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中共党史 > 专题研究

1940年日本在“汪”、“蒋”间的摇摆政策

——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切入

作者:张展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4辑(董佳主编)
发布:2016年07月19日
点击:6254
分享按钮

一 引言

1940年上半年,日本当局一边扶植汪伪政府,一边急切地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交涉,其政策重心究竟何在?到了下半年,日本当局决心进入“大持久战”阶段,基本停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接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其决策背景又是如何?就此学界著述颇多,但仍有研究的余地,本文利用日本外务省和中国派遣军的部分档案,进行对比研究,希望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1940年日本对华政策的决策背景、变化过程、和内部争论的内容。

二 作为对“蒋”“谋略政府”的汪伪政府

1938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与中国新政府合作,调整两国邦交。近卫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当局决心否定国民政府,与自己扶植的在华代理人“调整两国邦交”,来确保在华侵略利益。在近卫声明发表前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分别于北平、南京成立。

但伪政府的实力和影响力相当有限,对沦陷区的统治尚赖日本维持,要“调整两国邦交”实属勉为其难。日本当局认为,有必要统合现有的傀儡政权,扶植一个“实力政府”。193878日,五相会议通过《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要求“在继续强化现有的各亲日政府实力的同时,努力将之统合为一个政府”,使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借此“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  

1939年,日军虽然仍保持进攻势头,但攻势渐显疲态,而国民政府并未屈服,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与之同时,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9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的战争机器则陷在中国战场,国力不断被消耗。日本当局急切希望尽早从中国抽身,遂加强了对华“政治工作”,在诱降国民政府的同时,继续推动各伪政权的整合。193910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事变处理和相应的外交措施》,提出:“从速促进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处理事变的第一要务。”“新中央政府”的首脑被指定为汪精卫,日本当局希望汪精卫发挥自身在国民党内外的影响力,发起“和平运动”,并统合华北、华中的伪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有实力的“新中央政府”。日本媒体大力宣扬“汪派的和平运动已扩展至中国全境”,“围绕着汪派的和平运动,事变正孕育着划时代的前景”,“事变处理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本政府则公开宣称:“帝国以‘全力支持汪精卫,期待成立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

与日本当局的期待相左,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未动摇抗战根基,汪精卫阵营实力毕竟有限,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并没有走向崩溃,仍然在坚持抗战。如果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那么对于日本当局而言,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当局对其“正式承认”,那么要绕过汪伪政府,同重庆政府进行中日会谈,就难以自圆其说。

扶植汪伪政府只是日本当局侵华“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并非不可替代。既然汪伪政府难以满足日本当局的预期,那么不可避免地在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要求暂缓扶植汪伪政府的声音,如华北方面军、在香港进行“和平工作”的小川平吉分别向东京当局提交的报告就持这种意见。

首先,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遭到了怀疑。华北方面军认为,在无法靠实力征服中国的情况下,成立“新中央政府”,来促进重庆国民政府从内部瓦解,这是一种“谋略行动”。若不能达成此目的,过早成立“新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意义,还必将导致“新中央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并立对峙,不利于收拾局面。小川平吉也认为,日本期待“通过汪扩大在中国的统治”,“促使蒋政府崩溃”,这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政府仍有相当军政实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崩溃,汪精卫成立的政府则“恐怕影响力很难及于占领地之外”。

华北方面军和小川平吉还认为,“重庆工作”仍存希望,不应因汪伪政府的成立而受到阻碍。华北方面军主张,应该将联系重庆国民政府的实力派放在优先地位:“有情报显示,孔祥熙、张群等人并不排斥交涉”,“只有促使蒋政府崩溃,同重庆方面高层合作,建立强力政府,以此作为唯一的中央政府,才是真正的整顿时局之道。”联络重庆国民政府“高层”的小川平吉则报告,当局公开支持汪伪政府,对自己参与的“和平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914日,日本政府发表支持汪政府的声明,使孔祥熙对日本的意向产生怀疑,原本已经大有希望的孔祥熙工作,随之遭到重大挫折。”

利用第三国进行调停,也是日本当局解决“中国事变”的重要选项。华北方面军认为,英美可能会胁迫蒋与日本进行和谈,从而防止蒋介石完全倒向苏联。1939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事变解决秘策》,设想在汪伪政府正式成立之前,由日本向英国提供在华特殊权益,利诱英国参与中日调解。而一旦日本当局扶植并承认汪伪政府,就意味着宣告以汪伪政府为中日谈判对手,这对拉拢英国调解是不利的。193910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透露,英国认为汪伪政府“徒有其名,而全无实力”,日本与其交涉和平,可以说是“虚幻的”。不仅英国看淡汪伪政府的前景,即便是日本的友好国德国,在汪伪政府建立之初,也认为其发展前景有限,暂时不准备加以承认。

虽然反对意见并不一定会直接影响日本的中央决策,但在汪精卫等积极筹备汪伪政府的同时,日本当局的对华战略,仍在“汪工作”与“重庆工作”之间摇摆不定。《事变解决秘策》提出,如果汪伪诸人反对日本的“重庆工作”,日本可以“弃汪求蒋”:“若汪方阻碍日本与重庆之谈判,可据情况将其排除,虽形式上仍然与新中央政府交涉停战,然汪蒋合并工作以重庆方面为主体,事若至此,需引导国内舆论之转移(根据上文内容,应指将全力拥“汪”反“蒋”的舆论转为“与蒋和解”——引者注)。” 193910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出台《处理事变第1期最高指导案》,指出:“应使汪方认识到,要成立强力政府,乃至整顿时局,获得重庆方面的实力,实属必要。”停战作为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前提条件,“是日本和重庆方面之间的问题,因此必然存在日本与重庆方面的停战交涉”。 

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摇摆,招致汪伪方面和日方从事“汪工作”人员的不满,认为日本当局没能充分认识到汪伪政府的意义,双方缺乏互信。主导“汪工作”的影佐祯昭不禁感叹:“日本政府与军部的事务当局中,也有对于成立汪政府的意义缺乏认识,不热心于支援和平运动者”,“汪政府要人之中,有不少人对我哀叹说日本不相信友人”。汪伪方面对此也有着相似意见。日本当局在没有知会汪伪方面的情况下,进行着联络重庆国民政府的“桐工作”,周佛海得知后颇感失望:“今井、臼井赴港,犬养等在沪从未提及,令人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

既然日本当局认为“应使汪方认识到”,“重庆工作必然存在”,周佛海也明确表示,不会反对“重庆工作”。在接待来访的日本众议员神尾正雄时,周佛海声言:“余告之以中央政府即使组织,绝不至阻碍全面和平。”但如果日本当局进行的“重庆工作”影响了汪伪政府的成立,那么汪伪方面则难以接受。周佛海得知日本当局可能不会立即承认汪伪政府后,向犬养健表示:“余谓余辈绝不反对与重庆谈判,但新中央如日本不承认,则宁可不组织。”同时,周佛海认为“重庆工作”的不确定性极强,对此不可寄予过多期望:“日本以为蒋现甚感困难,亟于求和。吾谓不然,蒋正以为抗战形势好转,岂有求和之理?如日方观察错误,则蒋以为日本已陷于困难地位,调子将更强,是则欲和而反不得和也。私意须水到渠成,此事非急可得到。”就此,周佛海屡向日本方面警示重视“重庆工作”、忽视“汪工作”的危险。如向犬养健评价“桐工作”:“当时主张在港所接洽者果属确实,则和平有期,政府可不组织。惟接洽者为重庆极不重要之人,如因此而延期组府,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还告诫今井武夫,不应因“重庆工作”影响汪伪政府成立:“大约和平并非其意,欲借此破坏我政府,则系实情,故告今井,请日方注意。”周佛海要坚持的,可能是即使存在“重庆工作”,日本也应以“汪工作”为中心,由汪精卫主导收拾局面:“组府势在必行,但中国不能不统一,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在会见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加藤外松之际,周佛海要求加藤明确在“新政府之地位”、“议和条件”上日本的态度,求得了“无论如何当以新中央为中心”,“将来即与重庆谈判,条件亦不致吾辈(周佛海等汪伪阵营诸人——引者注)目前所谈者于中国有利”的回应。

1940年初(请核实这一日期?文件原件题目页上时间标注确为194011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当年对华方针,决定将1940年的对华工作分为前半年和后半年两个阶段。前半年,继续加强“解决事变”的努力,即“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如果效果不彰,后半年则逐渐转入“大持久战”阶段,基本放弃“重庆工作”,准备与重庆国民政府长期对峙,即使“努力诱导局部停战(指零星劝降地方的重庆国民政府势力——引者注),并与汪合并”,目的也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确立新政府的武力和财力基础”,而非“重庆工作”的延长,显示了以“汪工作”为中心的方针。可以看到,中国派遣军试图通过划定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方针,来解决在“重庆工作”和“汪工作”间摇摆的问题。

虽然中国派遣军的上述方针声言要在1940年前半年“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但考虑到汪伪政府将在这个时期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派遣军仍将“重庆工作”置于对等的地位,足见中国派遣军对“重庆工作”的重视。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同期制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将“重庆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新政府成立前的努力,至三月左右为止”,以及“新政府成立后的努力,持续半年左右,若不奏效,则转入大持久战”;并强调汪伪政府的成立,不能成为“重庆工作”的障碍:(汪伪政府)“成立之际,务必要留意其对内、对外措施,不可闭塞与重庆政府合并之途。”“在事变解决或实行大持久战后,则将其当作正式政府加以发展。”可见中国派遣军将汪伪政府“当作正式政府”,是在“重庆工作”成功,即“事变解决”,或者“重庆工作”“不奏效”,日本当局决心进行“大持久战”后的打算。在此之前,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的筹码性质更为浓厚:“对汪工作不必故意放缓或加急,而应该自然地迈进,成立后根据其实力加以对待,权且将其当作谋略政府”。只有“解决的努力无法奏效,新旧政府对立”之际,才将汪伪政府由“谋略工具”,转为“交涉对象”。

所谓“成立后根据其实力加以对待”,即包括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问题。关于日本承认“新中央政府”的时机,早在19387月五相会议通过的《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中,便已提到“帝国对新中央政府之承认,当待其具备中央政府之实之际,从速行之”。汪伪诸人的“和平运动”原本就实力有限,又如周佛海所言:“自高陶事件以后,突转恶化。目前形势,险恶万分,加以中央政府三月内不成立,则和平运动即将解体也。” 请加注释?汪伪政府成立之际,无疑难以符合日本当局所要求的“具备中央政府之实”,日本当局对其承认,自然也成为问题。

三 日本对重庆和谈与暂不承认汪伪政府

汪伪方面希望,在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当局能即时加以承认。1940227日,周佛海告知犬养健:“如日方不决定承认中央政府,吾辈即停止组府工作。”32日,汪精卫也向日本方面表示:“新政府是否具有实力,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是否具有稳固地位。日本迅速正式承认,赋予其新中央政府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与汪伪方面的希望不同,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的实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对汪方针。鉴于汪伪政府缺乏实力的现状,日本当局决定暂不急于承认汪伪政府。而是在汪伪政府成立后,派遣“特派大使”与汪伪政府交涉“基本条约”,对汪伪政府的正式承认,与签订“基本条约”捆绑,暂不敲定具体日期。

实际上,“正式承认汪政府,这是在这项条约实质完成整三个月后的事”。日本当局秘密进行的“重庆工作”,一直对扶植和承认汪伪政府事宜产生着影响。在汪伪政府成立前的1940315日,日本军方文件《目前对华处理要领》(以下简称为《要领》)要求,“若停战协议在汪政府成立前签署,则促进汪与重庆政府的合作,可接受汪提出的延期或中止成立新政府的请求”;“若成立政府在先,我方应尽可能在促使重庆政府接受现实的同时,对承认新政府加以保留”;“不管哪个在先,均应积极促进汪蒋合作,签署和平条约”。毋庸置疑,《要领》对承认汪伪政府加以保留,说明其仍对“重庆工作”抱有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重庆工作”。

《要领》计划“重庆工作”和“汪工作”同时进行,一方面是因为“重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此阶段汪伪政府的成立,相当程度上是发挥与重庆交涉的“谋略作用”。

首先,《要领》认为,可以将汪伪政府的成立当做“桐工作”的筹码:“为促进、隐蔽桐工作,应将对以汪为中心的新政府的支持具体化”,通过对汪伪政府的支持,可以对重庆国民政府施压,同时掩护秘密进行的“重庆工作”。

其二,成立汪伪政府,并促进汪蒋合并,通过汪伪政府的缓冲,可以在保持近卫声明立场的前提下,实现与蒋介石的交涉。由此,对汪工作随时可以转变为对蒋工作:“应派遣特命全权大使,指导、参与作为承认新政府前提的日华新关系条约的交涉。若此期间桐工作取得突破,则全权大使的任务,应变易为同汪蒋合作后的国民政府交涉、缔结日华新关系条约。” 

因此“新政府成立工作,并非仅为拥护汪政府,而是要促进一实力政府的出现,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落脚点实际还是在“实力”问题上。就此,日本当局要求汪伪方面“了解”、“支持”日本当局的“重庆工作”,给予日本当局以“谅解、感谢”。

由此,“重庆工作”的进展对汪伪政府的成立造成了巨大影响。19403月,“桐工作”似现希望,板垣征四郎、犬养健遂分别会见汪精卫、周佛海,要求延期举行原定于326日的“还都典礼”。犬养健告诉周佛海在港会谈“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廿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四月十五”。周对此坚决反对:“余告以延至四月十五,此间必崩溃,故最迟不能过三月卅一日。”日本当局内部也有担心“本运动(即桐工作)是蒋为了阻止汪政府成立而进行的”,主张“按照原计划进行成立汪政府的工作”的声音,加之“再拖延下去,恐怕就要对已经做好准备的当地中国方面以及整个形势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就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举行和平政府还都典礼。”由此也可见日本对“重庆工作”和“汪工作”的矛盾。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因此根本转变,“重庆工作”仍占有重要位置。419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要求“新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重庆工作”,又在58日通过《当前处理事变方针》,规定“事变解决”的整体指导思想,仍应遵循11日通过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

日本当局要将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和对南京的“和平政府”这一对矛盾体“齐头并进”,不但使得两者互相影响,更让汪伪方面心存不安。加上“桐工作”前景不明,这种“并进”的政策势必难以长期化。于是,《当前处理事变方针》在确认要结合“汪工作”和“重庆工作”来“解决事变”外,强调“重庆工作”不可漫然无期。应该“以正式承认新政府为中心,政治、军事战略相结合,大规模地、有计划地采取措施,为包括重庆方面在内的事变解决,尽最后的努力”,“重庆工作”无法取得成果之际,则“在年内下定决心,正式承认新政府”。这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的中心,将由谋求停战,逐渐转向扶植汪伪政府,并不意味着汪伪政府能得以独立自主,而是“要作为大持久战战略的一环”,服务于日本的战略目的。

然而,被日本军方寄予厚望的“桐工作”长期不见成效。中国派遣军参谋部于727日制定《终结桐工作指导方针》,要求不能再逡巡于低层次的会谈,应从速争取高层会谈,无论实现与否,尽快对“桐工作”有所了结:“本工作现阶段的根本思路:将诱出敌国主权者进行直接谈判作为主要目标”,“万一能确定重庆方面的诚意”,则“停止针对具体条件的争论,先行实现高层会谈”,“就算交涉失败,也能明瞭敌人真实意图,鼓励全国全军奋起,由此下定打十年战争的决心,这样反而会推动战争尽早结束。”

中国派遣军通过“桐工作”实现“高层会谈”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中国派遣军在1940810日,日本海军在910日相继确认“桐工作”失败。928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在《今后对重庆工作处理要领》中承认,“桐工作进行至此,无论是把握重庆真实意图,还是发挥其谋略价值,均无收获”,并决定“今后对此不抱期待,也不加强对应措施,仅作为一条情报源残存”。

“重庆工作”的挫折,预示着汪伪政府在日本当局战略中的位置将得以提升。日本当局逐渐将战略方针转向“大持久战”,决心抑制对“重庆工作”的期待,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扶植:“在条约准备完成后,即行承认新中央政府,移向对大持久战的指导”,“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使其配合我战争战略。新政府在得到承认后,也须有实行大持久战的决心。”承认汪伪政府,加强汪伪政府实力,使汪伪政府具有协助日本统治、支援日本侵略战争的能力,这也是日本当局对汪方针的一贯要求。

1940年初制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中“预想承认新政府的时期在本年年末”。“桐工作”基本停止后,距年末还有几个月时间,此际日本外务省在“重庆工作”上表现活跃。

93日,外务省提出和平条件案,认为只要能实现“汪蒋合并”,日本可以对其形式不加干涉,“汪蒋合并”不必采取南京政府收编重庆政府的形式,蒋介石非但可以不下野,甚至可以作为“新政府”的领袖,让汪精卫下野。考虑到这与近卫声明中“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精神相悖,方案认为可以在实际上以重庆政府为对手,但不发表相关声明,和平条约则与汪蒋合并后的“新政府”签署。外务省在916日提出的方案中,更表示“汪蒋两派重要人物的地位和未来的保障,尽量交由中国内部处理”。 

99日,外务省出台《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案)》,决定“全面进行和平交涉”。在交涉中,可以一方面“利用日本同新政府的外交调整已经整备的现状”,借承认汪伪政府,对重庆政府进一步施压;一方面释放善意,“与其执拗于近卫声明,不如先行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

外务省内的一份提案解释了提出此案的背景,那就是“随着日本准备承认汪伪政府,对蒋工作所余时间有限,情况紧急”,“不能将所有赌注压在派遣军进行的工作上”。一旦“和平工作”失败,与中国打持久战,日本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如“国内通货膨胀、物资不足、社会不稳表面化,(日本政府)面临庞大的预算压力”,在国际环境上“欧洲局势急速变化,日本政治、经济方面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对英美的依赖,需要南进确保资源、市场”,因此急切地要从中国战场脱身。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上书表示:“缔结条约(即日汪基本条约)后,随着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则不可能从速实现对华全面和平,中日事变很可能会变成长期战争。有必要努力在条约签署之前实现全面和平,即诱使重庆政府屈服。”第一课的上书还强调,与其将所有希望放在中国派遣军进行的“谋略工作”上,不如由政府进行其他的“和平工作”。可见外务省不仅急切地要进行“重庆工作”,而且不满中国派遣军借“桐工作”等“谋略工作”排挤其进行的“重庆工作”。916日,外务省通过《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和重庆政府的动向,帝国政府应从速进行实际上以重庆政府为直接交涉对手的全面和平交涉。”同时在99日的《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案)》的基础上,增加了“将以前谋略机关的交涉一概停止”一条,表明反对军方以往的“谋略工作”。 

外务省反对将赌注放在军方的“谋略工作”上,考虑在进行政府主导的“重庆工作”的同时,可以多线齐头并进。一方面,《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提出,对重庆的全权交涉代表,可以由总理大臣级别的人物担任,给予其充分的决断权。另一方面,为了联系重庆国民政府,外务省各部门建议广为撒网,如东亚局第一课提议“派遣经过政府授权的民间人士,如头山满或其子秀三郎等重庆政府信任的人物去重庆,或者在上海、香港方面,联系接近蒋介石的人物,比如周作民、钱永铭、张季鸾等,或者陈诚、戴笠的代表”。 外务省调查部第一课的提案附表,罗列了“重庆工作”尝试进行的诸多项目:“总军及参谋本部的宋子良工作,喜多中将的王克敏与司徒雷登、傅教授、章秘书工作,南京政府的周佛海与陈宝骅工作(原文注:陈立夫陈果夫亲戚),李择———宋子文,何澄——吴忠信——蒋介石,山下龟三郎——杜月笙,头山满——秀三、小川平吉、萱野长知——杜石山——蒋介石(秋山定辅、有田八郎、松冈洋右),百武(原文注:原报知记者)——戴笠,孔祥熙——樊光——坂西中将,孔祥熙——乔辅三——领事馆,钱永铭——(李北涛)(原文加括号)——领事馆,和知少将——白崇禧领导的广西派。”(注:原本当做一个简表,只记了主线,在此将旁边标注的人名也补全,并查了查相关人物的资料,还望斟酌处理)

近卫声明成了“重庆工作”的障碍,外务省也准备对其进行实质性修正。924日,《关于中日全面和平的急速发展》提出了“中日和平”的草案,其中建议:“停战后发表‘为了中日全面和平,从大局着眼,将过去的一切付诸流水(原文如此——引者注),为东亚重建而建立中日友好关系’(实际上修正近卫声明——原文注)。”

四 放弃“重庆工作”与承认汪伪政府

日本外务省在军方的“重庆工作”失败后的活跃,一方面,是其同军方的侵略立场一致所然;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有同军方争夺对华政策主导权的考量。抗战爆发以来,日本军方、尤其中国派遣军一直在对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04月,阿部信行被任命为“特派大使”,代表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交涉。临行前,阿部信行接到首相、外相共同指示:“解决中国事变的原动力,是皇军活跃的作战,贵官在执行任务时,务必留意此点。”阿部信行虽然是日本政府的“特派大使”,但实际上主要负责日汪基本条约(您是指此名此时尚未确定?那就改为日汪间《基本条约》?)的交涉,中国派遣军则掌握着更大的对华事务的发言权。1940419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通过《鉴于当下事态、统一并强化当地事务处理的方策》,要求“确立派遣军的最高地位,当地的有关战争和事变处理的各种事务,由派遣军主宰、计划并指导”。58日通过的《当前事变处理方针》中,中国派遣军也要求各当地机关竭尽全力配合自身工作。在“重庆工作”方面,中国派遣军同样要求由自己“全面指导”、“主宰”、“统合”。对日本外务系统进行的“重庆工作”,中国派遣军要求“在东京制定的大纲”和“在南京的具体实行”,均需提前告知中国派遣军,由中国派遣军进行调节和整理。

中国派遣军力图主导“重庆工作”,乃至要统合日本各在华机关为其所用,外务省内部对此有不同意见。7月底,“桐工作”宣告失败。8月,外务省内部出现要求由外务省掌握对华事务的主导权的提案:“统一国内体制的第一步,是统一处理中国事变的执行主体。”“首先,应该统一直接处理事变的机关。”“当下存在多种对华机关,政令不一,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损失巨大。”“外务省存在多年,既有的制度、行政系统完备。”“虽然外务省向来被视为软弱,但进行关键的改革后,其‘外柔内刚’的手法,反而可以取得更好效果。”“因此,外务省应当作为处理事件的核心机关,各相关方面应协助外务省取长补短。”提案还建议废除兴亚院,在外务省“设置兴亚局,充当对华政策最高机关”,同时“将在华各公馆的经济部和总务科的一部分合并为兴亚部,作为对华政策的执行机关”。

外务省要在对华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就要强调自身相对于军方的优势,其中较明显的优势,当属对国际环境的综合把握和利用。外务省的“重庆工作”方案也体现了此点内容。外务省制定的《中国事变急速处理要领》中“强化对重庆攻势”部分的第一条,即是“外交体制之强化”。其中要求“从速与德意缔结同盟条约,并努力在对苏关系方面打开局面”,从而增加重庆国民政府的压力。同时,注意尽量不刺激英美等国,防止其支持重庆国民政府:“不能给第三国以我们即将对美国和南方各地动用武力的印象,不可使重庆方面有和第三国联合的希望。”

在利用国际环境影响“中国事变”方面,中国派遣军也有着与外务省类似的看法。19406月,德国迅速取得对法国的军事胜利,德苏间又存在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军内部有进一步亲德,并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要求,企图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来影响中国战场局势。19406月,德国在法国迅速取得胜利,国际环境剧烈变动。23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评估了欧洲战场对东亚局势的影响。并提出,为解决事变,应当进一步加强日德合作,争取建立亲德的战时政府,同时,与苏联签订为期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的国际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问题”的影响。日本当局期待可以通过与德国加强关系,获取德国在中日问题上的更大支持。但是,德国期待从重庆国民政府获得部分战争资源,日本当局则难以满足其需要,这也成为要德国协助日本、施压重庆国民政府的障碍。对此,外务省认为,为争取德国在中日问题上进一步支持日本,日本可以给予德国在华特殊权益:“一、认定德国在事实上仅次于日、满的第三优先国地位;二、约定供给德国所需要的一部分特定资源;三、在通商贸易方面,原则上给予同日本平等的待遇。”

外务省还希望能够借助日苏关系的调整,来促进“重庆工作”的开展。“重庆方面坚持抗日和对第三国,特别是美、苏、英的期待密切相关”。“目前英国已逐渐没落,如果再失去美国或苏联的支持,重庆方面应该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而且“中共在中日和平工作中具有重要影响”,日本“同苏联关系的调整,也可以动摇中共的抗日意志,创造国共间的裂痕”。

针对拉拢德国来推动“事变解决”的观点,外务省内有意见认为:“现在日德关系尚不够牢固,要实现德国对中日交涉的介入,前提条件是实现日德间充分的合作。”而这样的后果是:“可能导致与英国一战,且有可能遭到美国禁运,若不欲坐以待毙,则不得不控制荷属东印度,对外贸易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停止。”由此可见中国问题对日本当局其后的战略选择的影响。日本与德意结成法西斯同盟,以及其侵略战争的扩大化,均与中国战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但抗击、分散了日本的侵略力量,也使日本被迫不断地调整侵略政策,难以保持统一、持久的方针。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9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苏中立条约(查了查是:苏日中立条约又称日苏中立条约、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应该都可以,那就用日苏中立条约吧,感觉更常见些。)的谈判也得以推进。不过,日本当局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劝降工作,一直效果不彰。随着渐近日本当局设定的1940年末的期限,日本当局不得不按照原定计划,准备承认汪伪政府。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就意味着进入与重庆国民政府长期对峙的“大持久战”阶段。早在19371213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决心实行持久战的时机,应当在“无法解决与国民政府之间的问题”,或者“国民政府在实力上成为一地方政府”之际。经过三年抗战,虽然日本声称国民政府已经沦落为“地方军阀”,但实际上,如194011月外务省制定的《处理时局相关重要事项》中提出的:“现在作战的目的,是控制中国大势,占据要冲,培养长期经营东亚的实力,使得国民政府因中原丧失而崩溃,或在名实上均变成一地方政府。”可见日本当局认为,让国民政府“在名实上均变成一地方政府”的目标仍未实现,故只能修订计划,实行“大持久战”了。

如前所言,根据日本当局的计划,决心实行“大持久战”的阶段,也是将工作重点转向扶植汪伪政府,准备加以承认的阶段。194011月,在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议上,首相近卫文麿表示:“现时帝国难以进行使重庆政府崩溃的武力进攻,短期内重庆政府不会屈服,而南京政府已经成立,并正在逐步增强其政治力量”,“帝国于此际决心进行真正的长期战争,承认新政府,培养、强化其政治力量,使其具有协助我方处理事变的能力。”

在这次会议讨论中,陆军省、海军省都认为,不宜对“重庆工作”过度期待,要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拖延策略加以防范,必须最迟于1940年末承认汪伪政府。外务省也认为,同汪伪政府签订基本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府,符合日本的侵华利益,应该尽快进行:“本条约是帝国继续与中国的抗日势力进行大规模战争之际,帝国同在帝国军队占领区内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缔结的”,“本条约不但对战争行为不加限制,且促使民国政府与我方密切合作解决事变”。

日本当局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意味着“重庆工作”告一段落,其对华政策的重心渐由诱降重庆政府,从速结束战争,转向承认并加强汪伪政府,准备进行“大持久战”。日本当局对汪伪政府的定位也逐渐改变——汪伪政府配合“重庆工作”的“谋略政府”的色彩逐渐减淡,而协助日军统治占领区、支援侵华战争的“傀儡政府”的色彩更加浓厚(本来就一傀儡嘛?)。若上文破折号后部分不妥,改为“将汪伪当做配合“重庆工作”的“谋略政府”的要求逐渐减低,而对其协助日军统治占领区、支援侵华战争的“傀儡政府”的要求更为加强”。不知可否?

日本内阁在这次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就强调,未来对汪伪政府的政策,应以培养其协助日本侵略战争的能力为中心:“根据指导新中央政府要领,培养其收揽占领地民心、加强政治渗透、维持治安、收集物资之能力,借此增强、蓄积我战力。”参谋本部的说法更加露骨:“表面上,将汪政府视为中央政府,根本思想是通过承认汪政府,消除重庆进行的离间工作的希望。同时,将新国民政府当作中国事变中协助我方达成军事目的的机构,(参照附属议定书第一条——原文注),极端地说,就是准军政统治下的(今后军政色彩将逐渐浓厚——原文注?原文注)的一个傀儡政府。”

日本当局承认汪伪政府,既难以让自身面临的局势得到实质性改观,也未使汪伪政府的实力和前景发生根本变化,更未从根本上“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由此,虽然日本当局计划一旦承认汪伪政府,就搁置“重庆工作”,但实际上仍对“重庆工作”抱有希望。日本军方认为:“即便到了今日,如果重庆政府愿意主动屈服,与汪政府合作,那帝国也做好了宽容以待、息战讲和的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后:“即便转为长期战,帝国对中国事变的目的不应有所变更,仍然期待通过政治、军事两方面的措施,促使重庆方面屈服。”日本军方甚至还希望,承认汪伪政府会带来重庆国民政府内部的动摇:“承认新中央政府,明示日本的坚决态度,可能会对重庆方面的动摇分子有所影响。”日本政府方面也表示:汪伪政府在各项协助日本事宜及“重庆工作上,配合我方各种措施,作为我方事变处理之一翼,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表现出仍不彻底放弃“重庆工作”的意向。

1128日,日本当局决定,于1130日承认汪伪政府,就算在此之前收到停战申请,也不变更计划;承认之际,外务省和兴亚院向国际正式发布声明,并在签署(什么基本条约?一定要具体)日汪基本条约后,“重庆工作”逐渐停止,但“不停止对蒋和平之努力”。也就是说,日本当局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后,清理的是一系列诱降重庆的工作本身,其实并不放弃对蒋诱降:“向来之和平工作失于统一,误传帝国意图,不但使重庆方面轻视帝国国力、昂扬抗战意识,而且使南京政府也怀疑帝国之信义。有鉴于此,今后之和平工作,最重要的乃是各相关机关合作,帝国政府统一行使。以前的由军民实行的和平工作,应予清理。” 

日本当局最终承认汪伪政府,也让汪伪方面诸人得以“安心”。1124日,正在访日的周佛海会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松冈洋右表示“在御前会议力主卅日签约,但苟重庆明白表示可和,则当与汪先生商延期签约”(经核查,原文如此),周佛海即告之“唯恐中重庆拖延之计耳”。汪精卫也“对卅日能否签约,亦颇怀疑”。 一直到28日,周佛海收到犬养健发来东京方面已经决定正式承认的电报后,方信“大约重庆和平之说已证实为子虚矣”。 对于日本当局对“重庆工作”的期望,周佛海不以为然:“犬养电告,田尻、船津等自港来电,深怪承认国府,致影响和平,岂重庆真有和平之意耶?”

五 结语

从扶植汪伪政府成立,到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几经摇摆,存在不同的对汪路线。一条路线是将汪伪政府当作与重庆国民政府交涉的筹码,扶植汪伪政府工作的落脚点放在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上,必要时可以放弃汪伪政府,即将其当做“谋略政府”;一条路线是以汪伪政府为日本当局的交涉对手,将重点放在扶植、强化汪伪政府上,培养其统治占领区,并增强其支援日本当局的侵略战争的能力,将同重庆国民政府的接触当作侧面工作。两条路线互相竞争又互相影响,汪伪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当局仍将其仅仅视作“谋略工作”的一部分,不急于正式承认。随着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失败和抗战局势的变化,日本当局不得不转换对华政策,汪伪政府作为其统治工具和利益代理,得到了日本当局的正式承认。日本当局1940年对华政策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笔者简要总结如下图:

 

 

解决“中国事变”的看法

互相之间的态度

 

 

中国派遣军

“处理事变”的根本问题在于实力,汪伪政府实力不足,因而应通过军事、政治、外交手段,进行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重庆工作”失败后实行“大持久战”,将汪伪政府作为“大持久战”战略的一环。

试图统合、主导在华事务,促使日本外务部门配合其对华方针。在决心实行“大持久战”之前,将汪伪政府当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谋略政权”,之后则将其当作配合日军侵华战争的傀儡政权,确保汪伪政府理解,并全力支持其侵华战略。

 

日本

外务省

强调政治解决,以及利用整个国际环境采取综合措施,反对军方“谋略工作”,鼓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导“重庆工作”,并同时从多个方面与重庆国民政府接触。

对军方有所妥协,但仍强调自身特长,争取在对华决策上更大的发言权;计划加强汪伪政府实力,发挥汪伪政府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但也不惜为“解决事变”牺牲汪伪政府。其下所属的使领馆系统也有激烈反对汪伪政府,主张诱降重庆的声音。

 

汪伪方面

认为日本当局进行的“和平工作”几无成功可能,日本当局要实现对华战略目的,须将重点放在加强“新中央政府”上。

虽不得不对日本当局的“重庆工作”表示理解,但对其前景不以为然,不满日本当局在汪、蒋之间的摇摆,要求日本当局加大对自身的支持。

 

日本当局对华政策自相矛盾、复杂多变、难以统一,这主要是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抗战形势迫使日本当局不得不随时调整对华政策;但其根源是日本侵华的非正义性,这使得日本当局难有坚定的、自信的、一以贯之的方针和政策。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矛盾,并未随着正式承认汪伪政府而消除,且只能被迫不断地修正对华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后调整对汪政策的契机。

 

抗战时期根据地政体的构建与转变

【主讲人简介】董佳,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2009年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近现代中国城乡研究,侧重中共革命与现当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的互动与缠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安徽史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一项。

一 引言

清末以降,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大幕徐徐拉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动摇了数千年来的封建价值伦理,西方许多政治理念渐次在中国展开。仿效西方宪政民主建构民主国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中心内容。然而实行民主政治、建构现代国家却远比想象的复杂。1912年民国肇造,确立了中国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然而,原先被寄予厚望的民主体制并没有使中国政治步入正轨。帝制被推翻后,新制度由于缺乏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非但没能在中国实现,反致武人当权和军阀混战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远未完成。此后承载民族国家建设希望的国共两党,围绕如何建设现代国家,各自开出药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谋求集权,希望通过集权的方式实现国家与社会整合,结果遭到失败。中共则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动员群众入手,积极回应现代民主的挑战。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中共迅速提出民主主张,成功将民主政治同社会改造结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在乡村所发起的民主运动,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变动,还改变了民初以来的党争格局,取而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党派协商形式。这种新政治模式的兴起,使得清末以降,特别是民初以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为之一变,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逐渐分离的趋向也因之逆转,根据地宪政架构成为现代国家宪政诉求进行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

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宪政民主的研究,学界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围绕民主政权建设、选举与社会动员的关系、中共领导人的民主思想展开,对根据地民主制度的构建,以及民主选举的影响进行探讨。总体而言,无论是研究的对象和视角都存在局限性,以至于我们无法从上述片面视角拼接出一个根据地宪政民主制度变迁的整体轮廓。特别是俄式革命对中共民主观念的影响、中共民主认识与根据地民主体制构建的关联、民主政治形式的变迁,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如何协调革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研究都较为薄弱。本文即拟对中共革命与根据地宪政体制在策略转变(思想层面)、政体改变(政治层面)和民众认同(社会层面)三个领域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并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宪政制度的构建与转变、中共革命与宪政民主关系,以及边区民主制度与新中国民主制度形成之历史关联进行探讨。文中疏漏与不足之处,尚祈指正。

二 抗战前中共革命策略的调整

民主是近代以来自西方兴起并席卷世界,旨在推翻专制政权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指导革命行动的理论武器。但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社会对民主的认识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产生分化,逐渐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一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管理国家事务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种是无产阶级民主,主张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但在阶级革命未取得胜利以前,为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对敌人实行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自国共分裂,原先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中共明确提出“苏维埃”口号,主张按俄国模式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再次重申,“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苏维埃对于工农群众是这样的广大的民主,但对于地主阶级、对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家、富农,必须坚决的加以暴力的镇压。”

然而,这种彻底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激进暴力革命,明显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下,苏区既面临着来自外在的压迫,也存在内生瓶颈的制约,面积不断压缩,人力、物质、经济、政治资源日显匮乏,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加之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革命陷入绝境。最终1934年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巨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如何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是中共必须直面的问题。

要想走出革命困境中共意识到必须调整自己的行动纲领斗争策略和行动方向。而此时,中日民族矛盾激化为中共转圜自身政策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1935年12月中共刚抵达陕北,便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党的政策也“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此时中共极重视统一战线,警告全党“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斗争。”,宣布中共“愿意把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一切白军军长(不分官级)士兵,一切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事业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 两天后,毛泽东再次重申策略调整的必要,像过去那样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像过去那样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当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到1936年9月,连蒋介石—这个被原来被中共视为政治死地的对手,也被视作是可以合作的对象,“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与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上述讲话表明,中共认为根据地政权不再仅归属工农,而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中共对政权的认识已大大突破了原有阶级基础的局限性,从“工农”到“人民”,扩大了群众基础。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不仅是中共策略的改变,还意味着战略性质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仅“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也失去存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共对革命战略的改变调整,除考虑自身革命需要外,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931年以后,轴心势力扩大,东西勾结,苏联日益处于不利情势之中。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改变以往策略,争取介乎法西斯和共产党空隙中的社会民主份子,来孤立法西斯,增加自己的力量。基于这个新动向,共产国际训令世界共产党人成立“人民阵线”。即联合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阵线,起来一致抵抗纳粹与法西斯政权。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人,宣称为“民主”而奋斗,并且为“爱国”而努力。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人民阵线政府是法国政府,不久有西班牙政府。在中国,也不例外,共产国际要求“在反帝人民战线总的策略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扩大苏维埃运动,和正在发展的民族共命运动,连结起来。”在这一大转变下,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往日口号,转而拉拢他们一向骂为政治上易于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371月,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国际代表毕特洛斯协同王明抵达延安,又带来新训令,内容包括:“1、应以事实证明,使南京政府信任吾人对于抗日联合战线的诚意;2、应直接间接向英美说明,以减少仇视及干涉,更进而争取其同情;3、应在苏区尽量扩大红军;4、可向南京政府保证于抗日场合,得考虑苏维埃政府名义存在问题,但不得损及红军的独立存在;5、因中国民众未能接受共党领导,故今后应于绥甘宁青新疆五区内建立人民阵线,以与国民党妥协,在对外政治上之一切活动,均应在‘民主’、‘团结’之口号下运用之。”

与此同时,国内社会的宪政民主讨论亦蔚为大观,民主问题成为国内各党派团体解决国内矛盾的良药。社会媒体、知识分子、名流绅士纷纷撰文立说,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建立民主政治。一时之间,促请国民政府实行民主的呼吁竟成风潮。此时是否遵奉民主、是否愿意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一个政党在国内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据,中共敏锐的注意到这一点。1936年810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同月15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对此中共立即表示拥护,并于25日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组织“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此后基于上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需要,中共先后数次公开宣誓民主。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特区政府区域内,将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将实施新的民主制度,建立抗日与民主的示范区。9月,中共又进而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暨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此“苏维埃”正式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此后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布《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实行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保障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通信自由;宣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如此一来,中共通过树立自己民主进步的形象,为革命注入活力,保证了自己在根据地执政的合宪性和正当性。

三 根据地议会式民主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共虽揭橥民主,但其民主的内涵却与社会主流看法并不相同。究其缘由,乃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最终是会消亡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会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这里革命导师并没有否定民主的价值,但也没有把民主作为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而是把它当作未来社会的实现手段。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中共认为“民主”实质是一种手段,是为党完成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任务、使命服务的。与资产阶级民主实行的“政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同,无产阶级民主主要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运动,是执政党广开言路,允许别人(下属或一般党员、一般群众)讲话,行事开明,而非独断专行。另一方面,从抗战革命的现实情况考虑,中共亦认为,即使实行“民主”,也离不开“集中”,因为“民主”达到的目标只有通过“集中”才能实现。因此,边区一方面固然需要发扬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集中,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强大,抗战才有希望。至于民主衍生物—“自由主义”,中共彻底否定,视为精神毒瘤。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体涣散,关系松解,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作为一种严重机会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民主的操作方面,中共提出一个匠心独运的方案,认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选择构建宪政的路径,既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意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如果用一个比喻形容,就是“有饭大家吃”,民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其具体组织形式,就是后来根据地所普遍实行之参议会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

由上可知,中共关于宪政民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范式,其实与经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存在差异,实行的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边区民主制度的操作层面,最初却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政体。1937年5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选民认为代表不称职时,得随时撤回改选之。边区和县议会闭幕时,设常驻议员,代行职权;常驻议员由各议会选举。各级行政长官,即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员选举;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得边区议会的同意。显然,从上述规定内容看,参议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主人与佣人的关系,参议会拥有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和罢免行政长官在内的广泛权力,边区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议会制度。此后中共又规定,边区要按县、区、乡、边区的顺序,依次进行议员选举。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实行三三制,宣布自当年始,中共领导下的各边区将采取“三步走”的方式渐次开展参议员选举,召开各级参议会,最后改选政府。上述规定,俨然是西方议会式政体在边区的复制,由此也产生如下问题:既然议会民主并非中共理想中的民主形式,且与无产阶级阶级民主存在内在逻辑的严重分歧,那么,中共又缘何在实践层面做如此安排呢?笔者认为,这与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中共自身的革命策略和宪政话语有关。中共作为一个公开活动的政治组织,必须考虑社会对其言说内容和革命行为的认同度,因此党在论述某一问题或执行某种政策时常常视不同对象,采用外部和内部两种话语来进行表达和阐释

所谓外部话语,即中共在外部公开发表的各种讲话及其所展开的各项政治运作。内容包括:(1)在根据地内,中共建立各党派、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巩固革命政权、粉碎敌人进攻;(2)在国统区,中共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标,服从“三民主义”,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实行民权主义,取悦国民政府;(3)为寻求中共利益与外界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中共提出同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权进行民主竞赛”,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 藉此扩大社会基础,赢取中间势力支持。内部话语,则与前者大异其趣,指中共向党内解释和实行民主时,坚守阶级革命思维,坚持阶级民主的民主意识和苏维埃民主制。1937年11月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在一份党内文件中明确指出:“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苏维埃民主制改为普选的民主制是一种必要的让步,而且是正确的。但是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保持共产党对特区政权的领导,保持特区工农既得的权利,保持苏维埃民主制的长处,而特区政府的组织原则仍应保持民主集中的制度,没有必要完全采用资产阶级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并且在名称上也决定将各级议会改称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代表大会主席及政府首长统称主席,废除其历史上带有腐朽意味的议会、议员、乡长、区长、县长等名称。”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还特别向下级解释说,虽然“我们领导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反抗日反民主的反动分子、反共分子、投降分子,当然是除外的。”但如果把这个政权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便是不利于我们去麻痹地主资产阶级的,而这种麻痹是绝对必要的。”

由此可见,中共一方面提出统一战线、各党派联合执政,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阶级民主的政治意识和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排除阶级异己、维护党的政治利益是中共内部话语的主要目的。这种外部话语和内部话语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实际是中共深谙俄国革命和对国民革命失败后自我反思和重新理解的结果,实力对比是中共提出“统一战线”和转变自身策略的主要出发点。基于国民党在两党力量对比中的优势,中共不得不承认其领导地位,而且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还很有可能持续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既合作又斗争是战时阶级关系的常态。也正由此,在这一“斗而不破”的微妙局面里,谁掌握政治领导权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一般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即国民党来领导的,中共之所以提出一个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本身着眼的就是强调中共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不仅要建立各党派、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还要不失时机争取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故而中共十分强调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层面,中共一面高扬民主宪政旗帜,开展参议员选举和推动“三三制”,另一面在内部会议召开时又注意提醒全党必须正确认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警告各地党委不要曲解这个观点,忽视群众利益和放松群众斗争。即便扩大党外政治参与,也需要注意政策效度和政治原则的统一。一方面指示下级各边区政府调查各社会名流士绅、知识分子、社会团体,积极“吸收他们之中较进步的分子,为我军服务(给以适当的名誉的物质上的奖励,不可吝惜),经常召开士绅座谈会。”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些“被选举到政府的非党行政人员”,不仅要有民意基础,是各阶级拥戴的代表,更必须是“在政治上是赞成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特别是警觉“反共特务、破坏分子”的混入。 

四 “一元化”后边区政体的转变

显而易见,这个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发展前途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只是向无产阶级领导下阶级民主的一个过渡。之所以此时根据地政体实行西方议会式,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环境和力量对比所致。一旦形势变化,“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政体则必然向“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事实上,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就曾多次阐述注意革命形势和力量对比的流动性、变化性。1905年,他针对《新火星报》以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有“意志的统一”这个抽象的命题为理由攻击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正确口号的错误,指出:“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民主专政的口号”。在这里,列宁强调了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取得成功的道理。

作为列宁理论的追随者,中共深谙此道。1940年后,经中共多年开拓,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已从陕北一隅扩大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各地,无论是根据地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到很快发展,实力迅速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述有关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特别是“民主共和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在各根据地实行西方议会式民主制度,边区政府高度强调“三三制”、普选,各边区贯彻执行之际,中共中央却于1942年提出了新的“一元化”的政治主张。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统一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下简称“九一决定”)的决定中,中共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谓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的领导。”显而易见,上述规定说明党的工作范围涵盖政府行政、军事斗争、群众动员、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文化宣传各个重要领域。不仅“地方自身工作”,“政军民”需要党的“考虑”和“照顾”,更重要的是党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各级单位和各个部门,党内、党外均须“无条件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这项新政策的提出,边区议会式政体很快得到修正10月19日,中共西局高干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明确宣布党在三三优势三三的互的意能代有关是错误11月19日,西北局经过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工作经验的总结,更明确宣示边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主主义则,是实行中制不是三分立不是分立力机产生决定。但在参行权力机关,会驻会委员会对政府只有监督,不可把这监督分强会的力与便分立。……结果形成政府与议会两个系统对立现象,并使地主阶级可以利用议员小组在各县组织与团结起来。这种现象,必须注意正”

此后不久,陕甘宁边区率先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其他各地纷纷贯彻执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是,中共对选举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原先在参议员的选举过程中,延安曾广泛传诵“民主政治,选举第一”,“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件事。不选举就等于不要民主。”,“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不要选举,那就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此时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否定。在前述西北局高干会上,任弼时就代表中共中央批评说,所谓“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的说法,是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资产阶级观点。他指出,选举时民主的一个形式、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特别是边区各级参议会和“三三制”政府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任弼时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有了“形式”就可以促进民主的“内容”。无独有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谈及“政体”时也认为,参议会及其常驻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影响了政府工作效能,必须从二元并立回到“一元化”,甚至提出取消边区、县两级参议会常驻会。此外,该主席还主张加强党对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凡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

此时不单边区政体发生着由“分权”向“一元化”的转变,作为边区民主政治的主要象征,“三三制”也在变化。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边区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的民主集中制,为“警惕和防止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三三制”的边区政权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只不过考虑政策的灵活性,可以对边区高级别政权(县以上)和基层政权(区乡及以下)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即“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在县以下,特别是土地未经分配的区乡政权,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要占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乡长党员要占大多数。不如此,就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事实上,这种“上下有别”的执行状况,不仅陕甘宁存在,其他边区亦是如此。如晋西北,党外人士在边区政权所占比例大致三分之二,但村级却半数以上都没有执行“三三制”。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党的干部在各级政府任职比例不同,但掌握各级政权重要权力的“县长”、“处长”、“科长”、“科长秘书”、“村长”多由党的干部担任,且担任这些职务的比例随政权级别下降而明显上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内部有人认为“边区的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的政治,离开人民自己做主的境地还很远,似乎现在的政府,并不是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种‘治者’。”甚至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开明士绅李鼎铭也公开表示不满。李氏在与中共代表李维汉谈话中,坦率地说:“我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对于李鼎铭的抱怨,中共后来专门指派林伯渠沟通谈话,解决了问题,但对这种现象,中共却认为实际是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形式上虽没有做到“三三制”,但实质却是合理的。这是因为,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国家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往往是最有权力的支配阶级抑制或榨取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如果说,古代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压迫农民及奴役农民的国家,近代民主共和国是资本榨取工资劳动的工具,那么俄国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此时中共囿于实力关系,虽需要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合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随着自身力量不断壮大,为尽可能缩短由“非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向“非资本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转变进程,党必须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假设列宁当年如屈服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教条,不能适应新的革命环境,则俄国革命势必陷入徘徊,苏维埃势必陷于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抗战革命亦情同此理,假如中共不加强边区内部的“一元化”,不掌握政治领导权,长此以往,则不仅不会推动革命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亦难免重蹈大革命覆辙。

五 人民民主的制度演进

与此同时,伴随着党的“一元化”的实行,革命的社会实践也在推动着边区的制度变革。由于生产、征粮、锄奸等各项工作的需要,1943 年根据地许多乡村逐渐产生了一种既民主又集中的“一揽子”会,共同讨论并决定乡里的大事。参议会开会时,参议员、政府委员、村主任、村长都到,支部干事也参加,大家议、大家决、大家分工,“无分别党员与非党员,也无分于议员与非议员”,议决是“一揽子”,执行也是“一揽子”。这种议事方式的实质,其实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民主形式,不承认参议会和三三制那样的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对此民主形式给予充分肯定。19441 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总结中,认为它合乎“三三制”精神,既民主又集中,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它是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应该接受这种方式,并把它传开去,使它合法化”。显然,这种不分党派和阶级、各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决策的人民协商形式,与“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苏区模式十分相似,较之表面实行之议会式政体,更符合中共“大民主”主张,而受中共青睐。于是,这种“一揽子”的议事形式很快在根据地民主政治层面“合法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各根据地纷纷出现与“一揽会”组成人员基本相同的“人民代表会议”,并迅速取代“参议会”。

事实上,此时“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新代议制形式的出现,并非突然,而是早有先兆。早在抗战初中共元老谢觉哉就提出“将来还是要搞苏维埃的”,此后出于团结和统战的目的,中共不得不于193811月决定采用国民政府议决之“参议会”名称。但到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又重新提出,中国现在要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及至1942年党的“一元化”政策出台后,建立“人民代表会”的意见在党内更是频频抛出。1943年初中共西北局即有人提议,将参议会的名称改为“人民代表会议”。194412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第二届参议会常驻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亦直接提议将参议会名称改为“人民代表大会”。该案于121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表示赞同,此后又经中共中央专门讨论,最终决定采纳。毛泽东在同月15日陕甘宁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明确表示“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此后半年,抗战胜利,“人民代表会议”逐渐取代“参议会”成为各根据地民意代表机关的正式名称。194510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为使乡(市)政权真正的实行议行合一制,议员直接由人民选举,直接向人民负责,现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决定改乡参议会为乡人民代表会制。”由此“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新的民主制度正式浮出水面,以后随着“人民代表”名称替代“议员”,原先在边区建立的议行分开的分权模式逐步过渡为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彻底废除了边区政权中的监督机制,成为根据地宪政民主新的实现形式,奠定了建国后全国政权的制度框架,而这正是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六 中共革命与宪政民主的融合

从前述边区民主政体的建立和转变看,革命是推动宪政民主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人为拉动”色彩明显。它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形成新的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中,为了使现代政治观念在传统乡村迅速扎根,中共将群众动员视为构建根据地宪政的重要手段。在宣传政府的民主政策、组织选举和召开参议会的过程中,中共特别注意把现代的民主意识同农民实际生活和抗日斗争相结合,突出自愿与自觉原则,把政府说教转化为民众需要,以此来催生农民对民主的渴望-这种现代意识的产生,强化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和参与意识。经过中共的宣传教育、组织动员,民众的参政热情迅速点燃,选举投票率空前高涨。1941陕甘宁边区85%的选民都参加了参议会议员选举。其中,绥德18个保中有14个保的投票人数达到95%,清涧某乡更高达100%。陕甘宁全边区1549个乡,共选出了3万名乡市参议员,改造1000多个乡市的行政机关。边区政权通过选举得到普通民众的普遍赞扬和热烈拥护。晋西北神池县农民赵嘉凤说:“选举规则很周到,目前民主和以前选举真有天地之分。”一马姓农民对选举称赞道“这才叫真民主呀!你看以前的选举的议员,还不是人家叫选谁就选谁?”静乐县某张姓代表在参加边区参议会后说:“我活了快一辈子啦,从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使我心里痛快极啦,这和我们受敌人压迫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由此可见,中共通过选举,享有代表社会民意的代表性,获取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执政的正当性,共产党人在民主与宪政间划上等号。通过选举,正如毛泽东所说,宪政成为民主的政治

然而,有论者指出这种“被带入”的民主在革命制度空间里明显存在一种逻辑上的悖论。这是因为,宪政本质是国家政治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需要限制执政党的权力,而革命要求强化领导权力;宪政讲求权利、制度与规范,而革命强调组织、服从和效率。显而易见,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与执政党的革命行为存在矛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却没有陷入统治合法性的困境。原因何在?在革命与民主这一悖论面前,中共是如何实现两者有机融合的?

笔者认为,中共对根据地农村的有效治理和边区建设的现实成绩,满足了边区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中共在边区执政,不仅通过民主选举具有合法化,还通过民生建设具有代表力

此时经过中共对边区政权“和风细雨”的改造,一大批实际工作中的“英雄模范”、“积极分子”取代原有旧政权不负责任、违抗懈怠的“落后分子”,成为乡村新的权力主角。而这些人“像农民一样穿着棉布长裤,像农民一样说话,像农民一样生活”。其农民出身的草根性,使新干部普遍与普通农民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在这些干部的帮助下,乡村秩序得到重塑,农村生产得到发展,社会一般民众的群体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由此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民众的意识形态,继而提高了党的代表力、执政力。“许多参观过边区的人,不论是考察团,还是代表,以及来自各种军队的代表,都承认我们这里的工作安排的很好,有些方面他们视为榜样。在这个意义上,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那些过去说我们是土匪,只会搞破坏等等的人来说,这特别重要。现在他们在实践中和在生活中确信,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其中,最典型者如1942年从延安访问归来的党外人士刘菊初,刘氏一反此前对边区的怀疑态度,对中共治下延安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赞不绝口,在归来感言中谓:

“陕甘宁边区,旧为人口稀少,地土荒凉之域,自新政府成立,缔造经营近三年来,人民有自各地迁居而来者不少。农村之活动,市面之繁荣,有一日千里之势。向之衣服褴褛者,至是而有焕然者矣。向之囊中羞涩者,至是而裕如者矣。延安周方二三十里以内新打之窑洞,栉比而立,高自山头,低至沟间,夜间出外一望,灯火万家,照彻远近,高而著者接大星,低而微者比萤火,迷离夺目,恍如置身元宵灯市场中。延安市间机关林立,生意四百余家,饭摊小贩,当在其外,房舍当在日事建筑之中,真有一年成居,二年成聚,三年成都之观。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其蓬蓬勃勃之气象到处可见。”

其实根据地能取得如此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共实行之宽松、开放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共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在边区的共同发展,特别是鼓励小农经济和民族工商业发展,一方面固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逻辑使然,另一方面也与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列宁在动员俄国革命过程中曾一度抱怨资本主义太少认为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革命是“绝对有利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前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于是基于俄国经验,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对相较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因此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就包括了鼓励民族工商业、农业小生产发展的部分。1944年8月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军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此时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指引下,不仅发展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也要让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经济迅速发展。而伴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社会民生明显改善,与国统区相较亦不遑多让。1943年米在边区每斗250元,国统区每斗500元,比国统区便宜一半;肉每斤100元,国统区每斤合边钞120元;鸡蛋边区每个卖3.5元,国统区每个合边钞12元。“延安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每月得2760元,老婆加一倍,孩子加起来有6000多元,比重庆一个特任官的生活还要好些。”与之相较,国统区却物价腾张、官员腐败,一位国民党高层坦言“国民党百分之百的贪官污吏,孙夫人(宋庆龄)也说国民党无望了”,蒋介石也自责说“党员都睡觉去了,人民是一呼百应,揭竿而起。” 1944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在对比边区和国统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中共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还使人民脱离苦难。“访问过中共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此时中共的正面形象通过以白修德为代表的西方记者的传播,使奔赴革命根据地成为无数热血青年的梦想为中共赢得了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除上述政治和经济因素外,边区民众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民主的认识,对理解革命与宪政的融合同样重要。不过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受长期封建思想影响,民主对长期封闭落后的边区民众而言,事实上还是个“稀罕物”。对于如何实行民主,民众“都还是小学生”。群众在实际把握“民主”时常出现偏差,例如“今年的驮盐,全数老百姓都不愿驮去”,也被民众视为“这是我们的民主”,除此之外一般民众还普遍存在“选举啦,选举啦,人家指定咱选勒”的错误认识这种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狭义的,不正确的民主”,凸显了宪政政治中“选举即民主”的不足。至于西方宪政民主中所谓“无条件的权力没有合法性”、“无代表不纳税”等概念和意识,更无从谈起。然而有论者指出,这种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参与,实际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 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观念状态”( a state of opinion),即人们自愿服从的一种社会观念。其本身意味着一种基于开放和社会公意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联系抗战革命的现实语境,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 。因此理性地分析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关键并不在实现民主的形式如何,目标是否实现而在于实现目标过程中是否彰显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以及政治组织的方式是否有利于改善民众生活。从这点看,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一方面通过选举,打通了民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边区政府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民生亦使农民觉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使农民自然而然形成跟着共产党走的意识。中共通过政治和物质这两方面的影响,打通了政府与社会的精神通道,建立起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相互联系的精神意识网络,将分散分离的乡土社会与政府联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通过政治参与、发展经济,以及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几乎满足了农民对现代社会的所有想象。此时政治民主和民生幸福的社会意识深入人心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打扫得颇为洁净的黄土街衢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若留神去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种活泼、愉快的气氛不仅在延安城里,整个边区都很难看见一个苦脸相的人”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主出现问题,群众给予的也是理解,而非指责。因此中共的革命和民主的正面形象是保值的,不会受到损害

七 结 论

在抗战前的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对宪政民主的认识本质是一种“唯阶级论”的民主,意即在中共的暴力革命中,并非不实行民主,而是民主存乎于无产阶级的范畴,对非无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实行集权和专制。这种意识,决定中共不可能采取西方式宪政民主。然而在现实条件下中共代表的阶级基础十分脆弱,激进暴力的阶级革命最终超越实际条件,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要想走出困境,必须调整自身的革命纲领与政治主张,扩大社会基础。为此,中共根据国内和国际革命的需要,一方面在党内着眼革命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另一方面对外则强调民族抗战和宪政民主,革命方才转危为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这一革命话语的转圜中,十分注意革命话语的表达对象,党内和党外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对内,中共恪守革命思维,强调民主仍是“人民”内部的民主。对外则揭橥“抗战”、“民主”、“爱国”,高扬西方民主的普适意蕴,提出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民主纲领。与之相应的是,中共在宪政制度的操作层面,一方面采用西方代议式的民主形式,另一方面实质上却按照自身革命诉求和价值取向,经过党的“一元化”改造,最终形成宪政框架下人民民主、政治协商的政治景观。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共转变自身革命策略的指导理论,“新民主主义”虽形式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外宣布要以此为基础,缔造新的“民主共和国”,然而从中共自身革命的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看,其真实的逻辑出发点却是冷峻的现实实力对比。基于自身实力的不断变化,中共的发展战略和根据地政体不断进行调整,从分裂对抗到合作抗日,从工农专政到三权分立,从苏维埃至议会民主再至人民民主。这一连串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不可谓不多矣,以致在一些自由主义分子看来,“中国共产党底变化,有如长于恋爱技术的时髦女郎。她们底情感变幻莫测,令痴心男子摸不着头脑。……共产党人实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i)以来全世界阴谋变乱技术之大成。”然而,无论革命如何变化,“变”中亦有“不变”,革命终极目标乃是中共奉若圭臬的那个改造人类社会的崇高真理。基于这套真理,中共革命具有某种天然的道德性,其政策的改变调整,也必以党的利益为依归。凡是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许的,凡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或利益的,都是正确的。反之,凡属不合乎无产阶级利益的,都是错误的。这个判断从抗战时期根据地政体的变化轨迹看,并非虚言,西方议会式民主的表面下,奔腾澎湃的是无产阶级工农民主专政的意识形态暗流。

由此从这个角度观之,抗战时期根据地所建立的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不过是后来无产阶级工农民主专政的前哨,或者过渡桥梁。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共自身实力的增长,随“一元化”而来的结果,是党领导下议行合一的人民民主、党派协商制度的形成。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新制度的不断演进中,宪政与革命的关系的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并没有酿成边区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反而随着中共对边区社会的强力动员,边区政治参与的扩大,视为是宪政民主的主要表现,进一步凸显了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反观同时期的国民政府,却在扩大政治参与方面裹足不前,既没有实现党内整合,又不愿扩大党外参与,以致最终国民党的现代国家建设因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丧失了基于宪政的合法性资源。故从这一角度看,战时国共两党虽都用民主动员社会,但从获取社会公意支持的情况看,中共显然比对手做的更好,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出色的社会整合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根据地所开创的这种人民民主、党派协商的制度模式,找到了一条实现民主的新的可行路径。这意味着中共即将全面执政时话语范式的悄然转型。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到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再至抗战时期参议会,进而形成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一词最终完全融入中国政权建设的视野。这一系列民主制度称谓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中共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迈向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中共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照搬西方分权式民主的旧的制度范式,取而代之以民主国体和集权政体相结合的模式,以致晚清至民国以来无法解决的民主的中国化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并由此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打开了一扇通道。

用户名
密码
标 题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