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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中的农民与国家关系:观察现代中国构建的一个视角

——以抗战时期的晋陕根据地为例

作者: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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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16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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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0年后根据地面临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为巩固社会秩序、保障部队供给,边区政府加强粮食征收力度,此举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和抗拒。为解决矛盾,政府在征收方式上先后诉诸干部调查、群众监督、派遣工作团、民主评议开群众大会等办法,有效抑制了征粮中实际出现的命令摊派、隐瞒包庇、徇私情和干部贪污问题,假报可耻、拒交受罚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国家取得了控制和汲取农村资源压倒性胜利。然而,这种公权力的扩张和社会矛盾的解决,并非一种常态化的现代方式,而是以农民丧失自主行为能力为代价,并且这种国家与农民的不对等关系在建国后继续沿用,成为新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和政治底色。事实证明,中共在革命时期虽可“马上打天下”,未可“下马治天下”。革命虽取得胜利,却极易陷入过去的窠臼。如何避免黄宗羲定律”,走出历史的三峡,建立正常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公粮征收  国家与农民关系  现代国家建构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对农民参加革命影响最大的,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还有一个粮食问题,特别是征粮问题。这个问题始终贯穿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的整个进程。征粮问题的本质,不仅涉及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形塑和决定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界对革命时期征粮研究的观点主要有:一是对公粮征收的经济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征粮解决了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不仅限制封建经济,还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奠定建国后的基础[①]。二是重视征粮问题所衍生的社会影响。有学者指出征收公粮虽为边区政府解决当时财政经济危机所必须,但也导致干群关系、官民关系的紧张,甚至引发匪乱[②]。第三,注重征粮过程中蕴含的制度机制的革命性和建设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公粮征收中累进制的实行、调整与固化,强调这种经济制度对以后革命和建设时期处理征粮问题的正面积极意义和历史借鉴意义[③]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由粮食问题衍生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既与严密有序的政权结构和暴力压迫有关,也农民主动接收国家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密切相关进而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塑造乃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结果。[④]

以上种观点,笔者认为都有进一步讨论和深化的必要。第一,公粮征收虽解决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危机,但“在粮言粮视角并没有革命战争背景下“征收”背后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完全清楚从而无从探究这一经济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第二,抗战时期累进制的出台固然对解决粮食问题功不可没,但不宜过分放大实际上这种观点体现了一种“集权主义”假设即认为边区制度与实践、意图与实施、政府与社会之间是“按电钮”的关系因此根本无需追问在实际条件下上层宣布的、下层执行的是否就是上层的真实意图[⑤]从而遮蔽了大量真实复杂和全面的历史场景,同样也无法理解在征粮过程中党和边区政府施行“工作团”、“评议会”、“群众大会”等其他征粮机制由来实践价值。第三,征粮引发农民不满并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现象贯穿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等各个阶段然而,学界并没有将整个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粮食问题统合起来,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前后产生的关联与互动。“合谋”论的观点不能完全解释,为何建国前后土改和农民与国家的“合谋”农村仍大量出现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及随后以此为斗争目标所展开的各类政治运动。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如不解决,就很可能使我们不能确切理解如下问题:(1)如何认识粮食问题和国家征粮的意义,即粮食政治之于中共革命及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具有怎样的现代意义;(2)如果说,粮食问题在中共革命时期能得到较好处理,问题并不突显那么为何在建国后会反复大量出现并由此成为一个极重要的突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3围绕农产品分配,建国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组织与个人关系为何会越来越尖锐以致埋下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陷入困境的种子,群众斗争思维故态复萌,进而引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等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重新成为农村工作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

基于此,笔者认为征粮问题应给予全面、整体和连续的分析。因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纳入20世纪中共革命和建设的动员、控制与整合的大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在这一过程中,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既要宏观的把握上层的方针政策,也要微观的考察下层的操作实践;既要重视粮食问题解决的经济价值,也要注意根据地农村工作机制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对建构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影响为此本文抛开征粮中的经济因素不谈,主要围绕边区征粮的行政工作机制,特别是工作团入户调查统计、开评议会、群众大会、塑造反面典型等工作机制的运作以晋根据地为个案对抗战时期边区征粮形成的工作机制及由此成形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组织与个人的关系进行再探讨,并求教方家。

 

一、问题出现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农业大国。中共建党后不久,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就纳入了中共革命的视野。而对农民和农村影响最大的,就是粮食问题。因此征粮始终是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的重要内容。抗战爆发后,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战备资源,重要性更加凸显成为边区政府每年的一项例行工作保证征收公粮的公平合理,1937年10陕甘宁边区正式出台累进这是一种按各阶层居民占有土地多少和收入多少,分为若干等级,定出不同税率的粮食征收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对土地少、收入少的农民,税率从低个别土地很少的贫苦农民甚至可以免征而对土地多、收入多的地主,税率明显提高。该制度施行初效果显著,政府定额不仅按时完成往往超额[⑥]究其原委,人口少特别是军队与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少,带来税率低、农民负担轻主要原因例如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农民粮食负担比例分别为0.79%、0.78%、3.63%和6.29%[⑦]因此征粮易于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征粮虽然意义重大,但粮食及农业税占边区财政比重不高,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50%-86%来自国民政府拨款和国内外人士捐款[⑧],边区可以从外界获得较多物资援助边区财政较为稳定,因此征粮任务并不繁重、指标也不太高。

然而这种情况到1940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地多位于经济落后、环境恶劣的偏远山区,粮食产量低。随着中共扩军和边区政权的逐步完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数迅速增加,党政军部门用粮需求急剧增长。据统计,截止1940年中共党员已达80万,军队50万根据地人口约为1亿[⑨]。其中仅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山西新军就发展40多个团、人数达7万余人。而此时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却因日军的入侵不增反减,大量农田因战争荒芜。此为一。第二,边区外部形势日益严峻,边区财政由于外部援助的切断而捉襟见肘 1939年抗战陷入僵持加大对根据地的军事扫荡1941又开始对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治安强化运动”,冀图扩大和巩固占领区,摧毁抗日政权。日军的残酷扫荡,使根据地遭受了空前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根据地人口下降到5000万以下,军队也缩小到30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⑩]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大幅削减财政补助皖南事变后进而实行封锁严禁军需物资进入边区,其他外汇无法进入和兑现。在这种情况下,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很快出现亏空拖欠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使中共军队的后勤补给和抗战革命岌岌可危,部队的物质生活很菲薄,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发三分钱。特别感到困难的是粮食,部队经常处在行军作战的环境,吃不上饭,吃黑豆也有限度,有几个月每人只能吃4两粮(16两秤),伤病员不过7两。由于没有一定限度的营养,害夜盲眼及肠胃病者,数量很大。”[11]毛泽东事后自承“这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五年来所遇到的最大一次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2]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扩大负担人口,比例迅速由30%扩大到80%,征粮数额也大幅增加。1939陕甘宁征粮5万石,1940年提高到9万石,1941增至20万石,1942略有下降,但1943、1944年又增加到22万石和21万[13]如此一来,农民负担陡然加重。在陕北农民每亩负担1937年的0.16升提高至1939年的0.52 1940年到0.83升,相较抗战初农民负担加重35[14]1942年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一般农民的全年平均收入只有300多斤小米,本来只能勉强维持生产和生活的最低需要,交了60多斤公粮以后,剩下只有200来斤小米,最低需要也就难以维持了”。[15]面对沉重的公粮负担,农民苦不堪言。有人埋怨这一下就刮光了明年就活不成了。”[16]1942年林伯渠在陕甘宁政府工作报告坦言“这几年的负担是重了些”[17],1948年南汉宸回忆说“(1941)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18]

 

二、农民的抵制

此时作为根据地农民的“最大负担”[19]从农民手中征得困难极大。为解决这一问题,边区政府一方面修改累进税、鼓励春耕、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大力强化边区自上而下的征粮工作机制。在这种行政化的命令体制下,基层村干部由于具体落实而角色吃重然而这些基层精英权力虽来自党和政府授权意识形态却并不能完全认同革命加之征粮时间紧、任务重和疏于监督防范,干部擅权很难避免。此时对村干部而言,完成任务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下命令如晋西北岚县为贯彻行署2个月完成征粮任务的要求,岚县政府命令区政府半月完成,而区给村政府提出的要求则是1周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为尽快完成任务往往实行“抓一把”的突击方式,用“吊”、“打”、“坐”(老虎凳)、“压”(压杠子)、“挖窖”、“没收”、“扣押”、“处罚”的方式强征粮食[20]一些干部擅自制订“标准收获量”、订“标准田”,普通农民收成向最高产量“看齐”或在群众报出的“实在产量”上,随意加上几升或几斗[21]甚至有干部威逼利诱农民“你们应该再想想,这还可以增加些,不然,完不成任务,政府一定会更动比例,那你们就吃亏了。”所以不如“摊开算了。”[22]对此农民极为不满,要告村干部征粮不公,但区干部威胁说“谁要告村长,先就超谁的粮”,结果“一个帽子压得老百姓,说也不敢说了。”[23]强征、摊派外,征粮中还存在严重的徇私不公、粮食浪费现象。干部“希望自己少出点包庇亲戚朋友以及加重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事差不多各乡区都有。” [24]一些机关亦由于不重视公粮保管和运输,导致损失者亦非少数。[25]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心理健康都受到极大伤害。农民的经济理性决定他们不愿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命令安排,而是尽可能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于是农民在缴粮时虽不敢和政府发生直接、公开地对抗,但是缴纳坏粮、拖延抗缴、破坏生产、瞒报产量、相互包庇等隐蔽、非暴力等隐形抵制却赫然存在,经常为农民采用。例如农民利用村干部不负责不认真、怕得罪人的心理,“借口收成不好为理由,故意缴纳次粮或坏粮,如把肥大的粮自己采去,把瘦小的交公粮,或者在折扣小的粮内来些折扣大的粮食如白面里拌草黍面”;有人“借口刚从地窖挖出为理由在粮食里拌水,如在黍面里面拌煮熟的山药蛋,和喷水渗沙”;还有的“借口来不及整理为理由,在粮食内拌土,如在莜面里拌白土,米面里面拌泥土,江豆里面拌红石子”。[26]与此同时,还有农民借口靠近敌区拖延迟交或故意不交,甚至干脆将牲畜卖掉或闭门歇业、弃荒不种。[27]为表示抗议,1941年陕北华池县“受灾婆娘、小孩、老人甚至每至吃饭时即到区府吃饭(要饭)很长时期就()阻止不住。[28]

为避免上述征粮工作中出现的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掌握政策实施中的农民土地状况、家庭收入、经济财产和粮食生产的具体状况晋西北边区政府指示各级政府必须派遣专门干部,逐户对农民进行实际调查。然而,农民对此不是躲着不见,就是在登记时以多报少,不愿将自己家里的实情报告干部。有干部反映,农民“平日整日拿着烟袋在街头路口闲话,而现在都躲在地里,一个也不见了。”[29]既使缴粮,农民也有意“把平地报滩地,场地报坡地,大垧报小垧,在粮食方面以多报少,大口袋报小口袋,有夏收不报夏收和多报人口等等”。[30]还有人明明从事其他经营(如买卖牲口等),雇短工种田,但实报土地和产量时却故意隐瞒收入来减轻负担。[31]不仅如此,农民间的相互隐瞒、互相包庇亦蔚然成风,“不仅不说自己的,连对方的也表示讳莫如深”[32],“村干部一开口就被认为是调查,有的群众便推诿不言了”。[33]还有一些地主暗中联合佃户、拉拢农民,企图“集体包庇隐瞒”,旨在降低产量,减少负担。[34]一些地方甚至全村集体瞒报,“第一次调查相当于最后一次调查的三分之一,第二次相当于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35]。如晋西北临县四区刘家山村,初次调查时,只有公粮15石,再调查时查出有26石;临南一区某村,初次调查公粮27石,经过五次反复调查,最后查出有公粮59石。[36]

 

三、派遣工作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征粮出现的瞒报、包庇问题不仅表现于农民,同样也发生在干部身上。在边区党和政府强调对农村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公权力不断下沉,但此举却十分依赖基层干部的实际表现。作为政府公粮政策在乡村的实际执行者,村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政策实施的效度和征粮工作的成败。然而,作为地方组织的实际决策者,干部出身于农民,具有浓厚的局限性。有论者指出,乡村基层干部虽确是依靠信仰、热忱、激情在工作改造或置换成官方利益在乡村的代言人,但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报酬甚至因为工作而损害本身应有的利益那么很难保证他们会长期毫无怨言地坚持下去[37]。在此情形下,干部行为要不躺着不干,要不以权谋私。事实上,就在政府进行逐户家庭调查的同时,干部少报、瞒报已屡见不鲜,甚至个别干部带头组织全村谎报如陕北吴堡县干部不但自己不敢实报,“而且互相包庇,带领前坪村群众全村隐瞒认为实报是‘鳖’” [38]晋西北兴县三区村主任和村代表不仅对瞒报的农民阻止,反而同流合污,经上级干部再三追问,巧言抗辩,待事实揭破后才不得不承认[39];四区官庄村主任和农救会秘书,经调查亦少报10多垧地,6-7石粮食;岢岚县石佛村主任胡仁美也存在以多报少、隐瞒收入的问题[40]与此同时,干部贪污也是一个普遍现象1941陕北华池县发现干部私自贪污12.7石,区级党政干部共同卖粮,捏造粮账,偷支公粮,伪造被偷,削改升斗,大进小出,私造单据,用公粮做生意,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高自立对全边区进行调查后也发现粮食干部在许多地方贪污者占90%以上,其余是否贪污,尚在调查中,财政厅厅长霍维德仓库的干部都发了财。1940年华池县一个仓库,一次报销鼠吃粮12.7石,但1941年工作团调查,原来是两条腿的老鼠。[41]

由上观之,基层干部的拙劣表现,不仅不利于动员农民缴粮,反无异于在农民伤口上撒盐成为征粮工作的梗阻由此带来的是,村干部在农民抵制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而更加依赖行政命令,由此使征粮陷入“命令—摊派—反抗—命令—强迫—反抗”的恶性循环。此时官方既需要调整政策,也需要满足农民的利益。为此,政府开始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边区政府决定各县区干部组织“公粮实习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选好试点,集体下乡代替村干部,加强对乡村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对村干部的指导监督,纠正工作中的问题,克服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和专制独裁倾向。另一方面,为消除农民缴粮中存在的“不公平”看法,村政府应组织“评议会”对每户经济状况和缴粮数量进行公开评议,目的旨在保障政府征粮的科学性,暴露那些不想缴粮的人,以便杜绝征粮中的少缴、漏缴现象两者中,前者中共在革命时期所惯用的的一种工作方式,旨在透过工作团直接将国家意志贯彻到农村,在乡村建立自上到下能充分体现国家意志的行政体系。因此工作团实际是中共革命进程中组织和治理乡村的一个重要手段,直接参与村务管理,领导群众运动,对于加强上级党政组织和基层农村之间的联络沟通,尤其是将上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各项安排落实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后者也极为精妙,民主评议、批评与自我批评、开群众大会等群众路线方式的实行,不仅从思想上意图消除农民抗拒的根源,还试图在制度上对农民自由散漫的行为作出规范。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详细阐述。

关于工作团的构成,边区政府规定主要从县、区两级抽调干部组成例如在晋西北边区,每个专区可组织一个或两个实习团,派得力干部任团长,每团按人数多少分为3-5组,组长亦需强硬干部”[42],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掌握政策法令的干部”。在工作团的组成人员上,必须有“熟悉珠算,熟悉公粮折算,对数表,各种度量衡的技术干部”和能够“深刻了解当地环境的区村级干部”。[43]并且,在开始进行试验工作前,“凡属参加公粮工作之干部必须经过短期的3-5天的训练”一般情况下“区县干部,由专署负责,村干部由县负责,教材除可用征粮条例保管支付及征草办法四种外,还可根据工作几点意见中所提出的各点进行深入的教育”,[44]以便公粮干部能够真正熟悉各种政策法令条例。工作内容包括:(1)掌握征粮政策,制定详细工作计划与步骤,确保公粮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2)通过召集村干部联席会议干部集训等方式,向村干部布置任务,并核对村干部调查登记结果;(3)建立和完善各项报告和奖惩制度,培植村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监督干部工作作风,杜绝征粮中的强迫与摊派现象[45]显而易见,这种工作机制,不仅凸显公权力对农民和乡村社会的介入,还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强力控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本地干部(即原来的村干部)逐渐蜕化为村工作的“配角”,“只管喊人开会,招待客人,做一些听差事”,成为下派到村的外来干部“从旁打听消息、打听情况的帮手”,以及其要求,定期汇报工作情况[46]这种情况随着试点工作取得成效渐趋固定化,并逐渐形成外来干部指导本地干部,县区干部为主、村干部为辅的工作模式。

然而,事实说明,以上措施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给一些地方的公粮征收带来新的麻烦。原因是工作团里的外来干部虽取代村干部成为农村工作中决策者,但问题是这些外来干部不熟悉本地情况,缺乏实际工作的“地方性知识”,因此这种由外来干部完全包办代替的工作制度很难使公粮工作细密深入。另一方面,外来干部的进入也打破了传统乡村原有的宗族和血缘基础,超越了既有的人际往来关系,是国家权力强力介入并建立的一种新的社会工作机制,这种变化也易于导致农民的疑虑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晋西北边区政府指出,县区干部重心应放在培养熟悉农村内部情况的村干部,征粮“由村政权的干部来负担,外来干部只负帮助掌握政策、解决问题与核实调查[47]。然而,随着工作团的进入,农村原有的权力格局已打破。外来干部往往以“任务紧急繁重”、“村干部差”为由,包办代替村干部,只向其分配工作少发动他们提意见,求他们的意见”,往往“一开口即‘干部负责’!”。有时甚至不仅不关心他们的困难,还对其进行大声斥责1941年兴县某干部提出工作上的困难,要求另派别人时,外来干部即斥问说:“公事,你不干叫谁干呢?……你这是破坏”。[48]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对上级派来的工作团干部极为反感心生倦怠,以至实际工作敷衍了事,不认真进行调查,甚至配合农民暗中抵制征粮1942晋西北岚县某村在征收公粮时,群众诉苦今年收成不好呀,咱们村数字太多呀,今年比去年重,完不成呀……’,遇到村干部时嚷得更凶。干部对此不但进行批评教育,反而主动迎合,“跟着群众高呼了起来”[49]

由上可见,作为政府和乡村之间的新的中介机制,工作团虽有利于国家权力基层直接贯彻,然而这种非正常化的工作机制并非无懈可击,外来干部在改变原有农村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孕育了其工作陷入困境的土壤,使得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协同配合变得更加困难。故而派遣工作团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完美方案。与之相较,召开农民内部的“评议会”更为重要。边区政府认为,征收公粮,绝不仅是一个经济工作,还是一个群众运动。而要把征粮工作真正变成有力量的群众运动,必须形成上下一气、互相督促、互相批评群众路线式的民主作风这点对解决调查登记中大量出现的“个人隐瞒”、“集体瞒报”、“缴粮公平”尤其重要。于是这种旨在调查登记农民经济状况、实现公平征粮的“评议会”制度遂应运而生,民主评议、立场批评、群众斗争由此成为征粮工作的中心环节。

 

开评议会、群众大会

所谓“评议会”,即边区政府在征粮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对农民自报土地、产量进行公开评议核实的工作方法,目的旨在链条式的方法把农民联系起来,加强群众间的相互监督,以保障公粮征收的有效性和农民纳粮的公平性。保证调查确实、征收合理,“提高民众相互监督的责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修订公粮条例中规定各以行政村为单位组织代表成立“评议委员会”(下文简称“评议会”),负责各村内农民所上报之土地、产量进行民主评议[50]其中“调查评议”一节在该条例中明确规定:

“凡居户之家长或厂号之经理,须遵照规定进行登记,对于登记不实者,得采用清丈土地查阅账契等办法,人民不得拒绝。……根据调查材料先由自然村代表团评议,评定后之各户收入及应征分数,应向民众公布,限期征询意见,民众或民众团体有充分根据认为评定不合格者,得申请重行调查与评议。……各自然村评定之材料及应征分数,须经村民大会正式通过,再由村公所汇齐送经村代表会审定后,呈请区公所转呈县政府批准,开始征收;县区政府认为调查或评议不确时,得以驳回令其重行调查评议与决定。” [51]

由上可知,条例以制度化的方式规范了公粮调查与评议工作的各项程序,使公粮调查与评议工作有法可依。具体而言,公粮调查主要由工作团指导下的“人地两熟”的村干部完成,内容包括全村各户的各项实际收入如土地垧数、地名、租佃关系、收成、副产等至于“评议员”,则由人民推选公正无私熟悉地方情形之党政干部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及能照顾各阶层利益的人民代表组成[52]其中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掌握“组织”和“工作方向”故而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53]此后由于工作团的到来,工作另起炉灶,外来干部逐渐取代本地干部成为左右“评议会”工作方向的新的负责人。

值得注意的是,干部入室调查农民经济状况时,被调查通常被要求土地和产量审查后进行登记且“必须找证明人,并在登记的数目字上盖章或盖指印”,“如果有自报不确无人证明的,则停止以至拒绝其登记”。[54]无独有偶,在评议过程中,政府也强调农民如实相报,希望通过“结果公开”、“征询意见”、“重行调查与评议”将组织运作制度化,意在避免登记时可能出现的以多报少、故意瞒报和评议会”发表意见过程中徇私情、挑拨评议员与群众关系和隐瞒包庇的情况由上不难看出无论调查登记“证明人”还是评议时公开调查结果、征询群众意见的设定,实际都暗含农民“互相保证”、监督”的意味一旦出现问题,责任人则会被群众在群众大会上进行斗争。其实质是同时期整风运动中形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通过这个方法,干部既保持相当灵活性,又克服了执行政策的强迫命令弊端。一般而言,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组织大会时,先确定斗争对象,然后使群众分化,争取多数,打击和孤立少数。一旦一方的声势压倒另一方,中立者即必须站队,无法徘徊于两者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被斗争对象在会上必须把自己问题讲出来,通过开会改变认识,并影响别人。而如果“执迷不悟”者仍然假报或抗拒缴粮群众大会则迅速对展开更大规模的批评斗争[55]如兴县著名绅士牛友兰在1940年秋征收公粮时,因违反政府法令、拒交公粮,被评议会定为“落后分子”而遭到群众斗争。1941年5月17晋西北边区政府机关报《抗战日报》对此专门报道

兴县县政府以牛友兰为首之七户不交公粮,影响军食妨碍军令之推行甚大,特派秘书协同二区区长召开全区评议会……对于牛家过去之不当,有所批评与检讨,乃牛友兰在会上仍极力掩饰,奸滑百出,竟至提议减低公粮应以原来负担比例为原则,违反政府规定减轻负担过重者之原则……蔡家崖村民闻讯慨愤,村长号召举行全区民众大会,拥护政府依法制裁牛友兰。28日上午12时,在二区××村举行大会,到有9个行政村民众共千余人。其中妇女百余人,当地开渠部队百余人,亦自动参加,群情激奋。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及通令等。并派代表向评议会表示群众大会拥护并盼望之意,至此政府将牛友兰当场扣押。群众绕该村进行一周,高呼拥护政府法令,反对牛友兰抗拒公平负担等口号而散。”[56]

此时,通过群众间的相互保证、公开监督和互相揭发,原先许多对征粮持反对意见的人都遭到主持群众大会、有政府背景的干部、积极分子的强烈批评,他们被要求在征粮中表现“正确”,否则便会面临“斗争”经过斗争,那些少数谎报产量、拒交公粮的“不合作”群众很快迫于群众斗争的威慑被迫进行自我否定,勒令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检讨,并承认自己破坏征粮的反动立场。在这一过程中,此前曾积极抵制政府调查和征粮的地主、富农被干部、积极分子视为重点目标,有干部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带头喊反对地主讲道理[57]贫中农亦自恃政府和干部支持,踊跃斗争地富,“用游行示威喊口号用威力来打击债地主使其在精神上物质经济上政治地位上被打垮。[58]对此地主、富农表示不满,但无可奈何,认为“政府是八路军的政府,反正咱们是倒霉就是了”、“新政权很厉害,自己的粮不由自己处理”、“这个时期还不是由你们吗?你们说怎样就是怎样”。慑于群众斗争的形势,他们只得缴粮,甚至缴得比政府计划的还多”,因为他们害怕“出的少了群众也不让过去。 [59]事实上,此时与地富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包庇隐瞒的村干部1940年兴县官村农救秘书和村主任因隐瞒10多垧土地、6-7石粮食,引来群众不满,后来被政府撤职[60]评议员亦莫能外因为群众认为他们既然有评判他人是否实报的权力,应首先发动评议员自动登记、自报产粮。“一般评议员往往以自己的产量为标准用此去评议别人,所以必须在调查工作中把评议员的收成弄确实,才能把全村的收成弄清楚”。[61]甚至有农民在参加“评议会”时毫不留情面批评评议员先把自己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再评议别人[62]如此一来,这种群众路线“民主评议”的结果事实上使普通农民、地主富农、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等几乎农村社会的有成员均囊括其中。结果正如官方所希望的那样,假报可耻、拒交受罚的社会氛围蔚然形成不仅前述征粮中出现的问题显著减少,农民实报和按时缴粮渐趋普遍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有的村庄甚至“两天内便告结束”。[63]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在“评议”、“斗争”的过程中也得到组织锻炼和亲见落后分子的“现身说法”心理上逐渐认同中共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工作方法虽较有效地抑制了前述隐瞒包庇、徇私情和干部贪污问题,但长期运作中亦难免蜕化和变异并由此导致新的问题出现。第一,评议会的成立,虽旨在克服征粮过程中的各种不良行为,保障公粮负担的公平合理,然而随着群众运动的升级,农民实际已不再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政权共同体的成员,无法再决定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必须服从统一的组织管理。农民虽然评议会有一定的申诉权,然而在抗战革命条件下军事行政组织的命令—服从机制只能使农民处于被动的地位,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64]不仅群众评议会当做每个人必过的关口,干部也依赖评议会,视为是完成任务的靠山,由此形成群众不实报、等评议,以及干部不调查、靠评议的怪现象[65]其二,这种旨在保障公平、民主、透明的工作机制,初衷不可谓不美,但在一些地方的执行却形同虚设一些负责组织“评议”的干部为完成任务,往往在会议召开前,就已确定被斗争对象所缴纳的公粮数,会上并不“评议”,“只是宣布一下”,会后实行强征和摊派有人宣传不听就斗争斗争无效就交政府强制执行美其名曰称之为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配合[66]这种状况后来虽由于“工作团”介入,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大量外来人员进入和外来干部包办代替,进而产生本地干部消极懈怠和农民疑虑及不信任问题。第三,评议会”、“群众大会”的实行,使斗争者与被斗争者的矛盾随着监督、互相揭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作机制公开化,使得原来形式上的国家征粮、农民缴粮的关系逐渐转化成农民内部矛盾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饶有意味的是,这种区分异己、采用群众运动解决征粮问题的方式成为边区党和政府“启发农民政治觉悟”的一种手段,通过斗争,原本传统闭塞的根据地农村逐渐产生“敌”“我”两个不同政治阵营。这导致原先最少组织性、对政治冷漠消极的农民,通过征粮评议和群众斗争在政治上变得积极起来中共培育了有利的革命土壤由此征粮运动逐渐脱离经济工作的轨道,变成中共在根据地农村所领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边区乡村由此逐渐中共革命洪流最终,“革命”成为边区乡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五、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构建

征粮的本质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其实质涉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即革命背景下国家强制执行和保障农民的一种权利及制度安排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伴随这种国家与农民间关系、权利及制度的形成,却是国家权力不断下沉,并最终形成对农村的渗透、覆盖和控制。这种情况在中共革命兴起后表现地尤为明显。为解决自身经济问题,根据地政府所发起的征粮运动,不仅凸显了行政强权对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干涉,还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强力控制。不过从农民对征粮种种抵制和抗拒,我们可以看出农民交粮并非出于自愿至少政府宣传并没有真正得到农民发自心底的认同。因此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公粮征收之初所设想的政治动员效果并不明显也正由此,边区政府先后诉诸工作团、干部调查、群众监督、民主评议开群众大会以及塑造反面典型一连串工作运作,不仅动摇农村既有社会结构,占领农村公共社会空间,挤走夹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各种中介力量,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斗争、悔过自新等方式,深入农民精神世界,给农民以巨大的心理震撼。最终成功使原本自然分散的农村改造为组织化、行政化新的社会国家在与农民控制农村财政资源的博弈中笑到最后,取得压倒性胜利。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这种国家权力的扩张,实际农民丧失自主行为能力为代价的。农民虽然在评议会中扩大了政治参与,强化了自己的主人翁意识。种参与实际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是国家与农民在资源占有上极不对等的结果农民看似享有了参与政治的自由,却没有不参与或以其他形式参与政治的自由,并非农民的自我介入,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社会和农民加强政治控制的结果[67]这种变革充其量形成农民对国家的“组织性的依附”,并不是根本上解决国家与社会矛盾的正常方式[6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革命时期的思维意识和工作方法对建国后中共农村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后者对前者形成事实上的思维锁定”和“路径依赖”。换言之,前者不仅满足了革命时期中共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利的汲取的需要,也为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由是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时期形成的查田定产、派工作团、评议会群众大会、互相监督、树立反面典型、群众斗争等工作方式在建国继续沿用。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工作模式和技巧方法亦有明显不足如果说革命年代中共主要着眼于政治生存和军事斗争,发展生产、社会建设位居次席,执政党政府与农民关系尚可通过经济方式缓解,那么建国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日渐巩固,高度计划生产的国家工业化目标逐渐与故态复萌的小农经济产生结构性矛盾,并迅速激化,此时继续沿用革命时代的工作方法,无法破解革命浪漫主义与农民经济理性的内在困局。如此一来,我们不难预见建国后为何会有农民与国家矛盾的出现,即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与思维行动一律的革命秩序之间的冲突,为何会在建国后反复大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沉重的负担和干部的强制手段使农民自主权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农民的反抗和抵制亦随国家强化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愈加激烈。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强化对农民的政治控制以致通过阶级斗争,最终实现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追根溯源,这种根植于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与农民间不平等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执政党想要纯化社会、改造人性的浪漫主义与农民自私自利的经济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建国后出现各种粮食和农民问题的主要根源事实证明中共在革命时期虽可“马上打天下”,然而倚靠群众动员、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未必和平时期“下马治天下”革命胜利并没有成为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反而极有可能陷入旧的窠臼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仅表现于征粮问题,还反映在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后续农业集体化运动推进的各个领域,始终贯穿建国前30年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我们看到的似乎建国前革命不断驱动社会建国后更大范围和更多议题的重现所幸文革后中国疾驶的车轮终于驶入正常前行的轨道,改革大幕徐徐拉开然而如何确定群众政治参与的边际、如何确定政府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彼此需求,并没有随着历史远去,失去时代意义从长远看,如何避免更多“黄宗羲定律”现象出现,出“历史三峡”,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董佳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近代中国城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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