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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

作者:史桂芳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总第3辑)
发布:2016年1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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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教学

                                    史桂芳

   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广泛深入。近年中国的迅猛发展,使日本各界了解当代中国的愿望更加迫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因而遇到新课题和挑战。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既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法,重视第一手资料的考证、发掘和使用,又在研究视角、关注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国外中国近现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了解、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和成果,是加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日本 中国近现代史 学术团体  大学教育  图书资料

1989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日本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教学研究之余,经常参加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例会、年会,阅读了日本学者相关研究著作,了解了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成果。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既继承了注重一手资料的考证、发掘的传统,又在研究视角、思路与方法等方面有新的探索。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了解其研究状况、成果、影响等,对其成果进行借鉴、批评,开展学术上的交流探索,对拓展国内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国际视野,开展党史学科的对话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机构与团体

日本史学界向有厚古薄今之传统,直到1950年代,中国古代史、日本古代史都作为“真学问”为史家所乐道,近代史研究并未进入学者的“法眼”,学者多以为近代史不是什么学问。在困难的环境下,野泽丰、池田诚、竹内实等老一辈学者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路,成为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近现代史逐渐成为日本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在国立大学通识教育和专业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数十年来,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从无到有,形成了稳定的学术队伍、高水平的研究团体,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为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做出了贡献。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丰硕,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始终关注中国学界动态,吸收和借鉴中国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研究视角、问题和方法,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日本学术划分与中国不同,日本史就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几个阶段,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内容很广泛,有: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部分,为叙述方便,这里统称为中国近现代史。日本老一辈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多因钦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了不起的事件。他们从阅读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而逐步走上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道路。1960年代初,东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积极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认为条约会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走向灭亡。参加反对安保条约斗争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此关注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学习中文,阅读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人的著作,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与研究,在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骨干。

由于最早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多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由敬佩、感兴趣而开始研究的,对中国持友好的情感,他们非常关注中国学界的研究动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他们通过订阅中国学术刊物、参与民间交流等方式,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动态和基本观点,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影响着日本学者的研究,很多问题是中日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根据地、敌后抗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受“左”的错误影响,片面强调历史研究的政治服务功能,“影射”史学泛滥,中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本等同于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对中国国民党史、中间党派史、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开始突破“左”的束缚,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给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极大影响。日本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由过去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扩展到近现代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民俗等全方位等各个领域,他们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断裂与继承、国民党训政与中国近代化、近代中国城市形成与发展、近代农村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标志性成果有:200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8卷本系列研究丛书《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2004年青木书店出版的7卷本著作《中国的20世纪》、2008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4卷本丛书《20世纪中国史》、2010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毛里和子主编的8册《丛书中国的问题群》等,这些著作是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的集体成果,它们全面地研究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农村的变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站在更广阔的学术角度上,运用新史料,全面研究了近代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代表日本学者最高研究水平。同时,日本学者也不断发掘中国共产党史的新资料,深化研究。京都大学副教授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大阪大学田中仁教授《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等,都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力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深入挖掘、考证国内外第一手资料,对已成定式的问题提出质疑,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受到中国学界的称赞。

第二,继承传统的治史方法,重视考据、考证,将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与缜密的论证相结合,得出令人信服的观点。日本学者治学态度严谨,遵守学术规范,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考证,做到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从不空发议论,更不以论代史。翻阅日本学者的论文、著作,就会发现,其索引、参考资料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每一句话都有出处。1989年初,笔者到日本访学时,导师安井三吉教授对我当年在东京大学求学时,老师就告诉他,所有引用资料、他人观点,哪怕是一句话都要注明出处数十年来,导师安井三吉教授就是以这样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历史研究的。1998,笔者翻译出版了导师所著《卢沟桥事件》,遵照导师指示将书寄赠给国内学界同行,他们无不惊叹《卢沟桥事件》资料之翔实、全面、细致。记得1990年春,日本历史学会年会在东京召开,利用这个机会,安井老师带着我一起到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老师一方面向我介绍战史研究室资料的利用、查找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借阅、核对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的相关地图、资料等,其实那些资料早已正式出版了。老师说,虽然现在有许多资料集出版了,但是,如果能看到最原始的资料,还是要亲自核实一下为好。安井三吉教授对资料使用的慎重和仔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0年代初,日本著名学者、被称为“毛泽东研究第一人”的竹内实先生主编了10卷本《毛泽东集》、9卷本《毛泽东集补卷》以及别卷,共20卷著作集。该资料集收录的全部为毛泽东文章发表时的样态,没有经过任何标点、删改,并各页注明1952年中国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做了哪些删改,这套资料得到了日本国内外学界的好评。200111月,日本成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将保存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大量档案文件进行数字化处理,已经公开图像达1400多万个,使各国读者可以轻松地在网络上查找到自明治维新至日本战败的重要资料,其中许多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为深化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第三,重视跨学科、跨地域的横向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态势。如上所述,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学者已经逐渐淡出学界,他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也都年逾古稀,离开了教学研究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的主力。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中青年学者从学习中文和中国近现代史开始,多有机会到中国留学,有比较好的汉语应用能力,可以熟练地使用中文资料,与中国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各方面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日本政府既把中国作为合作对象,又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是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必要前提。为此,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发挥近代史学者的作用,世纪之交,日本文部省以项目研究的方式资助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期待为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1996-1998年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经费特定地域研究项目“中国的构造变动”启动,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教授牵头,日本近70名近代史学者参加了该项研究。经过3年努力,学者们写成了8卷本《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丛书,2000年该丛书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这套丛书研究涉及中国大国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社会、环境、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这套丛书成为日本许多大学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新世纪日本文部省又启动了新的、更大的研究中国项目,计划以5年的时间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这项研究以东京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为主,关西地区的京都大学等也参与其中。为确实了解当代中国,项目不仅邀请日本学者参加,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研究,以全面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弄清历史分歧所在,2006年末根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议,中日开始了共同历史研究,双方各由10名委员组成,分为古代、近代两个组进行研究。2009年末中日两国发表了共同研究报告。201410月,《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两卷本已经有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了解中日学者的分歧所在,增进交流有重要意义,为加强两国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学界更加注重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开展研究。各个大学也纷纷成立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如:京都大学成立了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班,2010年该研究班出版了集体研究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虽然名为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但是,其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清末一直到现在,研究内容涉及中国政治、外交、文化、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等各个方面。大阪大学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论坛,定期开展研讨活动,参加论坛不仅有中国近代史学者,还包括研究世界史、中国文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专家。日本的各个大学、研究者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打破原有的地域、研究视域等界限,力图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研究中国。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留学日本。他们在日本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不少人留在日本大学任教。他们利用日本丰富的史料资源、发挥得天独厚的语言、熟悉两国国情等优势,活跃在中国两国学者之间,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生力军,还致力于中日两国学者间的交流。2003年在日本的中国教授、研究员组成了“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协会性的组织)”。该团体每年组织数次沙龙会议,还要组织年会和学术报告会。目前已经有100多名教授、研究员参加(均为名符其实的教授,副教授无资格参加)。参加“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的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经济、理工科等方面研究者,旨在促进在日本的中国学者以及中日学者间的交流、经济文化交流。他们关注中国现实发展需要,曾经研究中国的“西部经济开发”、“高速铁路建设”等问题。20109月,“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的部分成员与日本教授一起到中国的西藏等地考察,用亲眼所见,向日本学界和民众介绍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戳穿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污蔑。在日本的中国学者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主力,也是中日学术交流的积极推动者。

日本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方法、路径、成果等方面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是,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他们过度地关注细节,缺乏对事物总体态势的观察和把握,不善于分析具体问题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等缺陷。虽然日本学者声称他们的站在纯粹“客观”、“学术”的立场上研究问题,完全不受政治干预,研究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其实,他们的研究中不免带有“日本式”思维特征,对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国情和发展趋势观察难免失准,甚至将枝节末叶视为主流,导致研究失准。这在8卷本的《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中国与世界》丛书、《丛书中国的问题群》等著作中都有所反映。

  日本的学术团体与学术活动

日本的大学专业和学科设计与中国不同,一般大学的史学研究科都设在文学部(相当于中国大学的学院)内,日本许多知名的国立大学文科都是从文学部、经济学部、法学部开始的。除京都的佛教大学外,各个大学都不单独设立历史学部,历史教学研究属于文学部的一部分。在综合大学文学部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中,一般设三个专业方向:日本史、东洋史、世界史。日本史是重点,教师数量一般占历史教师的一半以上。由于各个大学从事历史研究教师的专业方向差别很大,与校外同行的交流就很重要,各历史研究会就承担起沟通学者、交流学术信息的作用。

日本有许多研究历史的学会,研究领域涉及日本史、世界史、古代史、近现代史等各个方面。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有东京和关西两个名称相同的研究会。以我熟悉的关西地区为主的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为例做一简单介绍。关西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是一个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自发的、民间性学术团体,研究会是开放性的,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部分社会人士只要缴纳会费,参加研究会的活动,就是会员。该会成立于1969年秋,开始是以读书会的形式出现,1980年起发行刊物内部刊物《中国现代史通讯》。1997年开始公开发行学术刊物《现代中国研究》,每年2期,目前会员已经发展到200多人。研究会成立后,先后出版共同研究成果:《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近现代关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二十世纪中国与日本》等书。

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员以关西地区学者为主,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有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会员遍布北海道、鹿儿岛、山口县、名古屋等地。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研究领域涉及涉猎内容广泛,包括近现代及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会为纯民间组织,运营主要靠会员缴纳会费、年轻教师学生的无偿服务来维持。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每月举行一次例会,此外,每年还要集中召开为期2天的年会,采用“合宿”的形式,即集中研讨。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与国外学界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年会,一般都会邀请中国知名学者来做报告。在每月的例会上,研究会也会抓住一切机会,了解中国学界的最新研究状况。我几次来日本都无一例外地被“抓差”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例会上做主题发言。

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选题有很多特点。1990年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曾多次围绕中国单位问题进行讨论。众所周知,日文是在学习中国汉字基础上创立的,但是,日文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有许多日文汉字与中国汉字意思不同。“单位”一词,现代汉语中指的是工作场所,而日本“单位”指的是学分。当时,有位中国学者写了一篇关于单位问题的文章,引发了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兴趣,他们对中国各个企事业单位承担那么多社会化功能颇感费解。

日本全国性的历史研究团体是“日本历史学会”。日本历史学会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年会。历史学会年会有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和晚上自由参加的学术沙龙。日本所有的学术会议都安排在周六、日举行,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参会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在日本研究会发言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每个发言的人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发言,不允许拖沓,以流出更多的时间交流。在日本这个论资排辈的社会里,唯有学术会议上年轻人发言受到鼓励的,可以畅所欲言,不只是单纯的洗耳恭听。在自由讨论阶段,发言者完全打破资历、年龄的限制,年轻人可以第一个发言。正式会议后的恳亲(聚餐),则是必备“节目”,是正式会议的延伸。恳亲会全部实行AA制。在恳亲会上,大家海阔天空,相互争论、彼此启发、开阔思路、激发灵感;不太熟悉的人在恳亲会上很快就能成为朋友。甚至平日在老师前面大气不敢出的学生,也可以借着酒劲儿跟老师开上句玩笑。我觉得恳亲会,是了解日本学术圈、日本文化、日本风俗的有效途径。通过恳亲会,我结识不少日本同行,包括学界大腕儿。

日本的各类历史研究会的会长都由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和威望者担任,但是,在观念上大家也不会将会长作为领导来看待。19958月,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的导师安井三吉教授受邀前来参加会议。作为当时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安井三吉教授在开幕和闭幕式等重要场合,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就坐,以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身份致辞。会后安井老师开玩笑似对我说在日本我只是个普通研究者,到中国我一下子成为会长了。那次会议地点在昌平,会议组织者得知安井老师没有去过十三陵,特意备了车,准备在小组讨论时带老师去参观。安井老师婉言谢绝,他说要参加小组讨论,回国后还要向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同行介绍会议的情况。老师参加学术会议的认真态度,让会议组织者深为钦佩。

日本学术会议从筹备到召开都会尽量节约开支,会场布置简朴、严肃,会议名称和发言人、评论人都写在白纸上。最初我看到白纸黑字的横幅,发言人、评论人姓名觉得怪怪的。我曾经悄悄地跟导师说:看到那白底黑字的大横幅,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或者突发了什么不测之事。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这就是日本的学术讨论会,绝对没有中国的红色横幅那样热烈、喜兴。日本的学术讨论会是开放性质的,普通大学生、研究生、社会人士,一切有兴趣者都可以参加。参会者也不必人人撰写论文,这与中国的学术讨论会不同。

日本国立大学教师6365岁退休,私立大学老师一般70岁退休。大学老师从学校退休后,就不能再号称自己是某某大学的教授了,所有学术活动都属于个人行为,与原工作单位没有关系。各个大学会向为本校发展做出贡献的教授们授予名誉教授的称号,日本的名誉教授是指退休教授。在教授即将退休之际,学校会为教授安排“最终讲义”(“最后一课”),其实就是纪念讲演。那天老师曾经授业的弟子,无论毕业时间早晚、年龄长幼都可以来学校聆听恩师的“最后一课”。我听过大阪大学西村成雄教授的“最后一课”,听众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老师讲完以后,学生开始发言,回忆曾经得到的教益,表示终生不忘师恩。讲课结束后,学生们会向老师献上鲜花,与老师合影留念,场面温馨感人。看着被被鲜花、笑声簇拥着的老师,每个人都能感到做老师的幸福和骄傲。

有人说日本人是“工作狂”。的确,很多人如果不工作就不知所措,人生似乎也失去了意义。日本的平均寿命在世界是名列前茅,对许多日本人来说,60岁、70岁,生活才刚刚开始,退休后的教授们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以名誉教授的身份参与各种学术研究会的活动,有的还会在一些民间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担任职务,在学术研究领地耕耘、收获,享受工作的快乐。安井三吉教授退休后,在神户孙中山纪念馆做馆长,还在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做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关西日中关西史学会会长。所有这些职务都是义务性的,没有任何报酬,但是安井老师乐此不疲。我每次去日本,安井老师都会热心地推荐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有时还安排我在会上发言。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退休后,仍然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关注中国学界动态。20135月,安井老师所担任会长的关西日中关西史学会举行春季例会,请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原驻沈阳总领事松本盛雄“全国人大会召开后的中国与日中关系”的报告。松本作为“知华派”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中日双边对两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历史、文化上有紧密的关系,对亚太地位和世界和平稳定负有责任,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是唯一选择。他提出,中日应该增加信赖、扩大青少年交流、推进经济合作、构筑避免冲突的机制、在地区合作、稳定方面加强合作、发挥政治领导作用。退休教授们不仅自己继续在学术研究领地辛勤耕耘,而且用自己毕生研究的心得、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贡献力量,做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日本的国立大学改革与大学教育

日本近代化发展中,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大学教育可以说更是居功至伟。日本大学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其中国立大学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在名牌大学中,国立大学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战前的“七帝大”更是国立大学中的佼佼者。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各类政府奖项获得者、科学研究奖获得者基本都来自国立大学。可以说,国立大学代表着日本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国立大学的老师拥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名符其实端的是“铁饭碗”,其身份令人尊敬和羡慕。

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国立大学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开始机构“改革”,国立大学也被纳入改革范畴。2003日本政府决定:将国立大学变为独立行政法人,以实现大学的学校经营与教学一体化,同年716日,通过《国立大学法人法》2004年起各个国立大学改名为“国立大学法人”,不再受文部省的直接管辖。这意味着大学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教育教学方面更加灵活。但是,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国家不再全部负担国立大学经费,2004年起,文部省拨给各国立大学的资金以每年1%速度递减,意味着十年来国家给大学的办学经费已经下降了10%,这使得本不善于筹措资金的国立大学不得不放下身段,想办法广开财路,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同时,大学在管理体制、运营模式、社会联络等方面遇到许多新问题。

在改革中,日本国立大学强调培养学生具备批判精神、具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团队领导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具有扎实的综合基础,有持续的学术经验、创造力和构想力的人才,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国立大学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以实现“质”的转换。

日本大学的教学分为本科(学部生)、研究生(院生)及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几个部分。各大学都设立人文、社会、语言(除英语外的第二外语)、理科等通识性课程,本科生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要取得这些课程中相应的学分。国立大学还曾经专门设立教养学部,相当于中国大学的基础学部,这个学部课程门类齐全,学生除学习专业基础课外,必须修满通识性课程学分才能毕业,学生一般都在一年级时修满通识课学分,个别学生一年级未修满可以在二年级继续上。通识性课程学生的选课空间比较大,只要选够人文、语言、理科等相应课程,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学分,每类课程都有许多门课,如历史类就有日本史、世界史(根据教师的专业又可以分成不同的国别史课)、东洋史等,学生只要选修历史课中的任意一门就可以。教养学部不招生专业本科生,只与其他学部共同招收研究生。通识课没有统一教材,一般是几个大学自己编写适合的教材,教学过程比较灵活和自主。笔者曾经在日本近代史的通识课上介绍过中国大学的历史教学情况。

国立大学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化以后,强调专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多改变了名称,有的改为国际文化学部并开始招收本学部的本科生,有的改为大学教育实践中心。此外,原来的教育学部基本都改成人间发达学部(人的发展学部),教育学研究的范围也从单纯的学校教育,扩展到终生教育,包括幼儿园教育、成人教育、老人服务、特殊群体(弱者、残疾人)的教育等,以不断适应日本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的需要。

日本大学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日本的各类大学,除本科生教学有的是大课堂教学外,部分本科生以及所有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都讨论方式上课,讨论发言的主角是学生。主讲学生发言后,其他学生提问、讨论,老师做最后总结。日本大学教学除外语等基础课外,专业课没有统一教材。学期伊始,老师会根据课程内容和学术界最新成果布置系列参考书目,每学期老师会根据课程内容印发一些参考资料给学生,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反映到教学中。

在研究生讨论课上,老师事先会安排讨论题目,让学生分头准备,课上主讲的是学生。日本大学本课、研究生的课程名称虽然基本固定,但是,每个学期使用教学参考书却不尽相同,老师总是将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推荐给学生,便于学生了解本研究领域的最新观点。有一次我去大阪大学访问研究,给合作教授一本我最新主编的书,教授在征得我的同意,专门安排一次对我的书的讨论课。研究生每月要撰写读书报告,提交学期论文,取得相应学分,最后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学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言,除归纳作者的观点外,还要查找相关资料论证,提出自己的疑问。讨论中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或者疑问,意味着没有独立的思考。这种讨论课非常能锻炼学生归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正式上课外,文科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读书会,笔者参加过博士生的读书会,每两周一次。学生找来最新出版的书籍作为读书会用书,自己组织研讨,其认真程度绝不亚于正式上课。

在各日本大学还有一批“白发族”研究生,他们一般是退休的中学老师,因为对某个问题感兴趣,希望继续学习、深造,退休后参加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后成为正式学生。他们几十年后重新步入校园,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学习专心致志,基本上年龄都比导师大。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年龄大而有丝毫特殊。见到老师主动问候、行礼,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研究任务,参加导师组织的各种研讨活动,履行学生的职责和义务。可能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每遇到这些“老学生”称我“先生”(老师)时,我也不由自主地称他们为“先生”,他们会马上说不好意思,我不是“先生”,我是这里的学生。每当见到这些勤奋、认真的“白发族”,都不免心生敬意。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本的大学都非常注重国际交流,学校、学部都有负责国际交流的机构或者专职工作人员。由于日本近年来“少子化”的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人数在下降,有的私立大学甚至到了要关门的境地。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大量吸纳外国留学生,福田康夫任日本首相期间,提出了接纳30万留学生的计划,并计划2025年将留学生人数增加100万人。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不仅要大量吸纳留学生,还要为外国留学生在日本就业创造条件。现在各个大学的留学生数量都在增加,中国留学生已经占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201011月,在大阪大学留学日本说明会上,看到了上百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的扩大,也是日本学界更加重视当代中国的原因之一吧。

日本大学教师收入可能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但是,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尊重教师、尊重人才的氛围,社会地位很高。在日本的大学里,行政机构(类似中国大学中的机关)为教学、教授服务的意识非常强。只有真正从事教学的老师才能称为“先生”,行政教辅人员一律以“さん”相称。有时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称教学管理人员为“先生”时,他们总是诚惶诚恐地告诉我,他不是“先生”,是教学辅助人员。每次到办公室,教辅人员总是放下手中的事情,耐心地解答问题,总是让我感慨不已。

在讲求礼仪、上下尊卑的日本社会,师生之间、高年级与低年级同学之间都有明显的上下关系,学生见到老师要主动向老师行礼、问好,与老师走在同一方向,绝不敢走在老师前面,更不可能跟老师随意玩笑,低年级同学总是尊高年级的同学为“先辈”。广岛大学一位研究日本史的老教授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日语不好,学习比较困难。老师教导他,既然来到日本读书,首先要学好日语,平时要说日语,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不久这位教授要到中国访问,中国留学生得知后就对教授说:你到中国去,一定要学好中文。这位教授说,当时他被气得都快长出犄角来了,教书几十年,还从来没有学生敢以这样的口吻和老师说话,学生怎么能教训老师呢?我想这位学生绝对没有恶意,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幽默成分,这可能是当代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吧。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优秀传统文化也作为“四旧”被彻底批判,现在虽然在努力倡导包括礼仪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文化、观念的恢复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协调。有句话叫做:入乡随俗,既然到了日本,就要注意尊重日本礼仪、规范,才能更好地与日本老师、学生沟通。也许这位中国留学生将来学成以后,就会对日本文化、日本的师生关系、社会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再不会闹出让老师气得头上长角的事情来了。

                 周到、便捷的日本图书资料系统

凡到过日本的中国学者无不感叹日本图书馆、资料馆利用之方便、快捷。日本有许多图书馆、资料馆,有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访问研究所战史室(图书馆)等政府所属图书馆,各个县、市有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大学的图书馆一般由综合图书馆(总馆)、学部图书馆(分馆)组成。老师、在校学生、国外研究员等凭学校图书证,可以使用综合图书馆以及各分馆的图书资料。我每次到日本访学,都会到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办理一个临时借书卡,临时借书卡根据逗留的时间长短决定使用期限。日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除一般图书外,都有贵重图书室。在国学院大学的贵重图书室,我就看到了100多年前日本人手绘的台湾地图、人种分布图、伦敦海军会议的原始记录、《四库全书》誊写本等珍贵资料。贵重图书室,需要单独的登记手续,并说明具体要查阅的资料方可进入。

各大学图书馆之间、大学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资料馆之间都实行了馆际借阅,读者可以在本校图书馆借阅全国各图书馆的资料。大学的图书馆全部实行开架阅览,读者在网上查找到书目后,可以随时到书库去取自己需要的图书,到柜台办理借阅手续。图书馆的书库是不允许带书包进入的,在书库门口设有存包柜,用10日元硬币可以使用存包柜,取包的时候,硬币自动退给读者。大学图书馆也外借收藏的早年的杂志,这些杂志允许复印,我曾复印了《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上个世纪重要的杂志。

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要经常到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等地方查阅资料。日本的资料馆、图书馆的借阅手续非常简便,读者只要做个简单的登记,立即就可以借阅所藏资料。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为例,读者只要在相当于国内传达室的地方填写一张表格,上书姓名、地址、职业、到达时间等就可以到图书馆内查阅资料,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介绍信之类的材料。从图书馆退出时候,再将表格交给传达室即可。这些资料馆、图书馆是不允许带包进去的。楼道里有一个硬币免费存包处,存包的时候要投入100日元硬币锁上,取包开锁的时候硬币自动退还。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图书馆)藏有许多关于战争的资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将校家属捐赠的。资料上都标出:所捐资料的只为读者研究使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是闭架借阅,资料不外借。读者要在卡片箱中查找所需资料的编号,填写索书单交给工作人员取去资料,便可在图书馆阅览室内阅览。防卫省图书馆的资料有原始的,也有后来誊写的。在防卫省图书馆,我曾经看到当年参加湖南会战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在战争间隙用毛笔写的汉诗,字和诗写得都算漂亮。日军司令官有这么高的汉学水平,让我很是吃惊。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原件,不允许复印。防卫省图书馆内的部分资料是可以复印的,当然,只能在防卫省图书馆复印。复印很方便,图书馆备有专门用于申请复印的纸张,上面标有资料的编号、资料名称、复印范围、复印方法、复印用纸、复印尺寸等。图书馆还备好了复印用小条,有黄、蓝、粉三种颜色。黄色的表示只复印本页,如果连续复印,就要用蓝色和粉色条了,蓝色代表从这页开始,粉色代表到这里结束,充分保证了复印的效率和准确。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复印资料,一般需要一周时间。图书馆负责将复印好的资料邮寄到日本的国内外。日本的服务是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资料馆的服务也是如此,工作人员良好的专业素养、耐心细致的解答,使图书、资料的效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日本的图书馆早已实行了数字化管理,而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已经将近代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等与亚洲各国相关的文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已经录入有近30万件,资料主要来源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读者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随时使用这个网站的资料,方便了各国近代史研究者利用。各个大学的图书馆也分别将战前《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重要刊物电子录入,可以在大学校园内查阅、下载,非常方便。

日本的一些大学校园面积小,图书馆面积有限。图书馆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方面费劲心机,书库早已使用了节约空间的电动活动书架。为了进一步节省空间和时间,有的图书馆还借助电脑,利用体积比较小的机器人查找、收藏书籍,空间的使用率达到极致。

现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多如牛毛,除大部头著作外,各家出版社的17x11厘米类似口袋书的小开本出版的 “新书”系列,很有特色。岩波、讲谈社、中央公论社、文艺春秋等各著名的出版社都出版这种“新书”。“新书”字数不多,价格低廉一般一本书在1000日元以内。系列“新书”的作者许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如井上清、贝冢茂树、丸山真男、今井清一、藤原彰等等。有的书由于社会影响大,几十年以后还以“新书”的名义不断再版。如:1963年岩波新书出版井上清的《日本历史》共三卷后,多次再版,2009年又出新版本。1964年贝冢茂树的《中国历史》上中下三卷后, 2007年还是岩波“新书”系列的重要图书。2006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岩波新书的历史》一书,回顾了1938年 “新书”系列出版以来的历史,收录了2500本岩波新书的目录,成为了解岩波新书的工具书。

总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已经从被人质疑的“非学问”登上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日本各阶层都希望了解中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日本学者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其方法、观点有中国学者有很大不同,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当然,现在中青年学者与老一代学者研究中国时的心境大不相同,对中国的敬佩可能有所减弱,其中还有一些人迎合日本政府的需要,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反映了现实中日关系的状况。中日学者在研究上各有所长,应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在可能的范围内开展合作研究,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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