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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城市“五反”运动中的“小人物”

——以甘肃省D地区48个“贪污分子”的经历为例

作者:刘彦文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第2辑
发布:2016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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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量基层“贪污分子”在1960年代的城市“五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是基本前提,而他们的出身及履历、在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日常表现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不同情况下对其身份认定和处理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利用甘肃省D地区48组“贪污分子”的个人材料讨论“五反”运动中“小人物”的遭遇,认为每个人的“五反”运动经历都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偶然性及复杂性,表明政治运动的基层运行逻辑是极其私人化的个人体验。

关键词 “五反”运动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贪污分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贯穿于整个集体化时代,有学者将此现象概括为“运动型治理”,并进行学理分析。这些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分析背后尚需实证支撑,高华、冯筱才、曹树基等人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普通人如何经历政治运动。高华通过15个普通人的回忆录,展现50年代新国家如何通过不间断的“运动”来统合社会;冯筱才通过对某工厂的一个个人案例,揭示中共建政后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在基层的实际运作与程序;曹树基通过P县“肃反”运动中的一个恶霸案例,提出民国新士绅的覆灭过程。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小人物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如何遭遇政治运动提供可能性,但不同的个人怎样成为同一场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及其经历如何等,尚付之阙如。本文利用48组个人材料,以1960年代城市“五反”运动为切入点,对此进行尝试。

“五反”是执政党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纠正基层干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行为的一场政治运动。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场运动被认为是“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到底哪些基层干部因何成为打击对象?本文利用甘肃省D地区在“五反”运动中形成的48个被立案调查并最终被认定为“贪污分子”或类似人物的个人材料,分析讨论卷涉其中的“小人物”如何经历这场运动。

一甘肃省D地区“五反运动”中48名“贪污分子”简况

甘肃省D地区的“五反”运动于1963年5、6月在专区和县两级共507个单位中展开,涉及干部和职工13324人,到1965年初基本结束,共查处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1012名。其中,有48名“贪污分子”被立案侦查留下相对完整的个人材料。他们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1:48名“贪污分子”情况表

姓名

年龄

出身

职业

政治面貌

涉及款项

处理情况

C1

 

31

贫农

商店保管员

 

63.26元

指出错误不给处分

W1

22

贫农

 

伙食管理员

团员

78.68元

同上

Q1

26

贫农

伙食管理员

 

非法动用96.94元现金

同上

L1

20

中农

伙食管理员

 

100.52元

同上

C2

37

中农

伙食管理员

 

折价100.58元

指出错误不给处分,调离公安部门

Y1

20

贫农

 

伙食管理员

团员

贪污145元,挪用公款103.19元

团纪处分

Z1

31

地主

采购员

 

粮票1546斤、61.02元,共折约240元

发给生活费20元,分配临时工作,参加劳动,继续交待问题

X1

29

中农

 

会计

党员

342.16元

指出错误,免予处分

Z2

43

中农

财务干部

 

590.59元

工资降两级并控制使用

F1

22

贫农

粮管所工人

 

粮食3101斤、清油146,折约460元

逮捕法办

L2

27

富农

粮管所工人

 

709.91元

逮捕

X2

29

城市贫民

 

食品厂干部

党员

719元

留党察看二年,撤销职务,工资降一级

H1

40

地主

司机

 

841元

行政上开除公职,交农村管制和劳动

Z3

39

贫民

农具厂干部

 

1062.52元

投机倒把行为,建议行政记大过

Y2

30

贫农

 

税务局干部

党员

1074.78元

开除党籍,戴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行政开除公职,留用察看

Z4

28

中农

会计

 

1191.4元

开除公职留用察看

W2

28

贫农

会计

 

1203.5元

戴上帽子,建议撤销生产队会计职务

Y3

42

贫农

百货公司干部

 

1306.54元

戴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帽子,建议撤销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人民代表资格,开除公职

L6 

34

贫民

教师

 

1332元

降工资至26级,调离教师队伍,另行分配工作

X3

51

中农

 

会计

党员

1359.98元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W3

25

贫农

会计

 

1363.20元

停止会计职务,发给生活费,参加劳动,继续查清问题

J1

41

贫农

 

司机

党员

1365.53

不给戴贪污分子的帽子,给予降两级处分,工作另行安排

N1

32

贫农

 

商店工人

党员

1488.36元

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交生产队监督劳动

S1

29

贫农

会计

 

1591元

定性为女流氓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

G1

26

上中农

 

会计

团员

1916.8元

发给生活费,调地委党校集训,继续审查

Z6

27

贫民

百货公司保管员

 

1587.71元,布票1090.7市尺

免予刑事处分,戴上贪污分子帽子,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M1

35

地主

商店营业员

 

粮食11662斤等折约2000元

停发工资,拘留

H2

38

资本家

银行记账员

 

2014.1元

查清后上报处理

M2

35

贫农

食品厂干部

 

2186.95元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W4

34

贫农

会计

 

2211.17元

贪污分子,开除公职,回家生产

H3

39

工人

农具厂副厂长

 

2419元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首要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建议逮捕

Z7

33

小土地出租者

会计

 

2506.24元

工资降两级处分,集中劳动、学习,继续交待问题

Z8

31

中农

农业局采购员

 

2975.27元

开除公职留用察看

S2

28

小土地出租者

银行储蓄员

 

2990.26元

定性为贪污盗窃分子,开除公职,建议政法部门依法惩处

L3

28

中农

会计

 

3055.12元

发生活费,集中学习,继续交待

H4

39

贫农

税务局干部

 

3077.4元

停发工资,拘留,继续交待

Q2

22

贫农

药材公司收购员

 

2080.80元等,折约3100元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L4

33

市民

农具厂车间主任

 

3237元

定性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留厂察看

S3

29

中农

供销社物价员

 

3293.76元

不予逮捕,戴上贪污分子帽子,监督退清赃款,交群众监督改造

J2

28

中农

出纳

 

3503.62元

不予捕办,开除公职,限期追回赃款

C3

30

中农

营业员

 

3839.64元,布票1044.1尺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S4

29

中农

 

营业员

右派

3901.38元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Y4

44

贫农

会计

 

4094.57元

逮捕

B1

32

中农

会计

 

5820.56元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Z5

31

中农

营业员

 

粮票11759斤、面粉700斤、钱4080元等,折约6000元

逮捕法办

L5

37

贫农

采购员

 

6408元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J3

28

贫农

采购员

 

6015.3元,布票700尺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C4

29

地主

会计

 

10698.84元

拘留,查清后正式上报处理

备注:1.涉案人物均为化名,下文索引举例人名均对应本表。

2.折价:1961-1965年D地区Y县小麦购销价为每100斤11.8元,清油购销价每100斤23元,列表中F1、Z5、Z6、M1、Q2涉案粮食、粮票、油料均以此折价。——《Y县粮食志》,第89、90页。

3.每个人取最高审判机构的定案处理结果;要求继续查清问题的W3、Z1、H2、Z7、L3、H4、G1、M2、Q2、C3、S4、Y4、B1、L5、J3、C4的处理可能不是最终结果,但是重要的参照。

资料来源:根据48个人的材料统计,D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3-1)-22、23、24、28。

如上表所示,这48人中有24人年龄在20~30岁之间,有19人年龄在31~40岁之间,其他5人在41岁以上。从职业上看,基本上为采购员、会计、银行记账员、伙食管理员、营业员、司机等,有机会接触到金钱并有操作空间。以一般干部和普通工人为主,工资收入大多为每月20~50元。这一情况与D地区全区基本情况一致。在“五反”运动中,截止1965年3月底统计,全区的11名高级干部和124名中级干部均无人涉案,而3087名一般干部中有669人涉案,6102名工人中有393人涉案。从文化程度看,这些人多读过小学、初中,只有一名教师L6曾读过师范学院,另有C1“文化程度粗识字”。在文盲率极高的西北地区,较高的文化程度可能是这48人能成为普通干部的一个理由。从性别上看,只有S1和Z7为女性,其余均为男性。从政治面貌看,W1、Y1、G1为团员,X1、X2、Y2、X3、J1、N1为党员,其余39人均为普通群众。从家庭出身看,有4名地主C4、M1、Z1、H1,1名富农L2,1名资本家H2及1名“右派”分子S4,另有一名伪军官出身的Z2,其余均为贫农、中农或城市贫民等。有或多或少出身污点的8人能进入国家体制之内,占比16.67%,表明至少在6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还较难全面实现。

这些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情况看,涉及金额在300元以下的人有7名,占比14.58%;300元至1000元的有6人,占比12.5%;1000元至5000元的有31人,占比64.6%;5000元以上万元以下的有3人,占比6.25%;万元以上的1人。而全区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D地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涉案人数表

金额

基本情况

人数

%

300元以下

596

58.9

300元以上至1000元以下

256

25.3

1000元以上至5000元以下

139

13.7

5000元以上至10000元以下

14

1.4

万元以上

7

0.7

总 计

1012

 

开展运动总人数

13324

7.6

资料来源:根据《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统计表(一)》(1965年3月31日)制作,定西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3-1-29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48个涉案的人员分布与全区情况并不一致。从这个角度讲,通过48人的材料分析并不能“滴水观沧海”,而本文分析的意义也在于此。48个人,有48个不同的故事。

表1的基本因素表明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身份特征,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这场运动的打击对象。通过对他们个人材料的阅读发现,每个人最终被认定为“贪污分子”且得到不同处分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以下几种因素都被作为参照。

二影响“贪污分子”身份确定和处理的因素

这48个人的材料中,以下几种因素反复出现,即作为基本前提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以及每个人的出身及履历、在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超越运动之外的一贯日常表现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贪污分子”身份的最终确定和处理产生影响。

(一)基本前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

上级规定“对于运动中揭发出犯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错误的干部,除个别情节特别恶劣的以外,只要深刻检讨,决心改正,一般不给处分”,使得“反对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五反”最终被落实成为“后两反”,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打击目标,相应成为这些人被立案调查的基本前提。

中央以300、1000、5000和万元为界限,对涉案人提出相应处罚标准。规定:“(1)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300元以下,能够检讨的、退赃的,可不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论处,也就是不给予行政、党纪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拒不检讨、拒不退赃的,应当给予适当的行政、党纪处分。(2)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300元以上、千元以下,能坦白交代,认真检讨,积极退赃,洗手不干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行政、党纪处分;坦白、退赃不好的,应当给予应得的行政、党纪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拒不坦白、拒不退赃的,应当加重处分,直至交司法机关依法制裁”,涉及金额千元以上均被处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党纪甚至刑事处分。按照中央规定,表1显示,这48个人因涉及金额的差异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这48人中,前几位在“免予处分”的同时,先被“指出错误”,表明这一处理本身也是一种处罚。C1、W1、Q1、L1、C2、Y1、Z1涉案金额均不足300元,X1涉案金额为接近300元的342.16元。这8人中有6人被判定“指出错误,免予处分”,表明涉案金额较少是其没有受到更严厉处分的根本原因。如L1的材料显示其“思想落后”、“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满”,并举例其在62年讨论青年应征入伍的报告时说:“当兵是挨枪子儿的,我不去,我死也要死在我的炕上”;还在政治学习会上说:“共产党就是不好,国民党不好,还没有饿死这么多的人”;在对待运动的态度上,“认识不够深刻,只承认了贪污事实,而没有从思想上深挖根源,加强改造”,且又“第二次贪污”。但其基本“犯罪事实”为从1962年11月以来贪污85.26元,被发现,退出贪污款;而“二次贪污”是指运动期间又“贪污伙食款15.26元”,“以上两次共贪污人民币100.52元”。在他的处理决定中,上级认为“贪污情节严重,但款项较小,并能积极退赃,在运动后期,思想认识较好,工作有所改进”,因此“免予处分”。显然,“贪污”情况、退赃情况、思想认识情况等都是上级对L1作出判定的依据。

在涉案金额不足300元处分界限的人中,Y1得到“团纪处分”,Z1被要求“继续交待问题”。Y1的“犯罪事实”为在管理伙食期间,“利用收入不记账,重报单据等手段,贪污伙食款87.63元,生产款54.27元,粮票29斤。1962年7至10月兼管会计工作,挪用前任会计移交和他两次借支伙食上的公款103.19元”,但他“只承认了贪污伙食、生产款和粮票问题,对挪用公款未作交代”,且在退赃中,“以伙食超支为名,企图用部分赃款顶交挪用款项,后被发现制止”。这一行为被专案干部认作“在运动中继续边反边犯,情节严重”。由于中央规定“处理党纪问题,应当比处理政纪、刑事问题严肃”,Y1被处以“团纪处分”。可见,Y1虽然涉及金额低于中央300元的一般处罚标准,但他们各自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中央的“个别情节严重,拒不检讨、拒不退赃的”等政策,而被“给予适当的行政、党纪处分”,是中央相关规定的践行。

Z1的情况相对复杂。尽管Z1被“初步查实”“借管粮票之机,先后盗去国家粮票1546斤,并于同年9月虚报旅差费61.02元,赃款赃物已全部退清”,但上级认定Z1“出身地主家庭,剥削阶级的思想、立场没有改变,运动中畏罪潜逃至蔡家坡。扣回后经过多次斗争,交待了部分问题”,因此要求“发给生活费20元,分配临时工作,参加劳动继续交待问题”。他的出身、在运动中“畏罪潜逃”及经多次斗争才交待的行为,都让上级不满,因此被要求“继续交待问题”。但从他本人的交待材料和证明材料中看,贪污粮票和虚报差旅费的事实清楚。

“盗窃粮票1546斤”的问题:Z1在交待中闪烁其词,先交待“1200斤”,后又交待“1800多斤”,最终交待“1546斤”。这1546斤粮票的来源为,清点单位库存粮票账目时发现多出的1531斤,与1962年8月其妻来单位看他住宿13天吃了15斤。此番运动一来,Z1交待反复与逃跑是因为“自己不交待,别人是会检举的,因而自己害怕”、“怕退赃”、“数字上升至1800多斤,……是为了过关”并逃回家中查看有多少粮票就预计交待多少。专案组干部到Z1家中调查,并与其妻反复动员谈话,终“交出粮票1113斤”;后向当地了解证实,“他家凭票在当地粮站买粮244斤,赠送给其岳父174斤”,总计为1531斤。这些情况与其交待相符。

关于虚报差旅费的事实则为:Z1于1962年5、6月在西安调粮,以被盗为名,重报旅差费91.02元。Z1交待91.02元中确有30元电报、电话费被盗失去条据,仅61.02元系虚报。经核对报销账项,并有宋某证明Z1于调粮期间确实曾向地委调粮办公室打过电话,而当时与其同去调粮的焦某也证明报销条据确系丢失,因此确认Z1重报差旅费61.02元属实。

关Z1的调查持续一年左右。Z1的自我检查写于1964年2月,专案组的查证材料写于1964年4月底,证明其盗窃粮票1546斤和贪污公款61.02元。5月,Z1所在单位支部和职工大会讨论通过给予Z1“行政记过处分”,Z1也表示接受。然而,又过了半年,Z1的材料上交至县委,基本调查与证明材料不变,但县委却认定Z1仅“交待了部分问题”。可见,“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尽管是Z1之所以被查证的基本前提,但仍有未知因素影响Z1的最终处理。

其余40人因涉案数额在中央所规定的“300元以上”,得到程度不同的处分。不过,这些人的涉案数额并非全都得到确凿无误的证实。有的“贪污分子”本人交待或被他人揭发的“犯罪事实”,无法取得旁证材料从而无法坐实,如Z8交待“61年元月15日,将宝鸡往定西20多元一张外流人员集体车票涂改为120元,向县财政科作了报销,贪污100元”,因“财政科将单据丢失,无法取得证据”。这些不作为其定性定案的依据,但需算作贪污问题进行经济上的退赔。表明政治处理与经济处理并不能同步。

通过对表1的比较发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只是这些人被立案调查的前提,并不能决定他们处分的差别,其它因素还需进一步挖掘。而上述对L1、Y1和Z1的涉案和处理情况的分析显示,“出身”、在运动中“边反边犯”的行为、经多次斗争才交待的不良态度等,都成为上级做出最终处理的参照。

(二)个人出身与履历

高华认为“阶级出身论”不仅是革命年代“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是“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会”的重要手段。在他的个案研究中,所分析的15个小人物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这是一个基于个人长时段遭遇而做出的判断。在此次“五反”运动中,要明确个人出身及履历对单个“贪污分子”处理的影响程度,需逐个对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等的人进行分析,并与涉案情况相近的其他出身较好的人作比较来综合判断。

主C4,涉案金额为10698.84元,被“拘留”。“右派”分子S4,涉案金额3901.38元,被处以“拘留”。同样涉案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C3、Y4、Z5等,“贫农”、“中农”的好出身并没有影响他们同样被“拘留”或“逮捕”。就此来看,在这场以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经济犯罪行为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出身并不会逾越基本“犯罪”事实之外,影响最终定案处理。

富农L2,虽涉案不足千元为709.91元,却被“逮捕”,在判决中被指出“在运动中边反边犯,情节确属严重,应交政法部门依法逮捕,并追清赃款”。表明“边反边犯”的行为可能是影响其最后判决的首要因素。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资本家出身的H2和贫农出身的M2身上。H2涉案2014.1元,被处以“逮捕法办”的处分,县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其“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毁灭证据,畏罪潜逃上海,在运动中一边检查交待问题,一边继续作案,破坏运动,退赃不积极”。跟H2涉案金额差不多的贫农M2同样被“逮捕”,其判决依据为“该M2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十分严重,边反边犯,拒不退赃,态度表现不好”。L2、H2、M2均因“边反边犯”或“退赃不积极”等现行表现得到重判,贫农M2也未能幸免。

主M1,涉案粮食11662斤、粮票2130斤、清油2斤等,约折价2000元,被判以“停发工资,拘留”的处分。材料不仅指出M1在运动中态度恶劣、公开辱骂领导、不愿退赃的行为,也列举其曾有“共产党的天下不会长久”、“打倒共产党”等言论,父母均为地主、岳父母为富农分子的社会关系,都证明其“混入我军后反动本质丝毫未改”。地主Z1的处理如上文所述较为复杂,但在处理意见中仍然指明其“出身地主家庭,剥削阶级的思想、立场没有改变”。表明在M1、Z1身上,出身及履历可能是上级做出裁定的依据之一。

地主出身的H1,涉案841元,被处以“行政上开除公职,交农村管制和劳动”的处分。历史清白的城市贫民Z3,涉案1062.52元,被判“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行政给予工资降两级处分,责令限期退清赃款”。开除公职自然比降级处分更为严重。H1的材料也明确指出其“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本身又长期为反动军队效劳,虽解放后受我军多年教育,但其反动本质未被改造,不仅本身贪污公款,而且还对亲属进行袒护,企图逃避人民群众的监督”,且举例其父、二哥、三哥都程度不同地被镇压过,就此而做出处理意见。与历史清白的Z3相比,出身及历史问题复杂的H1显然因此而处分更重。

中农出身的L1,涉案金额100.52元,虽然被揭发出在60年家中死人之际对党的政策不满,说“共产党就是不好,国民党不好,还没有饿死这么多的人”等“不学习政治,思想落后,对形势认识不清,在暂时的困难面前经受不起考验,乱发牢骚、流言蜚语”的行为,且同时他也在运动中继续贪污15.26元,但他只被要求“加强改造”,并未受到实质处分。起码在此次运动中,上述言行并未致罪,涉案金额较少应是决定其未受处分的根本原因。

家庭成分为中农、本人伪军官出身的Z2,涉案金额仅590多元,对其处理有四个不同意见的变化。Z2所在单位为D地区财政局,其党委小组讨论时意见为“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其赃款赃物令其全部退清”;财贸机关总支委员会讨论时提出“行政上降一级处分”;材料送至D专区五反运动领导小组时,专案小组提出Z2“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在伪军中当兵10多年,任过伪军少校副科长,解放后表现一致不好,贪污590多元。故将张开除公职,清退回家”;最终,D地委城市社教运动领导小组做出裁定——“工资降两级并控制使用”。显然,专案组的意见主要考虑Z2的履历,而最后的地委裁定是妥协的结果,可能有更复杂的内因。

C1系中农出身,但曾在1942年加入国民党、1944年加入三青团,1952年在H县粮食局工作期间因贪污被人民法院判刑五年。在处理意见中,上级认为其因贪污判刑,释放后又当干部,期间继续盗窃国家财产110.58元,“丧失了公安人员应有的品德,不宜作公安工作”,对其做出“予以调离”公安部门的处分。对这一处分结果有两种看法,一种是C1履历如此复杂,又在此次运动中被揪出,应当予以更严重的处分,仅仅调离工作单位的处分是轻的;另一种看法是,他在运动中仅涉及数额110.58元,如果履历清白可能像表1所列的前面几人一样“指出错误,免予处分”,但他并没有被免处分。就此来讲,履历到底对C1的处理有多大影响,难下论断。

由此可见,出身与履历能够对个人在运动中的处理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尚不能一致认为“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上述分析表明,起码在“五反”运动中并非全然如此,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殊之处。

(三)在运动中的态度

在运动中的态度主要是指是否主动并坦白交待问题以配合专案干部的调查。与出身及履历对个人最终定案处理的不确定性影响相比,对待运动的态度对个人处理结果有较明确的直接影响,体现在对党的政策“坦白从宽、隐瞒从严”的践行上。从材料上看,这48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态度问题,具体情况如下表3所示

表3:48名“贪污分子”对待运动态度表

态度

姓名

人数

%

A

C1、W1、Q1、L1、X1、Z2、Z3、Z4、Z6、Z8、L4、Y4

12

25

B

Z1、C2、F1、L2、X2、H1、Y2、Y3、L6、X3、W3、J1、N1、S1、G1、M1、H2、M2、W4、H3、Z7、S2、L3、H4、S3、J2、C3、S4、B1、Z5、L5、J3、C4

33

68.7

C

Y1、Q2

2

4.2

D

W2

1

2.1

备注:A代表态度前后不一,即开始交待态度不好,但经政策说明、专案干部帮助等,态度转好,能主动交待问题,并配合专干调查。

B代表态度一贯不好,经教育仍旧态度恶劣、拒不交代、抵抗运动。

C代表交待态度一般或虽作交待但行动上仍继续犯罪。

D代表交待态度好、能主动配合干部调查。

资料来源:根据48个人的材料统计,D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3-1)-22、23、24、28。

这48个人中,有12名态度前后不一,转好的态度能够作为上级最终处理的参考。如Z3被认为尽管在“五反运动”开展一年多未积极交待问题,但经过学习中央文件和政策,“于7月上旬一次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交待的也较老实,根据本人交待情况看,通过查证完全相符,并能主动退赃,表示坚决悔改”,单位支部提出“为了体现党的政策,达到重新教育人的目的”,将其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这一处理依据及结果也得到上级赞同。

Y2与Z3相比,涉案金额相差无几,都为贫民出身,但因对待运动态度的不同而得到不同处理。Y2被认为“在社教运动中,表现很不老实,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帮助,无悔改表现,态度很顽固。贪污的16笔都是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的。以后退赃又不积极”。尽管后来“赃款全部退清”,但还是被“开除党籍,戴上帽子,行政开除留用察看”的处分。Y2顽劣的态度,被绘声绘色地描绘如下:

(Y2)将已交待的四笔210元拒不承认,经多次查证,在铁的证据面前才算罢休。青城会议后,在8月1日的交待会上说:“我的问题保证再未有了,写保证书,写血书都行”。群众说再有怎么办?逮扑(捕——引者注)法办都行!就用这样的态度与群众作对,抗拒运动。结果群众又揭发查证落实的4笔168元,几次会议交待一直不老实。并在交待问题的过程中蒙混过关,想混过去,在会上欺骗工作组和群众,在口头上承认的问题,检查材料上就否定了两笔50元。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X3与W2身上。二者在其他诸如涉案财物数目、个人出身、在运动中的行为表现等基本类似的前提下,X3被认为“交待极不认真。调皋兰工作以后,仍无悔改的表现,对工作极不负责”,被处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W2则因“运动中交待态度较好”,只被处以“戴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帽[子],建议撤销生产队会计职务”的处分。

有33名“贪污分子”被认为交待态度不好、抵抗运动,其表现形式各异。如有的人拒不交待,专案干部查出其贪污事实,才在证据面前承认,如Y2、Y3、X3、G1、W4、Z7等人,上文中所述的Y2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的人与同案人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待,如L2、H1、H3、H4、L4、C3、S4等人。H3的这一言行有至少4条证据:

1.鲁XX的问题尚未查清前,H3和鲁的爱人曹XX打长途电话四次,订立同盟,互不交待问题。

2.63年11月份,L4将H3的问题揭发后,H3找张X谈话说:“L4不够朋友,你若谈时早给我说一声,我有我的打算”。H3就用这种手法阻挠同案人坦白。

3.H3给西滩公社东村生产队卖过盗窃来的马车底盘、白金等,63年运动开展后,晚上9点多,H3叫L4同去西滩苏XX(原生产队书记)家,在路上给L4说:“咱们给西滩生产队卖给的一个马车轴,说一下不要叫谈了”,到苏家后在门外喊话,苏的爱人说:“苏出去不在”,二人又返回。

4.农具厂在省汽车修配厂存款160.40元,此款会计记账早已冲平(原购该厂物资价高转账冲平,后价格进行了调整,但会计未及处理账务)62年12月5日H3出白头条子将此款从汽车修配厂取出全部侵吞。63年省汽修厂对账时发现此问题,H3说:“这款62年取出后给瓜圆生产队展XX交了油款,与我无关”。H3却暗暗与63年12月28日晚9点多钟左右,乘人静之机,骑车子拿了160.40元还拿了两封点心到距城20多里的瓜圆生产队展XX家里,给展说:“这是160.40元,要是有人调查你,就说62年给你的”。为这个问题外调同志在展XX家里跑了三次,开始展不承认,后我外调人员查该队收款账项凭证,展才勉强承认了这个问题。

在上述2、3条证据中,都涉及到同案人L4,显示L4揭发了H3。那么L4在这场运动中态度如何呢?L4被认为“在运动初期,L4和H3狼狈为奸,到处打听消息,共谋对策,订立攻守同盟”,但“经领导再三帮助,政策攻心,才有所觉悟,继续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了同案人H3和张XX的部分问题,态度较为诚恳,退赃也较主动。”其所在单位认为L4“经过组织帮助尚能悔悟,并能主动交待出自己的问题,积极退赃,又能大胆揭发别人的问题,积极工作”,以此而作出处分。显然,L4积极揭发别人的行为得到了实质性的赞成和鼓励。

还有的人被发现“毁灭证据”,多为撕毁或涂改单据,如J2、H2、L3、Z7等人。J2和杨XX撕毁旧单据一张、涂改传票一张,但“把总账和明细账、往来账未改”,因而专案人员在查证时发现。但J2并未嫁祸给杨某,而是通过杨妻传话称“组织对咱贪污1060.90元的问题未发现,你我都不要交待”。在被查处后,J2认为“如果牵连了杨XX,就对原约言失信”,承认是他一人贪污。J2的“诚信”行为并未给他加分,反倒处分更重。

个人在运动中的态度,不仅涉及到与查证程序相关且有迹可查的“交待”,一些个人笔记、日记等私领域中的记录也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特殊年代专案人员寻证之用心、查证手段之多样、定案依据之多重,由此可见一斑。如H4在笔记本上记载“在上级逼迫要深入,一定要搞出问题的情况下,有问题的人,交待了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因客观的逼迫,限制自由,大会批判斗争,会上压,个别谈,因而有问题的人,谈了一些问题”、“开会当主席……以积极革命的词句装潢门面,蒙蔽一些不敢说话的人而已”等。这些本该是个人私密的记载和情绪宣泄,此时被当作“态度十分恶劣”的直接表现写进处理依据中。

个人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向来是关注对象,“五反”运动也不例外。这些“贪污分子”的态度,给予专案干部以直观感受,影响他们的主观评价,从而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处理。

(四)在运动中的行为

这些“贪污分子”在运动中的行为表现可被分为三类:第一,是否继续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这被称为“边反边犯”;第二,是否以拒不交待或更极端的逃跑、自杀等行为抗拒运动;第三,退赃表现。

“边反边犯”为上级所不能容忍,多被写进个人材料当作处理依据。在这48人中,C1、L1、Y1、Z2、F1、L2、H2、M2、Z4、Q2、S4、Y4、L5等13人有此类行为,占比37%。在这13人中,按其在运动中又涉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具体情况,分两种:一种是所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都是在运动中进行的,如C1、F1、L2、Q2等人;一种是本已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在运动中又有新的此类行为,如L1、Y1、Z2、H2、M2、Z4、S4、Y4、L5等人,这两类都被称为“边反边犯”。

“边反边犯”是否会导致较重处分,首要被考虑的因素为涉及数额。如C1、L1的数额分别为63.26元和15.26元,尽管是在运动中的行为,但仍未被处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L1、Y1身上。而另一些涉及数额较大的人,可能会因“边反边犯”行为受到较严重的处分。尤其是第一种情况的F1、L2、Q2,都被“逮捕”。F1更是被当做全区“边反边犯”的典型进一步上报。

在第二种情况中,尽管除L1、Y1之外的人得到不同处分更多基于其已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但其“边反边犯”行为同样被书写下来当做处理依据。这些人“贪污”的数额甚至落实至几元、几十元,如Z2被认为在运动中“贪污人民币36.73元,偷盗床头一付”;Y2的贪污数额实际被查实仅“7.1元M2为食品加工厂的副厂长,运动期间有“66.1元”的贪污,共分三次:

9.在1961年4、5月间从专署总务以上以协作名义借给加工厂旧皮线150公尺,1963年11月因当时加工厂按装电磨需要点线,该M2觉得有机可乘,就从五金商店营业员付有仓手中非法地取得空头发票一张,价款61.5元,将皮线转售给加工厂,此款从会计上领出,从中进行了贪污(见证明材料71-74页)。

10.1963年11月M2负责安装电磨,为了和榨油厂搞好关系,就从加工厂保管员张XX手中拿去粉条五斤,亲自去送给该厂负责人官XX同志,当时因官不在家,M2就将五斤粉条给官家中留下,第二天M2又去榨油厂联系修配问题,官XX就将五斤粉条价款3.9元交给了M2,事后问题发现时该M2就说此款官XX没有给他,后官又拒绝重付,M2才承认自己将钱用了,从中又进行了新的贪污(见证明材料75页)。

11.1964年元月底该M2给南关居民冯华代买醋7斤,当时通过加工厂酿醋车间工人张XX将醋灌好拿去,该M2将钱收下后一直未交账,直到3月3日经群众揭发,工作组给个别谈话指出后,才将0.91元货款交了出来。(见证明材料76页)。

上述材料表明专案组查证的细致入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事无巨细的查证反映了这场政治运动有序的一面。如上述材料10、11所涉款项细节,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恰逢“五反”运动高潮,此类事宜一划而过也极为可能。但在此时,这成为M2“边反边犯”行为的重要证据。

不过,在运动中“边反边犯”与“抗拒运动”并不能划等号。如L5在运动中与某司机合谋偷盗汽车材料折600元是为了“顶交赃款”。但无论动机如何,这类行为都被严厉禁止,作为定案处理的重要参照。

逃跑和自杀被认为是以行动抗拒“五反”运动的极端表现。在这些人中,Z1、H2、S4、J3等有逃跑行为,S1、C3有畏罪自杀未遂行为。同样,这些行为被写进各自材料,成为最终处理的参照,如S1的自杀未遂被认为是“对抗到底,威胁组织”、“破坏运动”。在那个年代里,尤其是“自杀”行为被认为“主要是阶级敌人和坏干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表现,证明他们顽固不化,同党和人民为敌到底”,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

出于对党的“退赃从宽;不退从严”政策的践行,个人的退赃表现都被写进材料作为最终定案的依据之一。这48个人的退赃情况如下表4所示:

表4:48名“贪污分子”退赃情况表

退赃情况

姓名

人数

%

全部退清

C1、W1、L1、Z1、X1、Z2、H1、W2、Z6

9

18.7

积极退赃

Q1、Y1、X2、Z3、Z4、J1、L4、Y4

8

16.7

不积极退赃

C2、Y2、Y3、L6、X3、W3、N1、G1、H2、Z8、L3、Q2、J2、C3、Z5、J3、C4

17

35.4

抗拒退赃

L2、F1、S1、M1、M2、W4、H3、 Z7、S2、H4、S3、S4、B1、L5

14

29.2

资料来源:根据48个人的材料统计,D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3-1)-22、23、24、28

结合表1,在前6名因涉案金额较少而多被“指出错误不给处分”人中,C1、W1、L1已全部退清赃款,而Q1、Y1均有积极退赃的行为。惟C2被认为“对问题虽作了一般交待,但不彻底检查思想积极退赃”,而仅涉及百余元贪污问题被处以“调离原工作岗位”的处分,退赃问题极有可能影响了对其的处分。

总体上看,退清赃款或积极退赃被认为是个人从行动上认识错误并立即改正的行为,得到鼓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处分。如W2则由于“运动中交待态度较好,退赃积极。全部赃款已退清,有悔改表现的决心”,而被“戴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帽子”同时“建议撤销生产队会计职务”。W2涉案金额差不多却被“开除公职”的Z4、Y3相比,W2的处分显然要更轻一些。J1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处理意见中上级明确提出“鉴于后期有所认识退赃较好的表现,不给戴贪污分子的帽子,给予降两级处分,工作另行安排”。

尽管退赃若何会影响对“犯罪分子”的处理,但也有个别人由于退赃退得快且没有影响其家庭生活而被怀疑对其的贪污数字没搞彻底,H1即是一例。出身地主的H1涉案金额为841元,虽然赃款全部退清,但还是受到相对严厉的“开除公职、交农村劳动”的处分,且退赔较快被怀疑还有问题没有查清。也许是如上文所述的H1出身及履历过于复杂,就H1而言,好的退赔表现并未减轻对其的处罚,反而引发怀疑。

可见,如何退赃对于已经成为运动目标的个人来说是个两难的选择。既寄望于通过积极退赃来减轻处分,又不能过于积极而引起更大的怀疑与进一步的查证。这种吊诡困境的出现也反映整个处理过程充满变数与偶然性。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专案干部如何撰写这些“贪污分子”的材料与最终处理结果也有关系。如J1和N1都为贫农出身、共产党员;涉案金额相近为1365.53和1488.36元;交待态度都不好;也都有过历史污点(J1曾贪污但经教育免受处分,N1曾乱搞两性关系)。但其处分却有不同,J1被处以“不给戴贪污分子的帽子,给予降两级处分,工作另行安排”的处分,N1则被定为“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交生产队监督劳动”。在J1的材料中,其退赃行为被视为“已主动退出赃款703.80元”;而N1则被认为“不积极退赃,已退赃款(包括实物折价)共896.56元”。实际从比例上看,J1退出额占贪污数额的51.5%,N1退赔额占贪污数额的60.2%。但专案干部所书写的J1“已主动退出赃款”与N1“不积极退赃”这一截然不同的术语,成为个人对待退赃态度问题的表现,从而可能成为两人不同判决的依据之一。语言,在这里成为一种软暴力。嫌疑人在运动中的表现直接影响着专案干部的观感,最终会以文字形式呈现并发挥作用。

(五)超越运动之外的一贯日常表现

由于上级要求“在处理时,对犯错误的人必须按期长期表现,作全面衡量,具体分析”,因此大多数人的材料都包括个人工作和生活简历、人际交往关系网络以及平时的工作和思想表现。“贪污分子”超越运动之外的一贯日常表现,如吸食大烟、赌博、乱搞两性关系甚至曾有几天不上班等,此时被整理在册组成这些运动对象立体的“坏人”形象,成为这些人处理依据的一个组成部分。

M2、L4等人被揭发出有赌博行为。L4的“打麻将、摇单双”的赌博行为被落实到“五次赢钱55元M2赌博行为如下:

该M2从1962年初就和本厂工人张XX、闫XX、王XX等人打麻将,以水果糖、纸烟进行赌输赢。以后有张XX、徐XX、刘XX、周XX等人从4月份开始,先后在牟XX、张XX等家中打麻将,摇单双聚赌20余次,以现金、白洋等实物进行赌博活动,据该M2交待输去手表1只、皮衣1件及现金等物。

M2的赌博行为涉及数人、数次,在查证中这些行为细节也要有证明材料一一举证,再次呈了现查证程序的细致。

这些人的其他不良行为也被记录在案。如Y3“拉拢腐蚀干部”的行为,不仅包括“听到商业局支部书记薛XX的女人生小孩的消息时,到处寻找小米10斤,送到薛的家里”,还包括他“将百货公司总会计白XX请到家里,肉饭相待,送给羊羔子一只”等细节。至H4一次看戏不买票的行为也成为其“一贯表现不好”的证据。

与上述这些可能在政治运动中才被提取利用的生活琐事相对,两性关系不恰向来为社会主义风尚所不容,此时更被严肃对待。在这些人中,S1、Z8、L3、J3、N1等人的此类行为都被揭批出来。S1与10余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行为,被认为“在群众中的影响极坏”,直接决定了对其“女流氓”的定性。S1的材料,也极尽详细述其经过:

该S1自1952年(十六岁未婚)在榆中祁家坡小学读书时,以晚上给女教师姚XX作伴为名,经常给黄XX(当时校长),取东拿西,扫地送水之机,多次发生了通奸关系,怀了孕。为了掩盖其丑恶事实与黄XX同谋定计,服药打胎,从中骗黄人民币24元。致使黄XX走上了犯罪道路,被我依法判处徒刑二年。

1954年,在源太供销社任营业员期间,乘会计段XX有病之机,主动采用送饭送水,问寒问暖等卑鄙下流手段,于1955年2月先后多次发生了关系。致使该段蜕化变质,被开除公职。

1957年,调石洞商店任营业员时又与商店付主任王XX,利用盘点货物之名,谈情说爱,先后发生两性关系。事后,王送S1双人床单一条,S1送王床单布7尺,作为姘头礼物。

……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揭发出该S1自52年以来,先后在榆中、永登、皋兰等地,乱搞两性关系的就有29人,现已查证落实的16人。群众称她是:“娼妇”、“害人精”、“破鞋”、“女嫖客”等。

在上述材料中,S1完全成为一个材料末尾群众所定义的“娼妇”,似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责任完全在本该处于劣势的女性S1。S1的自我检查材料中,也如数列举了其如何与16个人发生性关系,并自觉将责任归己,如:

段XX:54年冬天他病了一个时期,我常给他送水,送饭,处处关心他,就此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以后他有意的接近我,从各方面关心我,我和顾客吵架的时候,他都给我帮腔,□无人的时候就尽情的玩弄一会,到55年2月间,有一天区上听报告,门市部都关了,基社只留我一人看门,段XX没听完报告就回来了,当时他将大小门都锁了,我同意了他的要求,此后发生关系就很随便了一直到57年整[正]风时,我也向组织上作了交待,他一再的表示错误在他,那时我也认为怪他,现在我觉得不能完全怪他,主要的错误还是怪我多情。

S1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其与段某交往的大概过程,起码说明这一关系双方都有责任。S1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认为错误责任在段某,时过境迁,到了“五反”运动,基本事实未变,错误性质甚至连当事人都认为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因可能在于当事人急于以过分的“坦白”求得组织谅解。在S1的处分决定中,其主要的“罪恶事实”第1条为“道德败坏,流氓成性”,第2条才是此次运动的打击目标——“大肆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可见,一贯的日常表现不能被忽略。这类道德问题在政治运动中,被上纲上线,加重了对S4的处理

“右派”分子S4的一贯日常表现主要是“造谣惑众,煽动群众单干”,有以下四条:

1.1962年6、7月份,S4大肆散布单干风,石茶村社员石XX证明,S4曾对他说:“岷县、甘南、临夏等地区将土地、牲口分到户了。我们这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干部太可憎了,不关心社员生活”。证明材料22页。

2.1962年,正当蒋匪帮妄想串犯大陆,印度进攻我西藏边境时候,S4向社员冯XX说:“国际局势很紧张,印度打过来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又对其叔石XX说:“在甘南一个汽车队被□子收拾了,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并向东坪大队支部书记说:“如敌人打来我要请假回家,如果请假不准,你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材料20、23页。

3.拉拢不良分子打击基层干部和群众:

1963年东坪大队干部联名检举S4的违法行为,由检察院派干部金XX调查时,S4对金以酒肉款待,致金将所检举的事实,全部告S4,并答应S4帮助追查责任,事后S4嚣张的辱骂群众说:“谁告的,老子都知道,老子是告不倒的,谁告老子都告到沟里去了”。“你们谁不服气吗?你们把我这个运输大队长(自己冒充是汽车队运输队长)能干个啥”。

4.冒充公安人员进行诈骗,1962年定西木材公司派S4去岷县接运木料时,借公安处要我们帮助买木椽之机,取得介绍信冒充定西公安处干部,向车站要车,并包运投机倒把犯的当归。证明材料25页。

上述细节再次为S4的“右派”身份相呼应,也再次为S4划定“右派”提供了证据支撑。S4在这场运动中称:“我每次运动都是重点,到底我有多大问题”,这句话是其“仍不老实”的证据,但这句话也提醒笔者注意S4卷入这场运动的前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行为”。从材料中看,S4被查实“截止10月底已经查证落实共得3901.38元,粮票140斤”,共有10条证据,每一条均有证明材料和交待材料,且同时“根据本人交待,别人检举和机关掌握,但未查证落实的共12笔,约4000多元”因此,依逻辑而判断,S4卷入此次运动并非空穴来风。不过,如上述材料所示的“煽惑单干”或“拉拢基层干部”是此次运动打击目标之外的“罪行”,却也是其“罪加一等”的直接证据。

总体而言,除了S1之外,尚难以断定这些生活琐事对“贪污分子”处理结果的实际影响程度。但个人日常表现被搜集整理而当做“贪污分子”个人材料的组成部分表明,此次运动不仅仅是对这些身居各行各业领导或职能部门干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清算,也是对他们过往工作与生活表现的整体清肃。这种做法给“运动型”精英的更替提供充分理由,也为“运动式治理”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建政以后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提供了一种解释。

三小结:每个人的“五反”运动

梁启超曾云:“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之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阅读这些不会说话的个人材料,试图从中勾画“五反”运动全貌及其操作逻辑,无异于一场探险。这场运动的政治运行逻辑,时常被单个“贪污分子”极其私人化的经历所打乱。从本质上看,每个人的“五反”运动都是其自身的,很难依照单个人的经历总结这场运动的整体操作逻辑。然而,在同一场政治运动中被当做打击对象的“贪污分子”,尽管有不尽相同的身份、职业、年龄、性别、出身、政治面貌等,但他们之所以最终被贴上“贪污分子”这一标签,盖因同样被作为参考的五种必然因素。正基于此,单个人的经历最终构成了整体的“五反”运动。

这五种因素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个人的出身及履历、在运动中的态度、在运动中的行为及一贯的日常表现等,在48个个案中反复呈现,共同构成这些“贪污分子”之所以被认定和处理的必然因素。把这些因素简单归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是经济因素,个人的出身及履历、在运动中的态度、在运动中的行为可视为政治因素,一贯的日常表现则是社会因素。

通过对这48个个案的解读可以发现,经济因素是每个人被卷入“五反”运动的根本原因。表1根据涉案人涉案款项排序,对每个人处理结果的前后比较可知,贪污问题是其处理的基本依据,表明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首要目标是经济问题。但处理的程度轻重则各不一样,除经济因素的决定之外,也体现在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对其的影响上,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F1贪污“粮食3101斤、清油146”,仅折价约460元,但却被处以“逮捕”的处分。这一严厉处分并非空穴来风,缘由在于其行为“完全发生在五反运动中,是严重的边反边犯”。表明“在运动中的行为”这一政治因素是F1受到严厉处分的根本原因。在L1、Y1的个案中,他对党有不满言论且在运动中再次贪污,但因数额较小,被“免予处分”。地主C4、“右派”分子S4与贫农出身的C3、Y4、Z5所涉款项均在3000元以上,他们都被“拘留”或“逮捕”。这些个案表明,某些政治因素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贪污分子”的处理轻重,但并不会超越经济因素之外成为“贪污分子”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

社会因素尽管也出现在每个人的定案材料中,但只影响了对个别人的处理。如S1与十几个人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直接导致其“女流氓”的定性。S4“煽惑单干”的言行显然使其处理更为严重。其他人赌博、抽大烟的不良行为,则在政治运动中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只构成了“贪污分子”立体的“坏人”形象。

48个个案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通过前后比较,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地审视这场运动及其打击对象。由于每种因素影响程度不一,使得每个“贪污分子”的处理结果充满偶然性与差异性,也因而导致每个人在运动中的经历和遭遇都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通过对48个个案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或造就“贪污分子”。卡尔·波普尔在1930年代反驳“历史决定论”所提出的论断仍然振聋发聩——“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提醒我们在回到历史场景时注意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

因此,这48个个案既展示了每个人被认定为“贪污分子”和得到不同处理的必然性,他们在处理时会关涉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但也表现了各自的独特性,经济因素尽管最为根本,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处理时亦至关重要。每种因素影响程度不一,难以量化而论。所谓政治运动的基层运行逻辑,实际上是极其私人化的个人体验。

就每一位“贪污分子”而言,既难以将这些因素按照先后或主次顺序排列以论证他们被认定和处理的逻辑,也无法就结果来断定到底哪一种因素在处理过程中更为重要,但依然可以从中窥探“五反”运动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事件自身多重面相的本质属性。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个人材料,研究者应该做的,不是笼统地将这些因素作为政治运动打击对象被处理时通用的参照规律,也不是依照数理统计计算各种因素在单个对象处理中的权重比分,而应全面呈现并分析这些因素的多面性及其相互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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