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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肃反”及其后续争论研究

作者:魏德平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4辑(董佳主编)
发布:2016年0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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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935年秋,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加强领导,解决问题。朱理治、聂洪钧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秉承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结合当地某些地方领导人,依靠刚刚开赴根据地的红25军,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原红26军党政军领导的内部肃反运动,史称“陕北肃反”。陕甘边根据地的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被逮捕,并遭受了残酷的刑讯折磨。“陕北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诱发了涉事当事人间的长期争论,并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深化,不但是推动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而且对解决中共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陕北肃反”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党史事件,但是又是一个长期被刻意回避或无意忽视的研究领域。中共权威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中共历史时,对“陕北肃反”问题作了政治定性,明确指出,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该决议注释部分则对上述政治定性作了详尽解释:“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路线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政治定性,其基本结论一直维持到现在。

但是,这一重要的党史事件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在谈及陕北肃反时,也是简单描述为:“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且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此处有误,刘志丹当时为副军团长——引者注)兼参谋长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陕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仅介绍:“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机会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有的重要党史作品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例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由于上述原因,“陕北肃反”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虽然“陕北肃反”从发生至今已整80年,但是关于“陕北肃反”的相关争论却一直没有平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管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还是在党史、国史的权威著作中,在关于陕北肃反问题上,要么语焉不详,一笔带过;要么刻意回避,讳莫如深;要么,同一个人,也出现说法前后不一的现象;更有甚者,某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伪造历史,混淆视听。

尽管如此,“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陕北肃反”的历史史料和研究成果材料散见于一些中共文件和历史当事人、知情人、参与处理人、研究者等的文件集、传记、年谱、文集以及其他一些文章和著作之中。总体而言,上述这些材料的不断问世和学者们的努力,对“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以及陕北肃反争论的核心问题、重要史实、发展脉络、处理结果等,都有涉及和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料集和著作有:《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朱理治传》、《郭洪涛回忆录》、《任弼时传》、《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历史的回顾》、《三存书集》、《回忆与研究》、《高岗传》《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怀念习仲勋》、《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等。其次,李东朗、王晓中、宋金寿等的相关文章也比较有代表性。其他关于研究“陕北肃反”的资料,笔者在后文中将要提及或使用,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上述研究材料的面世和不断丰富为本文进一步开展和深化对“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创造了一定条件。

但是还必须强调的是,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现在还处在薄弱阶段,尚缺乏系统性研究,还存在大量有待完成的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档案资料尚未开放,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导致该研究难以有实质性进展和突破;另一方面“陕北肃反”问题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存在严重争议的敏感问题,关系到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历史功过评价和中共一些重要历史结论的史实基础,有很强的现实关联性和针对性,所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政治上引起波澜,或者引起相关人员的干预,给研究者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故而也缺乏相应的宽松研究条件。

机缘巧合,笔者有幸得到部分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档案文献,并悉心收集了关于这方面的公开出版资料,进而发现“陕北肃反”问题存在一些研究盲区,还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方向。有鉴于以上情况,笔者不揣冒昧,试对“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争论问题作以简要梳理和分析。

二“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

由于原西北根据主要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并不断激化,导致中共中央对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领导人的猜疑和不满,遂委派专人赶赴西北根据地解决问题。在红25军转战陕北后,由于本身浓厚的“肃反”情节和误会,也迅速加入肃反行列,成为“陕北肃反”得以发动的重要借助力量。“陕北肃反”发生后,刘志丹等被逮捕,其中230多人被杀害。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迅速介入处理,释放了被逮捕关押的幸存者,遏制了肃反的恶性蔓延。但是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也存在重大的局限。

(一)“陕北肃反”发生的主要诱因

“陕北肃反”的发生与西北根据地内部主要领导人之间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且逐渐激化有密切关系。分歧和矛盾比较集中的表现在 “三甲塬缴枪事件”和“阎家洼子会议”。这些分歧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陕北肃反”的发生。

1932年初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是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矛盾激化爆发的重要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省委(指陕西省委——引者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将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朱李恺任参谋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直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是谢子长等人,阎红彦是开枪打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最后一次队委会议在讨论是否打红旗的问题时,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执行省委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先清理内部收缴赵二娃的枪,然后立即打出红旗,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缴枪过程中,“刘志丹站在旁边,莫名其妙,一个战士过去将刘志丹的枪也收了。”“缴枪后,刘志丹、谢子长回到一间房里。刘志丹对收枪不满,谢对刘说:‘我们收了土匪的枪,并没有把你当成土匪。’”

阎家洼子会议是西北根据地内部分歧又一次集中爆发。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会上也作了严厉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发言。“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的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

西北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分歧扩散升级造成了严重后果。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但是还是念念不忘向上级领导报告西北根据地内部“问题”。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26军42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四十二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中代”(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引者注),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当朱理治、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后,原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时任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陕北肃反”的发生又起了推动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一九三三年红二十六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一—引者注)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因为‘中代’(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引者注)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与上述介绍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谗言和说法。”

综上所述,西北根据地内部分歧的演进和发展,导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对西北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等得不信任,直接造成朱理治、聂洪钧等被派赴西北根据地负责人怀着戒备和偏见来到西北根据地,并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后就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和偏见,积极准备一场对内部所谓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阵”。这为不久后发生的“陕北肃反”埋下了伏笔。

(二)“陕北肃反”发动条件的形成

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本身带有浓厚“肃反”情结,加上“张汉民事件”的影响,也对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领导人产生了较强烈的怀疑和防范心理,并积极支持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准备发动的肃反运动。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逐渐改变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力量对比,给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实力支持。

红25军本身存在的浓厚的肃反“情结”。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遇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张汉民事件”导致红25军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刘志丹及其领导的红26军。曾担任过红二十五军主任的郭述申曾对“张汉民事件”有过介绍:“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秋到达陕北永坪镇的。到永坪前,在陕南作战时消灭了杨虎城的警备二旅,活捉了旅长张汉民。张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是,二十五军认为张是反动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对张汉民和他队伍里的党员是错杀了,是沉痛的教训。二十五军的同志是从鄂豫皖来的,鄂豫皖的同志原来执行了王明路线,犯了“左”的错误,杀张汉民等是把鄂豫皖的错误做法带到了陕南,没有调查研究,认为都不可靠。”“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

由于带有 “肃反”情结,红二十五军1935年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一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领导层对刘志丹等红26军和陕甘边红色根据领导人的看法,对后来的西北根据地肃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红25军政委程子华后来回忆:红25军在陕南俘获张汉民后,张供词内谈他以为有不少学生在26军,“这是我、徐、郭、戴对26军内部混入反动分子,已有成见。”

因此当1935年9月2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永坪的时候,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内部危机也在不断的蔓延。不久,“陕北肃反”就发生了。

(三)“陕北肃反”的发动和终结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随即原陕甘边和红26军党政军干部陆续被逮捕和刑讯逼供,甚至遭到杀害。中共中央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后,迅速遏制了陕北肃反的恶性蔓延,对“陕北肃反”政治上做了定性,释放了肃反受难幸存者,处理了肃反的直接负责人。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就在这一天,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张秀山。同日下半夜,在朱理治和程子华的监督下,戴季英等人审讯张文华、蔡子伟,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下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这个口供后,朱理治与程子华立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 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严刑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随后,主要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并且激化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即被逮捕。“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被派到陕甘边执行肃反任务的执行者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优秀干部。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原红25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26、27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后来,杨尚昆遇到原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由于肃反对干部乱打乱杀,“26军、27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制止了“陕北肃反”的恶性蔓延。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毛泽东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这个文件在总体上对 “陕北肃反”是持肯定的。这个决定认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示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同时,还在文件中具体指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的“具体的工作”。由此文件还肯定,“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在处理陕北肃反具体问题时,对一些严重的肃反执行的责任问题是有纠正的。这份决定明确指出:“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是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构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从政治上给陕北肃反的定性,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则是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了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

这个决议也是在肯定肃反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处理肃反直接领导人的责任问题的。在这个决议中,有“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口供,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既是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处理,也在组织上落实了责任,同时部分的为肃反受害人平反昭雪,标志着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初步处理的完成。

(四)陕北肃反的影响

中共西北中央局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措施,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改善并加强了党内团结,有利于中共克服当时面临的危机。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实际行动上迅速扭转了陕北肃反的严重后果,为整合中共陕北力量联合对敌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以及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首要的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尤其是怎么打破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部队,在西北站稳脚跟。从这点讲,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确实做得非常妥当,迅速释放了刘志丹等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人的复出为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配合中央红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有很多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诸如刘志丹、杨琪、杨森等红军将领。

但是,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处理措施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在政治路线方面,中共中央在处理“陕北肃反”时,还是在维持原来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下进行的,这点成为以后争论的核心。陕北肃反所坚持的政治依据是中共中央对当时的形势的判断,制定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则有很多相当“左”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成分。中共中央逐渐转变自己的政治路线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政治路线上“左”的问题尚未来得及纠正,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在处理陕北肃反的时候还是在总体上维护肃反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陕北肃反不可能完全“翻案”。这就为当时的平反工作留下了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

由于政治上的定性局限,陕北肃反在具体的组织处理上,更是争论迭起。“陕北肃反”幸存者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刘志丹尚且受到如此处理,其他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的类似问题,要得到解决就更加困难,被杀害的死难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平反昭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这些幸存者在中共党内还受到明显的排挤和打压。有的甚至无法正常工作,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而且。受到处理的聂洪钧、戴季英更是不服处分。戴季英在西北高干会上讲:“关于肃反,我没有管理全面的,我只是管瓦窑堡这一部分,肃反主要的是在军团;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因我不是中央代表团与省委负责人。我错了,我糊涂了,开始以后,其他的同志为什么一样的错与糊涂?这就是上面对下面领导作用的贯彻与肃反的一致。”聂洪钧更是一肚子“委屈”,在后来的反思材料中多有表露:“这里,我只想就朱、郭对刘、高是怎样被捕表示怀疑这一点必须讲几句话。朱、郭都承认了有过四五次寄了名单到前方,那是要逮捕哪些人呢?朱、郭不愿意讲清楚。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郭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次信指名要逮捕刘、高等人的事实;而且为了逮捕刘、高等人,还严令禁止十五军团出庆、环(地名,在陕西、甘肃交界处——引者注)迎接中央红军的行动;在停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迎接中央红军后,最后那封责备程子华不该迟疑(实际是程因病在路上多耽误了一两天),指名要立即逮捕刘、高等人的信,还被刘志丹在回后方的路上亲自看见过。这都是严酷的事实,怎么能够推卸得了呢?事情是这样明摆着:如果没有省委严令停止红十五军团行动的信,我们已出庆、环,恰好会等到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省委派程子华同志来前方执行逮捕刘、高等人,不会调刘到后方去;刘到省委后,如果省委不将刘逮捕起来,也就不大致发生大捕,铸成大错特错。”还有,肃反发生时期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等的责任问题也没有得到清算,仍然身居高位,尤其是其中的郭洪涛与肃反幸存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时起时伏。这些激烈争论问题的存在,无疑是中共党内始终难以克服的影响团结的重大障碍,也为以后陕北肃反不断争论埋下了伏笔。

二 “陕北肃反”问题的争论与处理

“陕北肃反”问题由于复杂原因的促发,曾多次激起争论。延安整风期间、“高饶事件”后以及“文革”结束是“陕北肃反”问题争论比较集中和激烈的三个时期。“陕北肃反”问题的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和重视。为了解决问题,中共中央领袖或亲自主持解决,或指派专人负责处理。

(一)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

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开始全面审视十年内战时期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这个时候作为有重大争议的“陕北肃反”争论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并召开西北高干会对西北党史问题进行处理。西北高干会完全否定了“陕北肃反”在政治上所谓具有必要性的结论,重新从组织上对肃反幸存者、领导人和参与者进行了处理。。续的人在政治上未能得到平反的前提下,他们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西北高干会是延安整风期间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西北局高干会是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简称,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始,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历时八十八天。西北中央局所属的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出席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的二百零九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当时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是到延安来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因为会议延期召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一个区域性的会议,规格之高和时间之长,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陕北肃反”争论问题是西北高干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和交锋最激烈的部分。据参加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西北高干会召开后,“10月21日、22日,陈正人作整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认真总结陕北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边区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23日至31日,我们围绕陈正人的报告分组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与会同志纷纷提出西北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1935年陕北肃反中的问题,大家一直要求,用整党整风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和教训,明确是非,总结经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党的团结。经过党中央研究批准,大会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这样,从11月2日开始,会议关于整党问题由分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党的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在讨论中,与会同志纷纷提出西北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1935年陕北肃反中的问题,大家一直要求,用整党整风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和教训,明确是非,总结经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党的团结。经过党中央研究批准,大会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这样,从11月2日开始,会议关于整党问题由分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党的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在长达十几天的大会讨论中,贾拓夫、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李赤然和我等4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大家以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述和批评陕北“左”倾肃反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影响,震惊了与会全体同志。”“陕北肃反”问题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参加了大会关于西北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并在同志们发言时多次插话问及情况和发表意见。”

西北高干会经过激烈争论,对“陕北肃反”问题有了新的结论。11月17日、18两日,高岗在高干会上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总结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问题,对一些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定了政治基调。“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3万多字,分六部分:(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个结论:(甲)边区党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乙)‘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上的来源,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组织上的来源,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丙)革命家的品质。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丁)思想斗争问题。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岗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检讨》中点名严厉批判了朱理治和郭洪涛。“在第三部分的最后两节是:《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与反郭斗争(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与反朱斗争(一九三五年五月至十月)》。其中批判朱理治的一节有四千五百多字。”“第四部分《肃反事件》指出:肃反是‘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继英四人主持与策划下’进行的,‘朱理治、郭洪涛应负第一等的责任’,‘在肃反的全过程中,朱、郭都是主谋者’。朱理治和郭洪涛有‘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他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以达到其夺取党及军队领导权的目的,肃反只是借题发挥’。”还认为“这次大会的检讨已经把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完全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个追求的是“钦差大臣”,一个追求的是“土皇帝”,一切以个人利益出发,把党的利益服从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一直发展到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个人主义的欲望。”报告还指出:二十五军是带着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到陕北的,‘二十五军到来也是促进这次肃反事件爆发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高岗的演讲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呼应。1121日、23日, 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他在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尤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做了广泛的联系和有针对性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对朱理治和郭洪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作了高度肯定和赞扬。

毛泽东讲:“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情况,懂得了历史。”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斗争时指出:“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期整个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的机会主义。整个内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争。这三个斗争是什么对什么?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对不合乎马列主义的原则在这样的几个路线作斗争”。他认为这三次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做结论。我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并认为全党的路线斗争和西北高干会的结论“是相同性质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是“全党的”,一个是“西北的”而已。他批评朱理治、郭洪涛执行的是“假马列主义”、“机会主义”。他对朱理治、郭洪涛的“错误”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他分析指出“朱理治那一套在这里能出卖呢,居然有些人信他的”,主要是当时广大党员“在理论上很弱”。毛泽东强调党的“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毛泽东认为“清算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损害党、损害革命”,这是机会主义错误。他甚至对朱理治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他说:“朱理治究竟是不是叛徒?现在要查。查出来是叛徒的话,就是以机会主义的帽子进行叛徒的实质。”他认为朱理治、郭洪涛对待革命是“两条心”,朱理治、郭洪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所办的事,只能“代表”他们自己,是“小集团的野心家”的代表。毛泽东说:“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陕北,自以为也是领袖,而群众并不承认他们是领袖”。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多处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肃反”中所犯错误的点名批判,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征引相关内容。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对刘志丹、高岗等原陕北肃反的受害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哪个根据地的干部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的中央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他在讲话中,多次表扬刘志丹、高岗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楷模,对革命工作是“一条心”,并且明确指出,陕北肃反是错误的,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最后,在讲到西北根据地历史上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时,毛泽东说:“群众承认的领袖是高岗、刘志丹等等许多同志。”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为陕北肃反中的受难者平了反,他说:“杀了二百四十个,杀的是什么人呢?杀的是马列主义者,杀了二百四十个马列主义者,很好的马列主义者被杀掉了。再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没有杀的及,大呼一声‘刀下留人’”。

西北高干会在经过激烈争论,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检讨》报告为“陕北肃反”定下政治基调,毛泽东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又对高岗的结论进行了肯定和理论上的总结,实质上已经否定了1935年11月26日,张闻天指导的党务委员会处理陕北肃反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的结论。这时候重新对“陕北肃反”进行政治定性和组织处理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新结论也呼之欲出。

    12月12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作了新的结论。“《决定》指出:‘中央根据十月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的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坍塌。由于‘在’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预定的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假如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了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做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缘故。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决议》做出了四项决定。第一项为:‘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朱、郭两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还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第二项是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第三项是撤销原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决议,并指出: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第四项为:‘委托西北中央局向过去在错误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并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

1943年1月7、8和9日,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对《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作了进一步说明和阐发。在演讲中,“任弼时强调:高岗是‘公认的西北革命人才、革命领袖’”;“以高岗同志为首脑的西北局,应该是很健全的西北党的领导中心,一定可以建立起强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任弼时“就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指出:产生错误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也就是‘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党内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路线’;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品质恶劣’,就是说他们的‘党性很坏’。因此,‘他们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指出:陕北“肃反”“是王明路线登峰造极的产物,是政治野心家想篡夺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权,他们逮捕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高级干部,杀害了200多名优秀干部,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策划‘肃反’的人负有主要责任。”

西北高干会后期及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对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所做的结论进行了多次肯定和广泛宣传。在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说:“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1943年6月25日,中共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中共中央还召开了西北历史座谈会,进一步巩固西北高干会的结论。西北高干会上对陕北肃反的解决并不彻底,原有的分歧仍有影响,甚至影响中共党的团结。西北高干会后,陕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结论。但是,在《决定》中,又指责郭洪涛等人是‘有意陷害同志’。所以被处理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觉得委屈,对这次结论并不完全接受。”为了彻底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中共中央委托朱德、任弼时、陈云从6月26日至8月2日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党的七大闭幕不久,党中央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基础上,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学习七大精神中,讨论历史问题。” “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原因是有人对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有不同意见,对西北党的历史有另一套说法,否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七大代表和一些西北的干部中引起争论,造成了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 “1945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座谈会。”“西北党史座谈会,也可以说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继续,或者说是延安整风的深入。”

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当事人再次就西北根据地的历史问题,特别是陕北肃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激烈争论。“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干部也讲了话。这些讲话都揭发批判朱理治和郭洪涛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进行错误肃反的罪行。”七月十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他详细地叙述了到西北工作的经过和陕北肃反始末,承认错误,说清事实。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前半段无人提出质询。”“在朱理治说道‘不欢迎中央红军’问题时,只有高岗插了话。”在关于是否迎接中央红军问题上,朱理治认为是策略问题,而高岗认为是朱理治个人品质问题。经过诚恳检讨,“朱理治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欢迎。” 郭洪涛则受到参会人员的尖锐批判。任弼时在讲话中指出“郭洪涛的政治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宗派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主观主义的,个人品质是极端恶劣的”,并且给他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警告他如搞翻案,“就开除党籍”。“中央领导同志归纳大家的意见说郭洪涛欺骗中央达七年之久,十次之多,郭当时也承认这一事实。”任弼时在座谈会上再次总结发言强调:“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都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向中央反映高岗“问题”的阎红彦也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批评”。“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在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程子华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批评,当程子华检讨说:“我们对肃反犯了盲从的错误”时,当时就有人批评他说“你虽然盲了,但总是从了”。

中共“七大”前后,中共中央在总结历史问题时,西北高干会关于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重要结论被凝练地载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升格为中共党的指导意见和共识。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陕北肃反时写到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在注释部分做了详细的解释:“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路线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在这个权威党内文件上明确的点名批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这是中共中央最高层对陕北肃反的最后裁定。由此,争论多年的陕北肃反问题,在中共中央出面解决下得到了平息。

“两会”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首先,通过激烈的斗争,将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从政治上比较正确的处理了遗留问题,为在陕北肃反中遭到迫害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对肃反的相关责任人也给予了相应的惩处。其次,陕北肃反的基本解决,对延安整风以及中共历史上相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新范式。最后,西北高干会以及“七大”后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对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的历史文献,诸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以及对肃反争论做出的最终裁决,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团结的作用是巨大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

但是,“两会”在解决陕北肃反争论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胡乔木回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很少提到。”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系密切的解决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结论也存在这样的不足,尤其是在对当事人的评价上有失偏颇。对高岗的评价过高,甚至有很大的美化,而对他的缺点及错误则未被提及甚至有意避讳。对犯了错误的某些主要人物则作了相对于错误有些失实的负面评价,因此中共中央主持的决议未能彻底平息争论,分歧依然存在

(二)“高饶事件”后“陕北肃反”的争论和处理

 “高饶事件”发生后,随着高岗政治上垮台和历史问题被清算,“陕北肃反”再次成为新争论焦点,“两会”结论逐渐松动,形成新的结论。新结论在政治上继续维持“两会”关于陕北肃反的定性,但是在涉及正确路线代表人物、肃反领导人应负责任、责任性质等具体问题时都作了重大修改。

1953年发生的“高饶事件”,不但对高岗的政治生涯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也深刻影响了陕北肃反的结论。“高饶事件”发生后,“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自1941年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肃反’问题的《决定》,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高岗在政治上的倒台,关于他的历史问题又有了新的解释和评价,甚至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决议本身,也成为陕北肃反新的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处理“高饶事件”期间,随着对高岗历史问题的清算和批判,陕北肃反原有结论受到有力挑战。

“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对高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和历史清算。七届四中全会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1954年2月25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周恩来“综合四十三人的发言和他们揭发的材料”,归纳高岗的十项主要错误后,对高岗问题作了定性说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1954年3月2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全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强调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经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1955年3月31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并再次强调指出高岗、饶漱石是“反党联盟”性质的问题。这次会上正式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在这份决议中,高岗被定性为“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至此,高岗在中共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在对高岗进行政治整肃后,对其在西北的历史也进行了集中清算。1955年“四月上中旬,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彭德怀、马明方(马明方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原西北局书记——引者注)依照中央指示,召集西北地区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就高岗问题进行座谈。会后,他们给中央写报告说,会议共开了8次,到会的47人,对高岗在西北的错误作了揭批清算,一些同志作了检讨,表示要进一步肃清其恶劣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高岗有直接或间接联系,都极有可能受到株连、打击,甚至需要付出政治生命终结和个人前途沉沦的代价。当事人对高岗问题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历史上曾和高岗有过比较好的或长期工作关系的当事人,更是不敢或者刻意回避与高岗的关系,甚至连高岗历史上正确的地方都不敢稍有涉及,更不要说客观肯定高岗的历史功绩。“高饶事件”沉重打击了维护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的当事人。

“高饶事件”发生后,为陕北肃反结论的改写提供了契机,创造了政治前提。伴随对高岗历史问题的清算,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开始动摇。1954年2月底至3月上旬,在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的问题谈过一次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说:“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高饶事件”后,据当时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陈汝明回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同志对西北局高干会所作‘政治结论’不服,向党中央提出申诉。当时,我在中监委研究室担任研究员,看到了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他们申诉书上的批示,据记忆,有这样几句话,可能个别文字有出入,但原则无出入:中央书记处认为:对于历史问题的结论,如果跟事实不符,不论由哪一级组织或者哪一位领导人作出的,都应该实事求是,予以更正。请中央监委审处。”郭洪涛回忆:“1955年3、4月间,中央在北京饭店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对我的问题作了三条口头结论:‘一是郭洪涛同志和陕北特委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总的路线是一致的;二是郭洪涛同志不欢迎中央和中央红军,不是事实;三是郭洪涛同志反对逮捕刘、高、张等。’”1964年10月4日,朱理治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涉及《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十条关于陕北肃反的注释。刘少奇向朱理治表示:任何一个决议或者一项政策,不管是中央的或者是谁的,错了都要改,不改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至于历史决议错了,也可以改么。田家英正在修改毛选注,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毛选注中有错要改,高干会决议错了,可以废除么,就说高干会的决议有很多地方不对,基本上是错误的,应废除。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相关结论,尤其是组织处理势必就要发生重大改写。

陕北肃反争论新结论在政治上继续肯定“两会”对陕北肃反的定性。1958年8月19日,“朱理治在承认陕北肃反错误的前提下”开始申诉自己的历史问题。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仍然强调指出“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同样强调“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由此可见在处理陕北肃反争论问题上,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确立了明确的标准和基调,即坚持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全面贯彻后,恶性膨胀的产物。这个结论即使在“高饶事件”后,仍然得到中共中央的坚持和肯定,仍作为重要原则被遵循。

但是,“高饶事件”后,关于陕北肃反争论中涉及的个人责任、责任性质及个人品质等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对朱理治、郭洪涛等在这几个方面的原有结论做了重大修改。“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朱理治在承认陕北肃反错误的前提下,对陕北肃反中自己所犯错误的评价问题,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否有意陷害问题,‘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问题,向中央提出了申诉,要求对西北局高干会结论进行重新审查。”“一年多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下达。”《意见》指出“一、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事件中朱理治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问题。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一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等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员,杀害了党政军干部二百多人,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丹、高岗的阴谋陷害。因此,我们意见,朱理治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在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并非出于有意陷害,是符合事实的,朱理治同志的这一点申诉是对的。二、关于朱理治同志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当时作法如果有问题,也是属于如何迎接中央的方法问题。因此,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重新审查的决定》中说朱理治等同志拒绝前方同志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提议的结论,与事实是不符的,应该修改。”

郭洪涛对自己在陕北肃反问题上责任问题的申诉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主持人,没有诬害刘、高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当反革命处理。在肃反初期,郭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中央到达陕北不久,郭也向当时西北保卫局王首道等同志表示过类似意见。根据以上情况,郭洪涛同志于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二)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欢迎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但是做法如果有问题,也是属于如何欢迎中央的方法问题。……因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与事实不符的结论,都应该修改。”

综上所述,“高饶事件”后,陕北肃反争论结论的改写不但得到中共中央高层的支持,而且也成为在“两会”上受到批判和惩处的原陕北肃反重要参与人的愿望,他们积极申诉,为推翻“两会”结论而不断努力,最终促成新的关于陕北肃反相关结论的诞生。新的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结论虽然继续肯定陕北肃反政治上仍是“左”倾机会主义产物,仍然沿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解释陕北肃反。但是,新决议在涉及正确路线代表人物、肃反领导人应负责任、责任性质、领导人个人品质等问题时都作了重大修改。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结论的更改不可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西北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进行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委托朱德、任弼时等代表中共中央主持召开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更被明确载入中共纲领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自延安整风以来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一直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延续性,因此在政治上即从全局上继续维持“两条路线”斗争这个大前提不动摇,这是中共中央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不过,“高饶事件”后,高岗个人历史被清算,其正确路线代表地位坍塌,这给重新评价陕北肃反责任打开了一个缺口。当事人的个人责任问题以及在肃反中所表现的品质等问题的结论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与“两会”的结论截然相反。

“高饶事件”后至“文革”爆发前,在处理陕北肃反争论问题时,“两会”上确立的陕北肃反结论在政治上的定性虽然被继续肯定和重申,但是在很多重要的具体部分相关结论却发生了显著变化。“高饶事件”后,陕北肃反争论长期笼罩在高岗问题的阴影下,高岗作为“两会”上被多次肯定的“西北革命领袖”,受到彻底批判,逐渐淡出土地革命时期西北“正确路线代表”的行列。新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相关文件对肃反领导人个人责任、责任性质以及个人品质等方面的评价和认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关于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曾遭受批判和指责的问题,有的被新决议所否定,有的则被逐渐淡化,有的被刻意回避,还有的甚至与过去截然相反。

“文革”爆发,全国大乱,陕北肃反争论政治上基本的判断标准逐渐模糊;组织上,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受到冲击,一大批与陕北肃反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当事人受到牵连、迫害,使陕北肃反争论双方都受到沉重打击,陕北肃反争论争论的动力受到消弱,逐渐淹没于全国动乱的汪洋大海。

受“文革”国家全局动乱影响,陕北肃反政治评判标准逐渐模糊,相关当事人大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株连和迫害,导致该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禁区,表面似乎渐趋平静。但是,实质上,肃反争论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只是在浩劫中暂时内敛化、隐蔽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饶事件”后,重新确立的陕北肃反结论是否能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历史时期继续得到肯定和坚持,也还需要接受实践严肃的考验。

(三)“文革”后陕北肃反的争论和处理

 “文革”后以坚持和否定“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处理结论,争论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争论双方。争论双方主要围绕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权威性展开。争论逐渐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并委托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介入进行调解和仲裁。在五人小组主持下,制定了《方针》,并上报中共中央审批通过,形成了关于解决“陕北肃反”新争论的28号文件。28号文件基本维持了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处理结论。

 “文革”结束后,郭洪涛对西北高干会解决“陕北肃反”结论提出异议,引起众多坚持该结论的西北老干部的不满。“陕北肃反”存在的分歧在经历“文革”长期蛰伏后再次爆发激烈争论。“从1981年开始的争论(指围绕“陕北肃反”问题的争论——引者注)日渐激烈,一些老同志不仅仅对郭洪涛的态度和‘肃反’结论的反复表示不满,又把二三十年代的旧事翻腾出来,越翻腾越生气,开始影响到广大西北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并引申出如何评价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中央的注意。”

中共中央为平息“陕北肃反”日益激烈的新争论,委托专人召开座谈会,对肃反争论次进行调解和仲裁,形成《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以下再次使用该文件,除直接引用保持原貌外,其余一律简称《方针》——引者注),并报中共中央审定批准,形成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再次使用该文件,除直接引用保持原貌外,一律简称“28号文件”——引者注)。28号文件基本维持了《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的权威性。

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经过专门酝酿后,随即委托专人负责处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对中共中央介入处理“陕北肃反”有概要性介绍。宋任穷回忆:“1983年初,一部分老同志对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历史问题,即三十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发生了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一些老同志致信中央,要求中央过问此事。中央研究后认为,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增进党内团结,而且还关系到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全局出发,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问题。因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处理这件事,并指定由我代表中央负责联系。经我与李维汉同志商议,并经中央批准,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同志组成5人小组,会同原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为顺利推进该项工作的落实,中共中央还在组织上进行了安排部署,确立了解决“陕北肃反”新争论的领导机关和工作原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了中顾委。由于健在的当事人(指“陕北肃反”争论当事人——引者注)大多是中顾委委员,中央就把解决这起历史悬案的任务交给中顾委。1983 年4月,中央指定由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常委王首道、委员冯文彬、秘书长荣高棠和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李维汉、王首道都是当年中央五人小组成员,是历史的见证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出席了五人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由原来陕北、陕甘边各推举四位代表,和五人小组一起,以座谈会为主要方式,澄清历史,交换意见,共同商定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再纠缠枝节问题,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最终结束争论。”“经协商,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等,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会。除李铁轮外,其他七人都是中顾委委员。”“五人小组先行组织两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代表参加,一方一次,以求充分听取双方意见,摸清情况,核实史实。尔后,在事实基本清楚,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统一认识,做出结论。”“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通过座谈、查阅档案、个别交谈、分别做说服工作等方法,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水落石出。双方都愿意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遵照五人小组提出的方针解决问题。”

在五人小组主持下,关于“陕北肃反”争论新结论最终形成,即《方针》。《方针》重申了西北高干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定性:“一九三五年的错误肃反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高干会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地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方针》对“陕北肃反”责任问题和肃反中一些重要事件定性也有明确结论,重申和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对郭洪涛的一系列结论。针对郭洪涛对《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关于自己责任提出的异议,《方针》认为:“至于对郭洪涛同志在错误肃反中的责任问题,《审查意见》说:‘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的主持人。’而郭洪涛同志一九五八年在申诉书的自我检查说:‘我应是错误肃反的政治上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我不仅是本地干部。而且还是当时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所谓政治上,当然首先就是政治路线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洪涛同志这样来检查和认识自己的错误,是应该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方针》透露:“最近小组同志和郭洪涛同志谈话时,他说:‘陕北的‘左’倾错误我负主要责任。’说他宣传、传达了‘‘左’倾路线,给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没收地富的工商业,在统战中搞了‘左’的东西和在社会肃反中错杀了一些人’等。”《方针》指出:“郭洪涛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和这次第一轮座谈会上,都说陕北特委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得加以分析。党的路线包括战略和策略两个方面。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战争(八七会议和六大决定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制定的),都属于战略范围。在这个方面,陕甘边和陕北都是执行了的。另一方面是为战略服务的政策、策略,如土地改革,富农政策,工商政策,上层统一战线政策,对土匪政策以及社会肃反政策等,属于策略范围。对于策略,陕北特委在郭洪涛同志回来以后,在批评所谓富农路线和武装斗争消极的同时,就在政策方面陆续产生一些重要‘左’倾错误。郭洪涛同志最近承认在政策上的‘左’倾错误他要负主要责任。我们欢迎这个态度。事实上,特委领导内部也并不一致,马明方、马文瑞同志是抵制过这个‘左’倾错误的,在整个边区内其他同志也抵制过。因而为害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方针》强调:“实际上是,郭洪涛同志对于刘志丹同志说了一些很错误的话,所以就成了错误肃反的根据之一。”

《方针》还对“陕北肃反”中一些存在严重分歧的史实作了辨析。《方针》指出:“我们相信,在逮捕张秀山同志后,郭洪涛同志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以后又说过‘不是有意陷害他们’的话(我们认为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同志都不是有意陷害)。问题是乱子已经闹大了,朱理治同志也开始动摇起来,当时的形势是:(1)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2)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两个兄弟部队军心开始动摇,怀疑二十五军是白军,再肃下去要发生内战。(3)知道中央快要到达。”“以上是三个重要环节,足以表明郭洪涛同志在那一段期间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待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是严重的‘左’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方针》最后对“陕北肃反”争论当事人也提出了一些希望和要求。一是对郭洪涛的几点希望:“几十年来,郭洪涛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勤勤恳恳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我们希望他敞开胸怀,彻底认识三十年代的路线是非,从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五年十月,在陕北特委、西北工委和陕甘晋省委工作时(一年零十个月)所犯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丢掉包袱,轻装前进。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方针》要求:“希望一切有关的同志,遵从毛泽东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要‘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的教导,从事有关的党史研究。对陕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和错误肃反问题,都应以这次座谈会共同取得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个精神的文件和文章,不要再扩散。有关这段党史的著作,应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方针》对“陕北肃反”新争论的处理,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1983年6月,“五人小组起草题为《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工作报告,呈报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很快于7月13日即印发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再次使用该文件,除直接引用保持原貌外,一律简称“28号文件”——引者注)进行传达。28号文件对五人小组所做的工作作了高度肯定,指出:“中央指定李维汉、王首道等同志组成的五人小组对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所提的方针是正确的,采取的方法是稳妥的。中央同意这个报告”。28号文件要求:“中央希望三十年代在陕北、陕甘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应根据十二大的精神,以‘三大作风’为武器,重新学习和认识以往的史实,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为标准来统一认识,最终结束争论,更加团结一致。”28号文件强调:“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须从全局出发。遇到与党历史决议和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经中央或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

中共中央委托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处理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28号文件制止了“陕北肃反”争论的不断激化和扩大化,并对肃反分歧比较尖锐问题做了裁断,得到众多当事人的肯定。张秀山对28号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李维汉、王首道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为解决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历史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陕北肃反中最主要的问题。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了第28号文件,重申和坚持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指《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引者注)是正确的。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维护了中共西北党史的严肃性,避免今后再对这个问题不必要的争论。”习仲勋也对五人小组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一九八二年,维汉同志受中央委托,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陕甘边的负责干部反复座谈讨论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争论问题。在取得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主持起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文件,公正合理,符合历史,得到中央的批准,从而使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争论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下,得到了妥善解决,使西北的干部进一步团结起来,并为各地解决党史上的类似问题作出了榜样。”

作为争论另一方的郭洪涛等也表示接受《方针》对“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处理结论。《方针》附件《两方八位同志对<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意见》明确指出:“以李维汉、王首道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为解决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历史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他们向中央写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是正确的,符合十二大精神和历史实际的。我们同意这个报告。”为严肃和郑重《方针》权威性,五人小组要求参会的陕甘边、陕北八位代表在该附件上亲笔签名。郭洪涛在该附件上亲笔签字,表示同意。《朱理治传》作者也表示:“本书的观点与五人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28号文件也是当事人在五人小组调解下妥协的产物,双方分歧依然存在。郭洪涛虽然在《方针》附件上签字表示同意文件结论,但是其内心仍然对《方针》有不同看法。张秀山回忆:“对于上述结论(指《方针》结论——引者注),五人小组为避免以后再出现反复,要求我们参加座谈会的8个人,在已经形成的文件上签字。其中7个人都很快签了字,均表示同意五人小组的以上结论,肯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写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是正确的,即后来的中发28号文件。但是郭洪涛开始时拒绝签字。”“这时,李维汉因过度劳累病倒了,住在北京医院。郭洪涛到北京医院李维汉病房,一再声称他没有向北方代表送过诬陷红26军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五人小组派人与他谈话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代表写过诬陷报告,那只有公布历史档案,如果历史档案证明你打过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到了那一步,中央就要按照1942年延安整风中党中央确定的原则行事。这样,郭洪涛签了字。”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其他当事人或者知情人在后来回忆“陕北肃反”时,也存在与28号文件有差异的观点。因此,关于“陕北肃反”的争论,28号文件并未能盖棺定论,分歧仍然存在。

三、“陕北肃反”争论原因辨析

“陕北肃反”发生长期争论与肃反本身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用“两条路线”总结肃反问题的历史局限性以及肃反当事人政治沉浮等原因密切相关。“陕北肃反”结论在上述力量的推动和交互作用下不断发生复杂变化并伴随激烈争论。

(一)“陕北肃反”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是争论发生的根本原因

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运动以惨烈著称。“陕北肃反”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在“陕北肃反”中,大批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遭受酷刑折磨,甚至惨遭杀害。肃反经历给肃反受难幸存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因此,这些幸存者十分关心这件事情的介绍和评述。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尤其是肃反领导者和受难者之间的认识存在分歧,就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残酷性和复杂性是共运史上党内肃反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史上,尊奉马列主义的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在其革命或者掌握政权期间,几乎无一例都曾发生过残酷而复杂的党内肃反。这些发生原因可能各异的肃反运动造成的结果却都极其惨烈并影响深远。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取得胜利的苏俄其党内斗争就以残酷著称。尤其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对党内异己力量,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无辜党员都进行过残酷镇压和血腥清洗。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为血腥而惨痛的一幕,而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及其负面的影响。中共是在苏联起主导作用的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建立的。因此,中共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深受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延安整风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指示和政策大多亦步亦趋,甚至推向极端。正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秦邦宪(博古)在延安整风期间自我检讨中所讲:“我不想推诿责任,但是基本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路线。文件犹在,当可作证。国际为米夫匪帮所盘踞,当时我及全党,甚至联共都是不知道的。而七大前的国际是集中组织,决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秦邦宪的这段话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认识局限,但是也确实道出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实质,也揭示出了中共肃反复杂而残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当苏共在肃反问题上走向扩大化和极端化之际,中共党内肃反也狂飙狂骤起,迅速蔓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几个主要根据地都先后发生了虽然缘由不同,但都比较惨烈的内部肃反运动。这些肃反运动,虽然起因和经过各有不同,但是无一例外地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后来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专门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肃反有过反思和评论:“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例子,现在已经有很多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中共肃反造成的负面影响却相当深远。“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路征程中,几度掀起大规模的内乱。而这些内乱,又总是贯穿着冷酷无情的自相残杀。党内斗争的残酷,并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它给广大党员和党的肌体所造成的危害,又更甚于敌我斗争。”

“陕北肃反”正是中共肃反在西北根据地的恶性发作。正如前文所述,“陕北肃反”几乎把刘志丹等原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和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全部逮捕,而且随时都有遭受杀害的危险。前方也已经有二百多党政军干部被杀害。因此,这场肃反运动对当事人,尤其是遭受肃反酷刑折磨的幸存者来说,梦魇般的经历终身难忘。正如肃反幸存者、时任红七十八师红三团政委兼团长黄罗斌回忆的那样:“在那‘左’倾机会主义者设置的‘红色牢笼’中,我们尝尽了人间非人的待遇。我们这些为革命忠心赤胆,在对敌斗争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勇士们,顷刻间变成了‘罪犯’。伴之而来的是大声的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肃反’时期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生活,都使我有悲愤交加和声泪俱下的情感。”

中共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上一辈老人,当他们在和当面的敌人浴血苦战时,还要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残自毁的恶斗,遭受自己人从侧后袭来的陷害。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都不曾被敌人的凶残所吓倒,也不曾为敌人的刀枪所打倒,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竟会毁在自己人手中,冤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敌人造成的伤痛可以痊愈,甚至得以引为光荣和自豪,但来自党内的无端陷害和自相残杀,却永远铭刻在心灵深处,成为终生的痛楚。”因此,在他们有生之年,大都对这段历史有过各种回顾和评述。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尤其是肃反的发动和领导人与幸存者之间的观点可能存在分歧,发生争论则在所难免。因此大家都开始“复原”这段历史,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当这种争论逐渐汇集之后,争论就自然会迅速激化和扩散。

(二)“两条路线”总结“陕北肃反”是争论发生的理论根源

中共长期以“路线斗争”总结中共党内历史。这种二元对立的“路线斗争”理论范式在实践中往往会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史实进行裁剪,进而建构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然而,这种人为建构的与客观史实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结论截然相反的“历史”只有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才能维持。当这种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发生根本变化时,发生新争论和所谓“翻案”就在所难免。

中共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与“两条路线”总结党史密切相关。在“陕北肃反”发生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受所谓“王明路线”影响,认为对“陕北肃反”的处理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因此批评刘志丹、高岗等“陕北肃反”受难者幸存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明显有失公允的处理结论,使肃反受难幸存者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仍然遭受政治猜疑和组织排挤。“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批判了“王明路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了土地革命后期中共的政治路线,进而彻底否定了所谓的“王明路线”,并对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了新决议。“陕北肃反”问题的结论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时候“陕北肃反”争论问题正好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范例被提了出来,并被确立了新结论。这些新结论随后还被载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党史权威结论。其后,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争论也都是坚持在“两条路线”框架下进行处理和解决的。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这种用“两条路线斗争”总结中共党史的方法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必须强调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以“路线斗争”为核心来总结自身历史有其积极意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的整风运动,其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共历史问题的清算,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形成合力,为实现中共革命胜利创造条件。基于这一目标,通过“两条路线斗争”二元党史观总结历史问题,对现实政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借助“路线斗争”理论,通过整风对党史的总结和学习,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逐渐形成并得到巩固。这使中共能迅速在新的旗帜和领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为其革命斗争服务。

但是,在实践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出现了极端化和“脸谱化”的严重倾向。实际上为了确立“两条路线”二元对立的历史和政治标准解决问题就必会出现削足适履情况,对历史进行裁剪。“在党史研究和著述中的这样一种现象:对人和事都采取一种绝对化态度,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而好和坏又都像萝筐,确定为好的人和事,就尽量把好的东西往里装,反之,就尽量把坏的东西往里装;一旦定性有变;又换装一遍。被定为正确领导时期和被定为错误路线时期;同样的事提法就大为不同。”这点在中共一些重要文件和重大事件的论述和定性上都有一些反映。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胡乔木在评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很少提到。”这些问题毛泽东本人也有清醒认识。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到:“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到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存在这样的特点,那么作为被毛泽东称作与其“是相同的性质”的西北高干会相关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存在过分肯定高岗,甚至不顾史实的拔高高岗历史地位的局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就很难避免。

其实,毛泽东对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中共党史存在的局限也曾有过正确认识和评论。1943年,毛泽东在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针对使用“路线斗争”总结中共党史曾讲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遗憾的是,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能够有效将此思想贯彻下去。党史中“路线斗争”观念甚至愈演愈烈,“文革”期间,内容丰富的中共党史被“简化”为十次“路线斗争史”。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开始对中共党史中的“路线斗争”问题进行反思和修订。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结合中共党史对“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评论。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讲:“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叫不叫路线斗争,也很难说。”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执笔人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党史关于“路线斗争”问题作了说明和评述。胡乔木说:“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但在一九三八年在他主持下编辑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前后只用了七八次路线斗争字样,而且用法互有不同,在该书细目和结束语中都未用路线字样。全书未用过路线错误,用过一次‘有两条路线斗争着’,但未把路线斗争当作名词用,更没有计算过路线错误的时间和路线斗争的次数。所以不好说不提路线斗争就不能写党史。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愈来愈神圣化,神秘化。实际说到底(除滥用外,而滥用是大量的),就按路线的严重意义说,至多也不过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罢了。过去已用了若干年是事实,但那样用法的害处也是事实。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中央在批评华国锋同志错误时开始决定不用路线错误,很得人心。原来考虑在整个决议中最后用一次,后来大家认为最好还是从这次决议就不用。用起来要引起许多困难和纠纷。1.哪次算路线错误,那次不算?2.在这些路线斗争中究竟谁们是正确的,谁们是错误的?3.每次错误路线如何起止?4.这次决议用了,以后如何停止使用?在停止使用时要不要承认这次决议用得不对,因而有得对决议加以修改?想来想去,只有就此不用,恢复马列传统和我党原有传统是上策。机会主义一词,原来也是法国议会斗争中的术语,意思也只是投机,现在有些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界还常用以互相攻击,并非无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所首创,以后用出左倾机会主义一类字眼,事实上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所以这次决议中也尽量不用。”

(三)“陕北肃反”当事人政治沉浮是诱发争论的主要动力

中共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在处理党内斗争时,尤其是在为党内斗争做政治结论时,存在以人断史,对人和事采取“脸谱化”和绝对化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对高岗的评价和定性方面。这种“脸谱化”和绝对化倾向对“陕北肃反”问题结论的反复有重要诱发作用。由于高岗与“陕北肃反”问题密切相关,因此“陕北肃反”问题的结论就与高岗政治浮沉密切相关。

高岗在中共政坛上的沉浮对“陕北肃反”问题有重要影响。如前文所述,当朱理治、郭洪涛等当权时对高岗等“陕北肃反”受害者进行打击,使受到肃反迫害的幸存者备受排挤压抑之苦。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展开和逐步深入,高岗等逐渐崛起后又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肃反”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清算。但是“高饶事件”后,中共中央对进行了高岗政治批判和历史清算,直至最后将高岗作为“反党联盟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开除出党。西北高干会树立起来的以高岗为核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结论就受到冲击和动摇。中共中央对高岗的批判和清算必然涉及对高岗历史上参与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评价。中共中央通过对高岗个人历史的否定,强化对高岗现实政治否定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这也是中共在拨乱反正前那种政治环境不太正常的情况下,处理党内问题时,针对失败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即“翻历史旧账”。“高饶事件”后对高岗的处理,以及之后在处理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问题时,无不是采取这种方式,而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又常常上纲上线,甚至伪造史实,对失败者加以丑化。这种以现实政治需要评论历史问题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一旦一个重要领导人在政治上出现浮沉,关于他的历史及其参与的历史活动的评价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一些其他当事人的命运。例如,“高饶事件”后,李建彤在创作小说《刘志丹》过程中,就是否写高岗历史上的一些正确方面,请示习仲勋时,习仲勋为了避免造成新的争论和在政治上授人以柄,就明确表示不要写高岗。即使习仲勋如此谨慎,可以会比高岗,但还是难逃厄运,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遭受“为高岗翻案”诬陷,被停职反省,进而受到专案审查,直至最后被关押流放长达16年。

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高岗政治生命的结束就成为改写“陕北肃反”结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这样说,直到改革开放前,“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及相关结论的确定都深受“高饶事件”的影响,都与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高饶事件”改变了高岗的人生轨迹,也推动了“陕北肃反”结论的改写。以清算高岗历史问题为契机,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的权威性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加之在历史上因“陕北肃反”受到惩处的当事人的不断申诉,“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结论的改写已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原来因“陕北肃反”问题受到处理的当事人则把肃反与高岗问题联系起来,作为翻案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西北局高干会前后出现了一种‘诉求逆反’的现象:在西北局高干会前,高岗等人一方,不但要为他们平反,而且要摘‘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其实早就做了),并承认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实属正当(到西北局高干会也实现了);西北局高干会后,朱理治、郭洪涛要求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不当批判和中共中央决定的‘过度’处分造成的),也属正当。但高岗等人当时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困难重重。由于高岗出事,朱理治、郭洪涛有了说话的机会。于是,才有1959 年11 月中央监委的《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和《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因此,可以说在中共一定的历史时期,领导人政治沉浮直接强烈的影响与之相关历史事件的评价。

无须讳言,现在研究者对“陕北肃反”问题的观点确实也存在因主要历史当事人政治地位和影响的不同而导致的绝对化倾向。“这种绝对化倾向和‘箩筐主义’,在人物的评价上就更明显。例如定为好人的一些领袖人物,萝筐里不但尽量只装好事,还要加以夸张以致把别人的好事也给装进去;有错误则尽量加以掩饰,或干脆拿出去放到别人的箩筐里。及至有些人的定性发生变化,那箩筐里的东西就得来一次大更换。”“党史的研究和编幕中, ……对于领袖和好的领导人的错误和过失,尽量掩饰,以至推给坏人;时坏人的错误和罪过,则设法夸大甚至编造,或把别人的加给他。”

上述这种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刻意裁剪客观史实的现象遗留的问题影响深远。“陕北肃反”长期争论也可从这方面找到原因:“从这一悬案的几度周折也可以看到,党史上诸多的历史问题,由于认识的局限或一时的政治需要,常会翻来覆去,或者讳莫如深。尤其是以人断史,以人划线,对人、对事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更是长期以来困扰党内修史的一块心病。”当然,这种问题不仅是“陕北肃反”争论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也折射出中共其他遗留问题反复争论的的重要缘由。

“陕北肃反”从其发生至今,与其相关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时有激化,是困扰当事人、知情人、研究者,乃至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问题。“陕北肃反”是中共党内斗争惨痛教训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陕北肃反”及其相关争论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一路征程中,几度掀起大规模的内乱。而这些内乱,又总是贯穿着冷酷无情的自相残杀。党内斗争的残酷,并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它给广大党员和党的肌体所造成的危害,又更甚于敌我斗争。”“上一辈老人,当他们在和当面的敌人浴血苦战时,还要不由自主地陷入自残自毁的恶斗,遭受自己人从侧后袭来的陷害。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都不曾被敌人的凶残所吓倒,也不曾为敌人的刀枪所打倒,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竟会毁在自己人手中,冤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敌人造成的伤痛可以痊愈,甚至得以引为光荣和自豪,但来自党内的无端陷害和自相残杀,却永远铭刻在心灵深处,成为终生的痛楚。”“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革命复杂严酷的外部环境所迫,但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代表社会进步的政党,竟一再发生这些不堪回首的故事,在党的政治理念、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党内风气上所暴露的缺陷和歧路,应当有更为值得检讨和反思的教训。”“从这一悬案的几度周折也可以看到,党史上诸多的历史问题,由于认识的局限或一时的政治需要,常会翻来覆去,或者讳莫如深。尤其是以人断史,以人划线,对人、对事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更是长期以来困扰党内修史的一块心病。”因此,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如何坚持“板凳甘坐十年冷,文字不写一字空”的求实治史精神,摆脱现实政治需要左右,突破史料受限等各种研究瓶颈,超越个人情感和意识形态局限,可能既是总结中共党史经验教训的需要,又是学者需要刻意培养的基本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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