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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历史必须考察不同时期整体社会实际

作者:张静如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第2辑
发布:2016年03月03日
点击: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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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下题目中的两个词,一个是中共历史,一个是整体社会。

现在都把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为中共党史,这样简称是不对的。简称复原后不能多字,也不能少字,必须与原称一样。可是,中共党史这个简称复原后就变成“中国共产党党史”,既多了一个“党”字,又少了一个“历”字。所以,多年前,我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应该简称为中共史。提出后,有学者赞同,改用了,但多数学者并未改,也许是不赞同,也许是因为领导部门未改。我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多年来一直这样写。

整体社会实际指的是由动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由具有复杂相互关系结成的人群实际生活。研究整体社会实际,必须深入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思想方式,等等各领域。总之,就是要考察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

本来这两个词,以前不止一次解释过,但因为年头多了,怕读者记不清了,所以这里再叨叨,也许会多余。好了,题目中的两个词解释完了,就应该往下说正文。可在往下说的时候,脑子突然一动,觉得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个题目的意思挺容易明白,用一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要把中共历史放在整个社会中去研究,其目的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

关于这个想法,我已倡导过几十年了,在许多文章和讲话里边都提到过,特别是1991年《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的论述对党史界曾经起过一定的推进作用。所以,我真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了。可是,我细想了一下,并翻过去的文章和讲话琢磨一下,大概还能说上几句,也许有重复的地方或者废话,那就说说看吧。

先说说为什么要把中共的历史放到社会中去研究?世界上的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出现了许多政党组织。这种政党组织独立存在于社会之中,以自身的意愿对社会起着正面或反面的作用。同时,这种政党组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时都受着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诸种因素制约,或逐步前进,或走向灭亡。所以,没有任何政党组织能够脱离社会。中华民国成立后,社会上出现了相当多的政党组织,进行着各种各样活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这是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目的的政党,是以不断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为宗旨的政党。中共自从诞生之日起,至今经历过三个历史时期,即北洋军阀集团执政时期、国民党执政时期、正在进行的中共自身执政时期。中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几个历史时期,都是在其中进行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各式各样困难,不是那么容易走过的,包括自己执政期也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管如何,路越走越明亮、越走越宽阔、越走越有新意。这样看来,研究中共历史绝对不能脱离社会,必须紧密地、细致地、深入地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社会实际,才可能不断提高水平。

中共历史研究状况究竟怎样呢?我觉得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党史界开始倡导要深入考察社会诸领域实际以提高中共历史研究水平之后,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这方面确有很大进步。随便说点情况,就可以知道。前些天,我接到中共党研室寄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合订本2014年上下卷。平日这份刊物每期来了我都看看,合订本翻起来更方便。查过这一年的总目录和该刊每期登载别种刊物的目录及内容简介,就发现这些文章的题目很引人注目。比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思考》、《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动机之考察》、《一九五〇年“辅仁大学事件”历史考察》、《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我国乡村医药卫生人员培养工作述论》、《国共两党关系与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上海私营企业工资调控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归产婆研究》、《湘鄂西苏区一九三一年水灾应变措施探析》、《抗战时期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变工运动论述》、《中共根据地反缠足依据的演变》、《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农村的地权转移与农村土地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私塾的改造》、《“文革”时期知青运动中的安置经费问题研究》,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确实说明深入社会诸领域实际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而且有的研究已被吸收到通史或专史中间,上边说的“辅仁大学事件”在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一卷上就有一段叙述,以说明中央政府最早接收辅仁大学的原因。但是,从整体上看,这种深入社会诸领域实际的考察还差得很远,特别是被通史、专史吸收的更不够,研究者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努力,研究出更多的成果。当然,也不要太着急,因为这是细活,需要一步一步去做。

下面说说应该考察些什么问题和怎样考察,需要举点例子,话要多说点。

在北洋军阀执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1924年到1927年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人民大革命,并最终推翻了北洋军阀政治统治呢?当然,这是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同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相联系着的。所以,在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是怎样制定的,国共两党是怎样联合起来的,工农群众运动是怎样逐渐兴起的,军阀之间是怎样不断混战的,以及它与人民群众矛盾怎样日益尖锐的,等等问题。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但是,要说明这次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还不够,而应该深入考察当时社会生活诸领域的革命因素和有利于革命的因素是怎样日益增长的,从而挖掘更深层的原因,把当时的现状说得更清楚。

在经济领域,应该注意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因为这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诚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非常缓慢,但在考察大革命兴起原因的时候,就要探讨一下时候由于一定条件使民族资本主义得到相对迅速发展。事实上,民国初建的年代里,由于政治结构的变化,形成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有利局面,加上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争,减少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同时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对外贸易的入超情况,这就使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样才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产生力争自由发展的要求,并通过其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反映出来,才使社会上与新生产力紧密联系的阶级和阶层的民主意识普遍提高。对此,研究者给予了足够的注意,讲义、教材中也都做了描述。但是,常被研究者忽略的另一面,即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外投资卷土重来使民族资本主义一下子背过气去,而是继续以一定速度发展着。只是到19241925年期间,这种发展由于受到极大阻碍才缓慢下来,因而造成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通过政治手段恢复“黄金时代”的强烈愿望。当然,经济上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因军阀混战的消耗和统治者的搜刮而日益加强,无疑是促进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但一场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的深层原因,只能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发展的强烈要求。

在政治领域,北洋军阀的统治完全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半封建性政权,但在形式上却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这样就由此产生出统治集团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其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统治者无法完全避免其成为民主精神和原则的象征,无法完全泯灭其对人民群众和革命领导者为民主奋斗的激励作用;也就是说,统治者无法完全排斥其对专制化所起的牵制作用,而这种牵制作用有利于民主主义势力的增长;也就是说,统治者无法完全抵消其利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当然,政治上的残酷压迫,是造成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因素,但政治领域中的上述潜在因素,则是要更深层的造成大革命爆发的原由。

在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社会上的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出现前所未有的热烈局面,研究者对此关注较多,但对统治者直接控制的文化机构给予人们民主意识增长的影响则注意不够。比如,各级学校教育虽然控制在统治者的手中,但从民国一建立就效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无论在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学校受教育者或多或少会从所学课程中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从而有利于受教育者的意识在民主主义方面得到增长,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于国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1920年后留苏热潮,引导大量有志青年走出国门。他们中间有些人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有些人接触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并分别逐步予以接受。有的人后来成为学者,有的人则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骨干,在随后兴起的大革命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领域,封建意识仍顽固地起着作用,但民主意识毕竟已开始不断冲击着这些领域。生活方式、社会习惯是比较稳定地,大量的内容已融入民族性格的深层结构之中,以致相当长的年代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毕竟反映着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和社会需要的心理表现,所以在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势必发生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社会生活诸领域都发生不小的变化,社会习俗、生活方式领域也不例外。在城市里,从大量有关衣、食、住、行和交往礼仪的材料看,有一种“文明化”的倾向。如饮食上,西方饮食开始在向以传统“食文化”著称的中国社会里有了一定的市场。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一书中所说:“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饭,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北京有名的番菜饭1914年有四家,到1920年就发展到十二家。过去人们很少抽“洋烟”,这时很多人大感兴趣,逐渐淘汰旱烟、水烟。19221020日的《申报》上的记载说道:“纸烟之消费额,更属令人可惊。大公司之大获利无论矣,即穷巷小街之各绒线店、油盐店,且无不以带售卷烟为大宗主要品。价愈涨而购吸者愈多。”不仅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纸烟盛行,就连一般小县城也是如此。在出行上,上海有营业执照的轿子,1910年有331抬,到1919年只有16抬了,显然是逐渐被淘汰。1908年,上海出现第一条有轨电车,不被人们所接受,不得不免费招揽乘客。可是,到了1920年,北京在一次民意测验中,在回答“地方上应当设立的是什么”一问时,则以电车为最多。可见,人们在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上的“文明化”倾向,同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社会心理呈现出来的民主主义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对普通民众来说,相当多的人政治观念并不明显,但他们不可能不受到整个社会上的民主意识的影响,从而在日常生活的追求上表现出所受影响的痕迹,这在客观上是对国民革命的半本能、半自觉的支持。总之,由于民主主义的广泛传播,人们在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生活观上注重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而摒弃传统的封建旧观念、旧习惯。反对保守、进取向前的精神,鼓舞着人们为实现新的生活而奋斗。

另外,还可以从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等等领域去考察,去分析。

通过上述诸领域的考察和分析,就能够更加透彻地揭示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从而使说服力增强。

写到这儿就觉得上面举个全方面的例子来说太费字,照这样下去写的字太多,还是举小点例子,多说明些问题。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写党的历史当然要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日斗争为主体,也要不断涉及到国共两党合作和矛盾,这都是对的。其中,沦陷区的斗争也有些,但很少。写沦陷区党史的专著,这方面反映当然会多,可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状况涉及的就很少。确实,一般老百姓不会都直接参加反日斗争,而大多数老百姓在日寇统治下对日常生活不满产生出来的反日情绪,则形成一股力量直接威胁着日寇的统治。关于这方面我没有调查过,但可以说说那个时期自己亲身的体会。

我的父亲年轻时,就进入北京电车公司当职员。沦陷后日本接管公司,我父亲并没辞职,为了生活,继续在日人统治下工作。但心里总别扭,常背地里骂日本人。每天晚上他都要偷听大后方的广播,盼望着国民党军队赶紧打回来。当时的收音机不像现在这样先进,只是一个木匣子,有四个晶体管,通上电,人们都把它叫“话匣子”。拧开后,要一点一点找,很费劲,有时找不到,很费事找到了,声音也很小。听的时候,怕外人知道,因为偷听广播要被抓。所以,每次听都把窗户关上,而且拉上窗户的黑布。一旦听到国军在什么地方上打了胜仗,特别高兴,真想跳起喊两声,鼓掌庆祝一下。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大人、孩子都跑到门口外跳起来。邻居、亲戚、朋友谈起来,才知道不少人或者经常背地里骂日寇,或者晚上听广播盼望国军打胜仗,甚至干些不利于日寇统治的事。

不仅大人这样,那时的孩子们也这样。我是19331月生的,到19371月已四岁。受我父亲影响,知道日本侵略者要占中国,是坏蛋。怕飞机来炸,那年进入夏天,就在院子挖个简易的防空洞。我虽然年纪那么小,干不了什么事,但还是积极帮助大人干自己能做的事,因为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此后,日本侵略者占了进来,为了反对坏蛋,我和一些小朋友干了许多危险的事。最得意的事,是打日本小孩。恨日本侵略者,可不敢惹大人,只好欺负小孩,我家的东边一进胡同口路北东四三条五号是个日本的什么株式会社,里边住着家属,有些小孩。我和几个邻居的小朋友一起商量,想拿日本小孩出气。一天,我们把两个日本小孩叫出来,让他们向我们服软。日本小孩不肯低头,我们人多占优势,不服,甭废话,围起来就打。一顿狠揍,日本小孩脸上都出了血。打完之后,各自回家躲起来了,怕日本小孩回去告状。结果,日本小孩很倔,没告状,不了了之。这事想起来令人后怕,万一告了状,大人找来,指不定惹出什么大事。那时,真是一些孩子,虽说无法懂得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的区别,可以原谅,但以多欺少,以大欺小,总不应该。

也别说,不是完全不敢捉弄大人。记得有一次到日本洋行去偷东西,当然不是想据为己有,而是为了发泄对侵略者的仇恨。当时,我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到洋行里假装玩,因为都是小孩,没人注意。我们几个人分工很细,有人在那里玩以打掩护,有人拿东西,拿到手一使眼色,全体迅速撤离。出去以后,把偷来的东西用脚踩来踩去,然后把它扔到臭水沟里(那时到处是明沟)。干这样的事,心里痛快,但也害怕,现在想起来,确实挺危险。再有的事,是在路上捉弄日本兵。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后,特别强调他们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印的大东亚共荣十二条传单到处散发,要求每个中国人都会背,尤其是小学生,大概也是从娃娃抓起,进行奴化教育。所以,在胡同里,日本巡逻兵碰上小学生上下学,就拦住让背。小孩记性好,都能背上来。我就被截住几次,当然难不倒我。同学们都非常厌恶这些日本兵,我们一商量,决定捉弄捉弄。见到日本兵,有时用小石子打,有时大声喊“八格牙路”。我们个子小跑得快,路也熟,从穿堂门钻出去,一次也没被抓住过。打完了,骂完了,心里特痛快,像做了什么大事。再有,就是在课堂上跟教日语的日本教师捣乱。日本侵略者为奴化中国人,在小学就安排日语课。同学们当然不愿学,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会也不答,硬说不会,故意捣乱课堂。至于在黑板上乱画,上课不叫起立的事,时时发生,不在话下,弄得日语教师一点没办法。不好好学日语,在我和同学们的心中,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总之,在幼小心灵中,日夜盼着抗日的胜利,以致在后期美国的高空飞机冒着白烟在上空飞行的时候,我和邻居小朋友一边看着,一边希望最好能把日本侵略者炸死(其实来的是侦察机)。孩子们的想法虽然很天真,但却是很真实,它代表着在沦陷区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盼望早早把日本侵略者赶走。

可见,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下大功夫去考察一般老百姓(包括老人以至孩子)的思想、生活状况,特别由他们形成的一大股力量怎样威胁着日本侵略者的统治。

在革命年代里,中共领导的敌人占领地区的地下工作历史,考察起来是复杂的。因为这种工作紧密地同敌人统治的社会各领域相联系着,而又是秘密进行的。比如,搞地下工作必须在城市或县里设立党的领导机关以及不同层次的联络点。机关、联络点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在这儿而不在别处,就要考虑城市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北京有个晋阳饭庄,地点在前门珠市口西大街,是个地下党联络点。为什么选择这个饭庄当联络点,关键是它处于繁华地带,又是随便可以来吃饭的地方,掩护起来很方便,不会被发现。另外,这个饭庄的院子大,有深度,包间多,容易藏身,而且还有个后门。这个饭庄是山西饺子,从根据地、解放区来联络的交通员,或多为山西、陕西人,或在山西、陕西呆的时间长的人,说话带有那些地方的口音,不容易暴露。可见,选择好领导机关、联络点保险的地方,对开展地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党的地下工作的面涉及相当广,如国民党统治时期或日本统治时期的机关、工厂、矿山、学校、郊区、街道、黄包车厂、电车公司、邮局、银行、书店、饭店、商场、小铺,等等。在这些社会中不同的领域,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党组织既要派出地下工作者进入以开展工作,又要在这些领域中不断发展优秀分子参加工作,以扩大地下工作者的队伍。做地下工作相当不容易,有时很成功,有时只能长期隐蔽,有时只能暂时撤退。19542月,组织上让我去北京大学跟苏联专家学哲学。去了以后,碰上一起学习的山东大学副教授蒋捷夫,彼此成了要好的朋友。老蒋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知道的事挺多。有一次,他用了几天时间,给我讲了做地下工作的事。他说,当时在部队里是搞文工团工作的,喜欢京剧,会自拉自唱。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到县城里去开辟地下工作,把通讯的事搞好。当时,县里只有一个积极分子,老蒋带着电台进城去找他。自己装扮成个商人,找到那个积极分子,了解到一些情况,经过商议,决定先设法接近当地的特务头子,以便站住脚跟。这个特务头子总在一个旅馆里占据一间屋玩乐,老蒋就在他旁边租了一间屋住下来。因为知道这个特务头子喜好京剧,老蒋就在自己屋里自拉自唱以吸引该人的注意。果然,这个特务头子听了两天感兴趣了,就让茶房去请。二人见面后,可谓“一见如故”,特务头子表示非常欣赏他在京剧方面的造诣。一天,特务头子说找妓女来玩玩,老蒋只好说自己怕老婆,不敢涉及,也就作罢。本来彼此交往很密切,靠这个特务头子站住脚跟已无问题。但有一天,老蒋到处找不到那个积极分子了,觉得不对劲,立即决定先出城再说。在老蒋赶往长途车站的过程中,碰上盘查,巧妙地混上车,逃出城外,回到部队。后来得知,那个积极分子不敢再干了,但并未出卖老将。这个真实故事还有许多细节,我已记不清了。总之,说明地下工作干起来相当复杂。发展积极分子也很不容易,得看得准,下大功夫。我上的大同中学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有党的地下工作,像我这样的人虽然与搞地下工作的同学关系很好,但就是没人发展我,因为我不好好念书,经常旷课,到操场上玩球,也从不对社会有什么不满,整天混日子。对我这样的人,组织上不会放心,觉得没用处。与我相反,我的老伴上中学时是个老老实实读书的学生,做事非常认真,从不惹事,热心帮助别人。对这样的人,组织上放心,觉得有用处,不会出差错。所以,我老伴到高中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联,担负着到国民党的警察局长家里送警告信的任务,并且发展过下线。

可见,研究党的地下工作历史也要下大功夫考察社会的复杂情况,以反复把这段历史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说明。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地下工作的情况,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了解的人越来越少,研究者对这事要抓紧点,否则难做出说明。

前边说的都是旧社会的事,建国以后新社会的事也要举些例子说说。

建国头几年,党中央领导人和各级干部都比较谨慎,走的路很稳,没有着急。在这段时间里,只是在发展经济改善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一步一步地搞一些活动,诸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农业合作社、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时候,老百姓也没有着急,没有想快点提高生活,觉得比解放前已经好多了。到1957年反右派之后,情况慢慢出现了变化。虽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但确实有少数人说了些攻击共产党的话,制造出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思潮,这就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开始着了急,想大干一场让国内外大伙都感受到共产党领导跟国民党领导大不一样,比他们强得多。毛泽东的愿望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到19579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还批评中共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显然,这已经从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上开始倒退了,从而为“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11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从此,全国进入了“大跃进”的热潮当中。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大跃进”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自然是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极力倡导的结果。但是,这又与此前社会群体中存在着共同心理状态有关。那个时候的成年人都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深受国内外恶势力的欺辱、压迫,生活水平低下,一旦民族独立了,国内外恶势力也打倒了,就盼望自己的国家赶快富强起来。上面说了老百姓在建国初期没有着急这是事实,但急于求成的心理在他们头脑中并不是不存在,只要形势的变化有利了,这种心理就会冒出来。所以,当“大跃进”形势开始有点露头的时候,急于求成的群众心理就出来了,从而成为中共领导层决策的基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我们教师和学生中都有反映,1958年去农村劳动时表现非常积极。当时,教师和学生的劳动热情并不是假的,除了认为作为青年人应该受各方面的磨练,学政治理论应该多接触实际之外,还因为大家并不认为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恰当的,并不认为大干快上、赶超英美等口号是脱离实际的。那时的教师和学生都是生在旧社会,不少人吃过旧社会不同程度和样式的苦头,经过学习更认识到中国饱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压迫和剥削,现在解放了,大家翻身了,但国家还不富强,难免以后不再受到欺辱。所以,大家都鼓足了劲,想要快点使国家富强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外国人能干的事,中国人也能干,只要努把劲,一定能超过他们。这种想法完全忘记了科学地分析实际,忘记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不服输的劲头非常可贵,问题是中共领导人,没有把握好,对形势的分析和国情的认识发生了主观主义的偏差,违反了经济规律,急躁冒进,使得国家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成就。那时的老百姓既不傻,也不是被迫无奈,更不是由领导人硬逼,而是真心的爱国,有一个强烈的复兴中华的愿望。问题是这种事想得太天真了,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走起来。

下面还应该写写改革开放后的事,一翻看说的话已不少了,那就说简单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使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各级干部明白个道理,自己不能折腾自己,跟自己捣乱。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家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政党。本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再加上乱折腾,就更不容易实现。邓小平接上全局管理摊子之后,硬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以便慢慢增加财富,好改善老百姓生活。说得通俗点,就是攒钱,跟居家过日子一样,攒够了钱,才能提高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头带得好,虽然改革开放后至今也出过些事,但发展生产力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虽然物价也比以前不断上涨,但国家财富的积累与以前大大的不同,人们的收入与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越过越好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些人想占国家财富的便宜,也就是一般说的贪污、受贿。这种事自古至今中外都有,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开始相当普遍,不算新鲜。可是,中共的情况不同。解放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一小段时间里,确实也出现过极个别人贪污、受贿的事,但并没有一步一步扩展开来。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解放前共产党掌握的钱就不多,解放后虽比过去增加了不少,但国家仍不富裕,难于造成挪用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当时在职的领导干部多数为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头脑中的革命精神占主要地位。另外,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国外传来的影响还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国家财富积累越来越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钱的用途在人的头脑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一些当官的、做买卖的、想升官的就使用贪污、行贿、受贿等卑鄙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这种事有传染性,再加上一段时间没有集中力量予以打击,就越来越发展。同时,糟蹋公家钱的事,也越来越增加。为满足个人和群体吃喝玩乐的享受,以开会、国内外调查等名义占公家便宜,成了一股风。说实在的,改革开放前,学术界在一起开会是不多的,但也不是没开过,开完了就回家,没有准备饭的。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就大不同了,不但要准备饭,而且要组织参观、游玩。学术界如此,其他界也一样。由于全国这方面人很多,即使每个会上个人也交点钱,可主要的钱还是公家花。

历史上早已证明,政党出现腐败是不得了的事,国民党就是这样垮台的。孙中山组织政党,是为革掉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起民主制度。但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北洋军阀集团所剽窃,不得不重新聚集力量进行革命。国民党建立全国统治之后,虽然就已出现个人捞公家钱的事,但开始一段还好,没很普遍,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停止进攻时,腐败之风就大起来。抗战胜利后,越来越厉害,以至成为公开之事。我记得,当时我父亲在电车公司当总务课长,假日全课的几个人到我家去打牌,一边打几个人就商量着买东西要多少钱回扣。达到这种程度,哪能不走向失败。现在共产党虽然贪污腐败慢慢多起来,但还没有达到公开商量的程度。但是,这种事不下力气打击,想办法制止,肯定会不得了。因为在一些党员、干部队伍的头脑中理想信念开始动摇,或者完全丧失。这样,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说得好:“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立即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务,集中力量大抓反腐倡廉。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讲话中强调:“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决以零容忍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为消除腐败,坚决既打“老虎”,也打“苍蝇”,一个不能留,而且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从党的十八大至今,这方面成绩大大的,但这是个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下去。只有把那些占国家和老百姓便宜的人都打到,才能让老百姓更相信党,更热爱党。

好了,该说的话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深化中共历史研究。下面再说几句概括的意思。

对中共历史里边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从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细致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的综合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当然,也不是每一个重要问题,都从社会生活诸领域无遗漏地进行分析,而是根据需要,就是说哪些领域最能说明真相,就着重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在分析上不容易,要转换思维,要用开放的、创新的思维路数去思考问题。其次,是找材料不容易。要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变化去说明问题,仅靠原来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而要找寻不被注意的或很少见到的材料。总之,做这件事要下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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