地估计了自然科学中物理学理论的实际状况,至今的物理学研究者们仍未能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因此,默顿指出,社会科学理论要有重大发展,第一步就是先要发展能接受经验验证的假设基础上的具体理论,然后才可以形成综合性的概念框架,而不应急于直接建立宏观大理论。他说,社会科学只有(但不是唯一)注重发展中层理论,它才会前进,而如果一味地强调整体的理论体系之创建,便可能会导致停滞不前。

具体而言默顿所提出中层理论主要指的是那种是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状态,用默顿原话即介于日常的惯例研究工作中所提炼出来的细小然却必需的假设,与用以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的各种一致性所创设的系统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种尝试[③]默顿提出该理论目的,乃在于解决宏观(结构功能主义)与微观(行为主义)理论之极端发展而出现之困境,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以经验和实证为基础,回归实证主义传统。总结起来,中层理论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1) 它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根据这一理论是可以通过经验加以验证的。如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角色冲突理论、参照群体理论,等等

(2) 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一般由几组有限的假定组成,且通过逻辑推导可以从这些假定中产生出能够接受经验调查证实的具体假设

(3) 它开放的领域,中层理论可以融入到所谓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之中去,成为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也可以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提供新颖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4) 它具有联系性,中层理论能够使研究者区分出社会科学的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从而在研究中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

(5) 它传承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是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直接延续

(6) 它并未认定自己可以对当今一切紧迫的实际问题提出理论上的终极解决办法,实际上更多地是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指明了未知的领域或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受到社会学理论方法发展的影响,西方的政治学界(尤其是在政治科学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讨论并引入中层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反思政治理论发展方向而产生。简单来讲,西方学术脉络中的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即宏观层面上的宏大政治理论与微观层面上的行为主义理论。在典型宏观理论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古典作家都力图通过对人性、社会、国家、政府、法律体系等元素的哲理思考与分析,进而构建一种系统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方向的特点思维深邃、视角宏大深远、与政治哲学史政治思想史发展密切联系,然而也过于抽象、过于宏观进而使研究者无法对其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检验。针对这种情形,微观视角逐渐兴盛的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兴起,并逐步在政治学中占据主流地位。这种行为主义理论宏观理论之道而行之,主张通过具体实证的考察、经验分析去研究那些可观察到的、且可被测量的政治行为,学者们试图通过对群体和组织中个人行为和心理的科学性分析,来窥视和理解整个政治社会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制度安排。毫无疑问,这一行为主义路径要求学者们把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解建立在个体的反应之上增加了学者们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细节和过程的理解,然而它的问题在于,有时也过于着眼于具体的、单个的案例细节描述与考辩因而缺乏普遍性。

有鉴于此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学逐渐发展出了一种与社会学相应的中层理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弥补上述两种理论方向之间的差别,将二者进行一定的整合,既注重研究的一般性意义,同时又规定研究的有限性和开放范围。具体而言,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层理论既关注一般的普遍的涉及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问题,又强调研究的实证性和可检验性;既注重研究所得出结论一般性意义,同时亦注重研究具体问题时限定性理论解释范围。另外,在研究对象上,使用中层理论的研究者更加强调对制度机制、组织结构、团体行为的研究。

默顿所提出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类似,政治学中层理论亦有类似特征,即实践检验性、范围有限性和联系性。实践检验性,强调理论的可验证、可观察性,要求研究者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找到理论建构现实依据。范围有限性和开放性,即表明中层理论研究的结论只涉及有限范围内的事物,不要求能解释所有现象,只要在一定的限定条件中不存在逻辑矛盾和事实冲突就可被认为是有效和有建树的。联系性,即意味着中层理论强调能够建立起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的对话桥梁,成为微观理论抽象总结的有效途径。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理论可以包罗万象,解释一切中层理论便是严格遵循此种规律,其并不期待解释一切现象,只是对所涉及具体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中层理论的提出就是建构宏观性研究与微观性研究之间的桥梁,这是它的联系性所在。

在更深层面上此处我们对于中层理论的认识还涉及到理论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在上文基础上,笔者在此尝试以approachtheoryhypothesis这三个词对应宏观、中层、以及微观理论以期厘清概念使用方法论思维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在中文中,上述三词均可译为“理论然而各自所指代的意义范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④]简单来说,approach可被理解为研究路径,它意指一种在宏观层面上某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进入渠道,即我们应该该具体问题放置在何种理论背景之下进行解剖(是以结构视之还是能动视之)是理论构建的前提theory可理解为抽象的逻辑框架,它指代了一种中观层面上具体问题、具体现象的元素进行逻辑归因之后的一种因果关系(主要由因变量自变量构成),一个theory可以由一组或多组因果关系逻辑链构成其特征为它们都是由实证经验而来;hypothesis可被理解为理论假设,它主要是指从微观层面观察到的、具体的经验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之前的一种猜想但这种猜想不是凭空之论,而是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猜想,提出猜想之后仍需进行其他实证材料之验证,方可完成一次理论构建一个hypothesis就是一个因果关系(或是强相关关系)一个或几个hypothesis可以构成一个theory。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就是解释某个具体现象的一组几组因果逻辑链,经验研究就是大量实证材料证明这些因果逻辑链的过程。中层理论正是经过此种经验研究之后所提炼和总结出的理论

基于上述对理论以及中层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构建的尝试,仍有很大提高的空间,故笔者将在下文西方政治学中的中层理论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代表作为例来尝试进行一番探讨,指出这种理论构建不仅可行,而且完全必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代表作依据作者本人的阅读经历与知识储备所作出的选取,乃是一种不完全归纳,难免有挂一漏万或者举例不当之处,尚待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二 政治学中层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

代表作: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⑤]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西方学界中研究文革的发动原因和运作机制来认知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之趋势在一段时间蔚然成风。在现有成果中,以毛泽东为中心研究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长期占主流地位的“伟人史观”的表现。毋庸置疑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否认毛泽东作为发动者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亿万人民的广泛与,文革也便不成其文革了于是,王绍光教授决定将分析重点放在参与者——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从而提出了如下问题,: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广大老百姓为什么会投身文革?在具体政治运动实践中,群众为什么会分化成水火不容的派系?在一般意义上,大众参与的行为模式有什么具体特点?文革中的大众参与是否应证了这些特点?这些便是该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本书是王绍光教授在于康奈尔大学政府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在该书出版之前英文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文革的学术作品绝大多数为外国人所作。而不管这些前人著作关注文革的整体运行机制,还是在文革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现象,主要观点大体上都是认为在那个特殊时间段,所有被不受约束的激情与疯狂支配。便是有关文革作为政治运动的发动原因和运行机制的一些既定理论(existing theories)通过对自己家乡武汉市从1966至1976年地方档案和重要文献的梳理,王绍光发现,基层的文革参与者们都听从了毛主席的召唤才激情澎湃干起了革命,然而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环节上却都背叛了毛主席的期待比如毛主席号召斗私批修基层群众在参与运动中却没有哪怕一分钟忘记过自己私利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所有宣称自己是忠于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是遵循最高指示进行革命的,然而在基层运动实践中派系的分立却多如牛毛实证材料所揭示的现象显然无法用前人既定理论揭示,此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便需要研究者在实证材料基础上提出假设,构建新的理论以解释上述现象。

王绍光认为在疯狂的表象下,基层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即,他们的行为源于他们的理性。与前人既定理论相比,这便是一个新理论(即提出了新的因果关系逻辑链)。作者认为,群众对毛主席的崇拜,源于毛那种按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来规定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charismatic leader)。[⑥]然而问题在于韦伯也好其他学者也,当谈超凡魅力领袖现象时他们似乎都认为追随这类领袖基层群众们必然会丧失理性分析能力。经过研究王绍光发现,文革参与者并不是这样(至少武汉的文革参与者并非如此)。如果他们真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只会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进程决不会混乱到连“伟大领袖”难以驾驭的地步。那么,对超凡领袖的崇拜与个人的理性选择之间是否可以并行不悖呢?王绍光认为是完全可以的,通过研究,他指出,个人崇拜事实上两个维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感性认知维度)另一方面,崇拜者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并阐释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化个人利益(理性认知维度)。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同一信息(往往以模糊的形式出现)的解读有可能截然相反,而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

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当代中国政治的典型代表,其研究方法为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入个案研究,研究所需数据来源是地方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关键人物深度访谈。可以看出,王绍光教授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其在实证材料所发现与既定理论之间的问题,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基础上,经过自己构建因果关系逻辑链完成了一次理论的创建。诚然,该研究基于一地实证材料进行的,总结归纳的理论是否具备普遍的解释意义,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理论构建与方法应用而言,仍不失为中层理论的一个极佳典范

 

2.比较研究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

代表作:谢淑丽Susan L. Shirk)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⑦]

由于一些不可控因素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如文革研究)相比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从成果数量和研究者规模来看都略显单薄此一现象,中外学界皆然。但是,即便如此,注重发现和挖掘新史料文献档案并主要对其进行文本分析的国内研究相比,国外研究者根据已有的资料和对当事者大量访谈所获取的信息,可通过新的视角进行理论创建谢淑丽教授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研究著作便是这一路径的代表性成果作者在撰写该书之时,正值中国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大变革的关键节点。概言之,国际上,苏联东欧地区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政治改革亦出现步伐过大、缺乏广泛共识问题因而出现政治动荡进而直接导致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走完十年历程,既有累累硕果亦有种种问题,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仅就该书所涉及的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未触动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即有限的行政体制层面的调整)就能够把经济改革推进既深广,取得改革成就的同时亦未影响基本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稳定,然而同样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在推动本国改革时却最终导致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双重挫折?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的?这便是作者试图通过本研究要解决的因果关系逻辑链。

谢淑丽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政治逻辑引领苏联改革的则是一种“经济逻辑”。对这两个概念不能简单从字面来理解,好像经济改革就应该遵循经济逻辑,进而认定苏联改革似乎应成功。事实上,“政治逻辑”也好,“经济逻辑也罢,体现的正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具体指在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进行经济管理和改革,苏联改革的“经济逻辑”则意指首先变革政治体制以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前者背后隐含的是政治权力决定经济结构的论断,而后者则体现了经济结构决定政治结构这一基本关系。作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具体而言,即调整党组织行政机构关系的同时仍不放松对经济改革进程的全局把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书中详细研究了五个中央级的负责经济改革路线设计和政策实施的政府机构)比苏联相对应的机构更具灵活性、且更少受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制约。通过对大量中国高层官员的进行深度访谈,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路径下,作者认为上述灵活性和较少的计划制约性,使得各个中央机构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理性选择,其合力结果便是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和广泛。该书作者在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路径下提出了大胆的理论假设,是对理解中国(及其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改革进程中政策酝酿、制定、实施等具体过程的重大理论贡献。

谢淑丽教授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政治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质性研究方法多案例比较研究,其研究数据来源为大量深访谈相关档案资料。在笔者之前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曾有人提出质疑称谢著不应被视作正统规范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事实上,从研究对象上看,我们毫无疑问应该将其归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从研究路径和理论方法上这一研究却也是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处需要补充的是,冷战时期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政治学系的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对前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研究就是比较共产主义这一项目。当今活跃于美国知识界、政界及其他领域的大多数中国通学者,早年间都是这一比较共产主义项目所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等)。这一项目虽然随着苏东剧变而渐次成为尘封的历史,然而其当年所依托的比较政治学学科以及比较研究领域所产出的诸多理论却是当今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优势,同时也或多或少折射国内该领域的尴尬境地。前者的优势体现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均能以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就具体问题不同角度提出解释框架,极大的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储备;而后者的尴尬恰恰体现此,国内中共党史研究更多的是为他人的研究提供最新资料和数据很少更进一步在自己新发现的史料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观层面的解释性框架(即中层理论

 

3.依托组织社会学而形成的科层理论

代表作: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共产党社会新传统主义》[⑧]

一如上文所言及,中共党史研究实际一个范围甚广、领域甚宽、可挖掘之潜力也甚多的学科,研究对象既应该涵盖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历史阶段应该包括中观层面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经济组织管理及其对各种政治及社会关系的治理。毫无疑问,本书作者沿着第二个方向所作出努力的佳作长期研究政治社会学的魏昂德教授,其研究起步的着眼点是微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企业内部的党群关系,而通过此研究其背后的理论关怀则是宏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中经济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影响)实际中通过此研究所进行的理论创设则又是中观层面的(新传统主义的科层结构)。本书作者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与组织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激励未能给大多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强劲的动力?为什么在一个大力宣传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现实中却也分为三六九等?如何理解一个典型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科层与权威的关系?作者试图在本书中通过对改革开放以前工业企业内部党群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深入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魏昂德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即党组织对群众的领导中混杂的传统社会的扈从体系与个人化的效忠形式构成了工业企业中的权力关系以及决定的社会结构,进而导致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与组织内部阶层分化。更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单位(书中所描述的工业企业)可被视作-体制的自然延伸(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Party-state system),通过理解某一类单位中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就能窥斑见豹,得以获得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结构框架的图景。韦伯艾森斯塔特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笔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便是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化之一,便是政治依附关系的剥离。[⑨]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无疑也应该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通过对档案资料公开出版物、官方报道的文本分析以及对大量当事人(数百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企业中工作干部和工人)进行的深访谈魏昂德教授发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至少在部分组织中,仍然存在政治依附关系,只是表面上增加了一层党组织对群众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一如谢淑丽的研究,魏昂德借助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的科层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对经济组织的治理史研究,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理论创建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典范。

 

4.精英研究为基础的精英代际替换理论

代表作:康蓬(Thomas Kampen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集体的演进[⑩]

笔者不惴浅陋,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方法有过这样一种分类,把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机构重要领导人、不同阶段指导思想等问题,并以正统史学研究方法为依托的作品称为硬党史研究;而相应的,把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中共外围组织、涉及中共的广义中国问题内容,并辅以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作品,称为“软党史研究按此分类德国新生代汉学家康蓬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这部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集体演进研究对象的著作,便毫无疑问可被归入硬党史研究一类事实上,本书也奠定了康蓬作为新党史学派学者的地位。该研究的起点实际上是熟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学者都知晓却又或多或少都感到有些模棱两可的一个问题,即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标志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们全面执掌中共中央,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开始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再到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十四年间,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实现了从“留苏派”到“本土派”的演进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精英转换?其内在机制怎样?这一演进所折射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对后世又有怎样影响?这些是作者在本书中考察和试图解答的问题。

康蓬以精英集团派系替代模型为其基本的研究框架,指出,主导西方中共党史研究学界的“留苏派”先取代李立三“留法派”进而又被毛的“本土派”取代这一精英替代模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谓“28个布尔什维克”留苏派进入江西苏区架空泽东为代表的苏区地方领导权力的分析亦与事实不相符。中国共产党其成立之初实行一条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武装暴动路线这一路线遭遇挫折中共转而进入农村地区开辟了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革命路线和历史阶段,在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中共的领导体系实际上并未发生突变性的置换,而是一种渐变;此种渐变现象与领导人个人政策导向、共产国际支持、以及该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都紧密相关。

作为“硬党史”的代表作,康蓬的研究方法属于质性研究方法深度个案研究,其数据来源为大量原始档案、官方文献和一手资料。这里要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有其自身特点,以对一手史料搜集与分析见长,人文主义色彩浓厚,所承继的是欧洲汉学研究一脉的衣钵[⑪]与近代科学影响甚深的北美中共党史学界相比欧洲大陆中共党史学界社会科学色彩或许略逊一筹,但仍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或许能从后者身上看到更多自己的影子。

 

5.以革命和社会运动为基础的资源动员理论

代表作: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安源:挖掘中国之革命传统》[⑫]

费正清当年研究中国,曾把中国革命看成是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部分,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自身反倒更加茁壮成长起来,同时其对中国社会的领导和治理也并未如一些西方政治家所推测的那样陷入不稳之境地。因此,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就指出,上世纪主导世界共产主义的是苏联,而本世纪主导社会主义的将是中国共产党。裴宜理对此也有类似的观察,所要诉诸的问题是基于这个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体现出与俄国革命截然不同的轨迹,如何理解这种不同?为什么都是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路径、过程、结果竟然如此不同?中国共产党何以能获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更进一步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早期领袖们如何能感召这么多中国人跟随他们闹革命呢?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不少学者已经给出了各类解释与答案。为形成自己的解释框架,裴宜理提出了“文化定(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组概念,在此基础上指出是因为早期领袖们苏俄模式和意识形态充分本土化,使其变得易于中国接受,从而使得外来意识形态工具所进行的革命动员获得了显著的成效。

裴宜理研究,实际上是从其擅长的社会运动理论来寻找思想来源,这便是资源动员理论。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以李立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学说移植到中国语境时,巧妙的、创造性的使用了动用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似因素,将一度与中国社会经济土壤不相适应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以及共产主义制度转化为可为大众所熟知并接受的事物,从而使得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同时,裴宜理指出,毛泽东等人把苏俄模式本土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性适应性特征被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继承下来了在与德国著名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共同主编的新著《毛泽东的隐形手》一书中,裴宜理等学者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和活动史(自身组织发展史和对国家社会治理史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涉及治理的重要事件案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上述革命斗争年代所展现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得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治理手段得以应对当下这种充满不确定的发展进程。[⑬]

安源一书中裴宜理的研究方法也是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个案分析其数据来源为大量的深度访谈和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她曾深入安源当地进行长达数月之久的实地考察,对生活在现代工人们以及当年参加安源工人运动的工人后代都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可以说,这是一不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反思自身的研究。

 

三 结语:话语转换与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的构建

 

上述政治学中层理论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代表成果所作,无一例外均为海外学者学术训练出身为衡量标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遵循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路径,坚持小处着眼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其一直以来的理论关怀。不论其具体研究对象为何,学者们都能够在学术史脉络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即能够为人类整体知识之进步做出一定理论贡献可以说,他们有种理论创新推动知识积累的自觉性但又避免了空对空的概念炒作。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上述代表作就是完美无瑕、其理论创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上它们也有不少问题。具体而言,首先,这些研究成果或多或少都带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这主要源于学者们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这些因素都使得研究者们易陷入割裂事物、人物、思想、社会背景之联系不利局面。其次,上述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历史和组织体系展开研究的学者们,其学科背景不同、学术脉络各异研究方法各一、研究路径不同,因为他们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贡献略显分散和碎片化,不宜进行更高一层的归纳。再次,西方学术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然而其话语体系不同,学者们的视角广阔,对同一问题展开研究时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因而他们能够展示某一时段横切面下历史全貌,对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这容易产生一种在各自学科体系内自说自话,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困境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指向着一个问题,即学术研究的话语转换,具体而言,便是中文语境中对理论使用的话语转换。

毫无疑问,本文所选取的各位学者在他们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并非能解释一切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理论本身的美感。我们在读完这些学者的著作之后,虽然不见得全部同意这些作者的结论,但我们几乎都认为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而且也能为后世研究提供理论创新基础和出发点。然而,遗憾的是,中文语境下长期以来人为造成的“理论”这一词汇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使得几代学人无法完整理解与欣赏纯粹科学研究中的“理论”的美感。应该说,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科学研究,其各个领域的理论都具有可简约性、归因逻辑性、可证伪性以及适用有限性等特征;同时,理论无法脱离实践而单独存在,理论被提炼以及被提出的功能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可简约性,即学者们所提出的任何一条理论(包含假说、推断等)都可以抽象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它所揭示的就是若干因子之间的关系,以抽象形式足以表达清楚,而不必大费周章的以连篇累牍的文字堆砌出云山雾绕然而却空洞无物的篇章。系统性,即意味着任何一条理论所揭示的若干因子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理论所阐明的不同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知识系统,或为因果、或为强相关,因此它必定会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可证伪性和适用有限性这两个特征是密切相关的,意在指明任何一条理论都可能也可以被挑战、被证伪,任何一个抽象论断的产生都是基于研究者对部分现实环境的观察和分析,且任何一个抽象论断都只能为部分现实情景提供解释性框架,故囊括一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不存在的,那只能是教义和信条。行文至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近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得以奠定并发展的哲学基石,这便是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reason)。理性隐含着两层涵义,一曰客观,一曰怀疑。客观意味着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以及挑战的)理论论断都是以外在的实际存在为依据的,并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怀疑则意味着研究者们所提出的理论论断均是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审视现存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完成的。理性不同于信仰,正如科学不同于宗教。宗教信仰要求信者对之采取无怀疑不提问的态度,只要坚信即可获得精神感悟和灵魂升华;而科学则要求研究者们首先具备怀疑之精神和批判之态度,只有如此才能推动人类知识系统之进步。

不过,“理论”这个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传入中文语境的舶来品,至今尚未被全面理解。或许,作为近代化的另一产物,没有哪个社会比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更加频繁的使用着“理论”一词,我们甚至有一个专门进行理论创作和阐释的“理论界”;然而,除了从这些被创作和被阐释的理论中获得一头雾水以外,我们仍无法理解、更无法欣赏理论应有的美感。其实,理论的美感既在于其简约,更在于其是不完美的(即可证伪性及适用有限性)。科学不是真理,它之所以吸引人,乃是因为它总是错的。

有鉴于此,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今后发展中,要在其既已形成的史学研究脉络中更多的注重理论应用和创新。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理论研究与阐释,更是要把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掌转型中国的政治组织放置于社会科学体系中,以新的社会科学中层理论和视角来应用于对中共的实证研究,进而在今后逐渐变为以对中共的具体的实证研究来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炼新的理论。所以,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发展坚持以下三个方向。首先,要主要以问题为导向,而尽量减少学科界限思维的影响其次,要立足于对史料等实证材料的挖掘与掌握,但不能只有史料或者只是史料和实证材料的简单堆砌再次,努力以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来规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重视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以及从实证研究中提炼理论但却不能空谈理论。本文所选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要转换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自身的研究话语要认识到其本身并高深莫测的、宏大的叙事,而是触手可及的、可经验材料检验的因果关系逻辑链惟其如此,才能逐渐摆脱中共党史只有材料而没有理论方法建构的尴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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