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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合作显转机

——解读1944年谢伟思延安访问往来电文

作者:董佳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6年6月30日第B01版
发布:2016年0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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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合作显转机

      ——解读1944年谢伟思延安访问往来电文

董佳

作为抗战时期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和史迪威麾下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对战时中美关系、美国与中共关系产生了极重要的历史影响。笔者有幸获得了当时谢伟思被派驻延安时与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国国务院之间的原始往来电文。在审读这些文件时,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国共各自动向的看法,以及美方对国民党和中共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其中,1944年谢伟思的延安之行,因为与毛泽东、朱德等重要中共领导人有直接近距离地接触,保存了大量谢伟思本人对中国共产党鲜活有趣的分析。这些史料,不仅为我们为了解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国民党和中共的政治政策调整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同时也对共美关系的互动,乃至中共对外关系的起源,都进行了最真实完整的呈现。

一、 谢伟思造访的背景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最初关心的是战争对其利益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在华经济财产损失。1939年欧洲战场打响后,美国注意西方无暇东顾。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出于希望中国尽可能拖住日本,减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压力的目的,开始关注中国。美国最初认为,国共两党为自保,会形成高度联合的统一战线。然而,1940年各地连续出现的国共摩擦,特别是翌年皖南事变的发生,使美国对国共关系趋于忧虑,担心国共分裂会削弱中国,日本坐享渔翁之利。而到1943年,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在陕西、河南及宁夏、甘肃一线集结了14个师的军队,并在陕甘宁周边修建军事工事,阎锡山也开始在晋陕交界地区驻扎军队。与此同时,国统区开始秘密搜捕中共、限制中共报纸的发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阴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

作为中国抗战的主要盟友,中国局势的如此逆转,自然引起美国政府的不快其中,最美方反感是,国共内战会直接影响整个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的大势,加重美国对日作战负担,与美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尽快地击败日本”的国家利益相悖。美方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不称职的”、“不合作的”、“虚弱的”盟友,“我们不能指望同蒋介石取得很好的合作”,甚至“蒋介石个人也一直对美奉行哄骗、敲诈、讨价还价、虚张声势的机会主义式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国政府陷入对国民党政权的深深厌恶失望之国统区斯诺、霍尔、巴苏、林迈可、斯特朗、班威廉、史沫特莱等记者银行家、医生教授、作家、传教士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各在华机构提供了大量关于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情报。这些人在根据地或长期久居,或短期驻足。在他们访问期间,边区昂扬向上的革命风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超然的政治立场、可信的亲身体验及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使他们对中共和根据地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笔下进步光明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以及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的有效抵抗,很快引起史迪威、高斯等美国驻华军事和外交机构负责人的兴趣和重视。故而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即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应允许美方派人去延安进行考察1944年7月,谢伟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驻延安的。

、敌后抗战和中共领导人的总体印象

1944年7月谢伟思作为美国驻华使馆二秘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随美方派驻的“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这也是历史上美国官方派驻中共根据地的第一个使团,标志着“美国与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谢伟思发现,根据地并非国统区宣传的一团漆黑所谓中共只从事小规模的游击战斗,无力破坏日军战略物资运输,甚至允许日军在根据地活动之说纯属荒诞明显不符合事实。对此谢伟思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写到,在我看关于中共是否抗日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如果中共抗日不是事实的话,日军也就不需要加强对于铁路线的保护了。同时从延安公布出来的有关中共与日军作战的消息以及捕获日方材料看,都可以看出中共是积极抗日的。

值得注意的,谢伟思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中,曾特别描述他对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这些人真诚、开放、坚韧、有活力和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组织观念等优秀品质,深深嵌入了谢伟思的脑海。他们(即中共领导人)都是长期辩论和讨论,最后遵从自己信仰和逻辑,选择走上这条路的,他们的人生是为了其他人的权利而斗争的。”,“颓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看不到。同时也没有所谓的官僚主义情况出现。其中,最令谢伟思印象深刻是,中共领导人的现实主义和实际主义。“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他们沉浸于毫无意义的纯粹理论的讨论中。延安,任何一项政策是否成功或失败,都主要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适合于社会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共极高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组织观念和平等行事作风,也是谢伟思眼中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他们在行事风格方面很有效率,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事情避免空谈。在这些人开会和讨论过程中,人们会被他们的坦率和直来直去的风格所着迷。……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牢固的统一性。在这里,个人的吹毛求疵、嫉妒和裙带帮派主义绝迹。即便有个人的雄心壮志,也要屈尊于集体目标。没有人想要去当‘政治家’。在中共领导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党外人士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没有所谓尊卑之别,同志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真诚的。虽然他们对于高级领导,怀有尊敬和敬仰之情,但没有低三下四的卑微之感。生活、服装和举止也很简单,没有炫耀和做作。显而易见,此时谢伟思眼中,中共领导人留给他的印象,无疑正面美好的。而谢伟思对中共的这份好感,在他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史迪威的信函中,没有进行任何掩饰,而是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中共领导人的欣赏,“他们是一群富有活力、成熟而又实际的统一集体,无私的致力于他们的最高目标,并有能力和素质来胜任领导职务。我认为,这些优点使他们比其他政治党派领导人更为优秀。”、“在过去7年绝大多数跟他们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都对他们的举止、思维方式、直接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更符合美国的特点而不是东方式的,由此(指我,笔者注)对他们抱有好感,毫不奇怪

谢伟思专访毛泽东、朱德

作为1944年外交、军事机构派驻延安主要代表,谢伟思非常重视利用一切机会侦测和观察中共的最新动态。其中,1944年8月23日8月27日,谢伟思曾先后两次对毛泽东进行专访。根据谢伟思的毛泽东曾明确对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这样美国外交人员可以定期常驻延安,防止国共发生冲突。同时泽东还劝告方应尽可能加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因为美如果没有对国民党施加压力,那么仅靠日本军事压力,国民党是不会改变自己反共政治立场的。如此一来,中共就只能做好强化自身军事力量的准备,把精力放在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方面,此举无疑会削弱中共的抗日行动。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必须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其推行民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此,毛泽东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迅速召开所有抗日党派召开政治联席会议,并提出美国对待国民党那样,平等地给予中共武器援助。19441022日,朱德谢伟思的会谈中,在谈及与国民党的军事合作时,也强调说中共不会接受旨在拆分其军队和解除自己武装的命令,也不会将其部队撤离根据地,或脱离党的领导。同样,中共也不会乞求和期望国民党能提供中共军队所需要的所有物资。朱德说中共虽乐于接受国民党的命令,但他不相信重庆方面会任命一位大公无私、毫无偏见的将军,他更希望由一位美国司令官来统帅所有中国军队、一致抗日。

对于上述毛泽东、朱德提的美国对中共进行援助及密切共美关系的要求,谢伟思认为,考虑到太平洋战争越来越接近日本本土中国海岸线,为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营救美军飞行员及中共在东南沿海游击队配合美军行动需要,美国不应失去中共这个缩短和结束战争的潜在盟友。从这一点看中共或其他地方武装,可能比国民党军队,更为有用。因此,美国需要中共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并向其提供和国民党一样平等援助。

四、谢伟思访问的影响

由上可见中共虽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左,但谢伟思的融合二者关系迎来新的积极性的转机,反观国民政府作为美国的抗日盟友,但二者却早已貌合神离。那么这其中究竟原委何在?答案似乎从谢伟思写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及史迪威的信函中,可见一斑

谢伟思认为,短期看,中共在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地区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华北华中的各战略要地。如果中共军队进一步地发挥游击战的特点并赢得群众支持,那么美方增加一些中共的援助,就会显著提高敌后抗日的效果。与此同时,谢伟思也对美国援助中共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指出结果可能有以下两种:一美国援助中共,导致中共实力增强,由此改变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国民党有可能会改变其政策,放弃独裁专制统治方式,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实现中国统一、民主和国力的增强。二面对美方对中共援助,国民党进一步坚定反共决心,甚至影响其对日作战的积极性,进而导致战争延长。但反过来讲,此举亦将凸显美国在调停国共冲突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可以据此推动建立由史迪威将军负责的联军委员会来协调国共军队,并由此最终解决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远东盟军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

另一方面,谢伟思指出从长远看,建立和发展与中共的关系,对美国而言也是极重要且有利的。他判断,如果国民党在未来继续拒绝改革,导致内部分裂和局势失控,乃至政权崩溃,美方将不得不考虑谁将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共。即使中共统一不全国,也会在未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战争和我们未来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现在我们对中国应采取一种更现实的政策。”,美国应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而应有所准备,适应战时或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不能只同蒋介石一个人打交道,这样做只会把好牌都拱手让给蒋介石,不能把宝都压在国民党方面。”据此,谢伟思美国政府的建议是,“美国应同时在国共两边下注,并对其施加影响,是一个较为妥善和圆满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谢伟思的上述建议,不少都被后来的美国政府采纳。而事实上,正是在谢伟思、戴维斯、包瑞德等人的积极呼吁和推动下,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实行“国共两边下注”的政策。结果美国不仅向中共提供军事装备,还加强了与中共的外交互动。其中最大的成果是,1944年底美国大使赫尔利造访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点协议”。包括共同敦促蒋介石达成一个旨在促进国内团结抗战的协议;组织联合政府和全国军事委员会;新政府将是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团体在内的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新政府承认国民党、中共和其他所有抗日力量的合法性,并对外国援助进行平等分配;战后中国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这意味着中共与美方在对日作战和维护团结问题上取得了重要共识。中共开始由战时孤立无援的弃子,变成美国援助的新宠。特别是在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舞台上与国民党开始了一场无硝烟的斗争,并由此对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国共关系,乃至战后国共内战的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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